谁能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呢？周小舟等三人都有火气。
  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
  李锐说话带着气：“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比较冷静：“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
  “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黄克诚劝他们说。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问道。
  “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说道，“有意见还是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
  周小舟平静了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三人正准备走时，恰遇彭德怀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彭总，我们离右派只三十公里了。”周小舟对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彭德怀说道。
  李锐觉得不太好，示意周小舟走，说天晚了。
  周惠一般比较谨慎，什么话也没说。
  随即，他们三人起身出来，各自归去。
  正巧，他们出门时，被人遇见了。后未，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7　月20　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大家的发言开始集中对彭德怀的信提出批评，火力大大加强了。会议开始转入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等的斗争阶段。有人称为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等人只有作检讨的份了。
  当天，黄克诚作了检讨，谈到19　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自己只认为彭德怀的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7　月30　日一早，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去谈话。
  毛泽东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历史问题，说了解黄克诚的历史情况等等。
  “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　团’时，有人要打我，　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
  上什么父子关系。”黄克诚表示不满。
  “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用手指弹了弹烟灰。
  “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黄克诚又说。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在东北战场四平保卫战的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曾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毛泽东盯着黄克诚问道。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黄克诚毫无惧色，“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碍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毛泽东笑了笑说。
  周小舟、周惠、李锐异口同声他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讲出来，说完讲透。”毛泽东说道。
  “‘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澄清。”周小舟等又说。
  “可能是有点误会。”毛泽东扫视了一下他们四人，又说，“我和你们几个湖南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小舟有隔阂！”接着，毛泽东又把话题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样等。他要周小舟“不远而复”。
  毛泽东谈遵义会议，显然是要黄克诚等人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
  结果，黄克诚的表现使毛泽东失望了。
  这次谈话，尽管毛泽东对黄克诚的指责颇重，但空气并不紧张。黄克诚说话感到没有压力。甚至，黄克诚还有点轻松感，终于有个机会，把话直接跟毛泽东说了。
  7　月31　日和8　月1　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同时还指定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
  中午没有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
  整个会议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斗争，苏联教训，等等。
  这个会议是算彭德怀的总帐。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许多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还批判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德怀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泽东说：你们这次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地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
  会后，毛泽东把黄克诚等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别再受彭德怀的影响。
  8　月2　日，中央全会召开。
  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接着，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在批斗中最为积极，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毛泽东。
  林彪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他是7　月23　日后上山来的，是毛泽东搬来的主要“救兵”，已决定让他接掌国防部。林彪批斗也越来越积极。
  开始，黄克诚态度还是很强硬。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黄克诚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便尽可能多听少说，少争论。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人两次找黄克诚谈话。他以帮助黄克诚摆脱困境的善意，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是，人们总以为黄克诚是彭德怀的亲信，应该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黄克诚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他交代彭德怀的问题。
  一次，彭德怀在碰巧没有别人在跟前时，劝黄克诚别那么紧张。
  黄克诚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
  彭德怀还劝黄克诚别太悲观，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8　月10　日，小组追问黄克诚7　月23　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他那里到底谈论了什么。
  这时，李锐被分到黄克诚这一组。黄克诚误以为那天的情况已被揭露，再加上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便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
  “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由此得到了证实。
  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威望极高。到这时，原来那些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黄克诚等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毛泽东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还对黄克诚等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此时，他完全认定黄克诚等是个“反党集团”，确认彭、黄等人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
  政治局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
  黄克诚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不断地追逼围攻下，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帽子。
  此后，等到冷静下来，黄克诚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
  黄克诚一想起此事，心里就非常痛苦。
  8　月16　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8　月1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
  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庐山会议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形势。过火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山下并发展到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由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错误。
  庐山，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又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而名扬中外，载入史册。
  在军事系统，为了深人讨论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清除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央军委在全会尚未结束以前，就发出通知，决定8月18　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8　月18　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北京。军委第一次大会，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到会者有两千多人。
  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被批判。对中央决议，他们只能认帐。对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进行答辩。
  会场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了。于是，会议主持者决定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分成两个会场批斗。
  批斗黄克诚的会场设在紫光阁。
  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黄克诚关系多的人，要他们揭发批判。
  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黄克诚是“怕死鬼”，那个说他是“杀人犯”。
  对此，黄克诚能够理解。他明白，除非个别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忽然，吴法宪提出了所谓黄金问题：“黄克诚曾经贪污大量黄金！”
  这样一来，会场上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
  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这回一下子似乎成了大贪污犯。
  原来，所谓的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远征东北，当然得带许多钱。但是，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离开根据地就成为废纸。于是，大军出发前，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一部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之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师部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黄克诚征得组织同意后，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当时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手中。翁徐文请示黄克诚如何处理。黄克诚当时已经得知中央任命其为湖南省委书记，他想，湖南革命烈士很多，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黄克诚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