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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告诉他，我在本子上写的全是诗。不信你到地下室去拿我的本子来看吧。全是诗。什么都没有。他又笑了一声，说：看过了。
  写的什么玩意儿，全都看不懂。我也笑了一下，说那根本不是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他受了这句话的刺激，突然又暴怒起来，拍着桌子骂了句粗话，然后说：你小子不识抬举。你是不是又叫我把你铐起来？
  “后来我又跟他说，我刚刚从贵州来，诗人是在大地上四处游走的人。我到了北京，是因为我喜欢北京。我喜欢住在地下室里写诗。这是我的爱好。我没有危害哪一个人。我更没有危害社会。凭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这时有个人在外头喊他接电话。他出去了，就在隔壁。我听见他接电话时很大声音说话，很不耐烦。打完电话他没有马上过来。我听见他在隔壁跟一位女同事聊天。他说到了我，说他*的还是什么诗人，招待所的人说他整天鬼头鬼脑的。那女同事问：诗人？叫什么名字？我喜欢读诗呀。他说了我的诗名。那女的声音很高地说：呀，你抓了他啊。他真的是诗人呀。然后那女警察跟着他过来看我了。女警察说你真的是哑马？我点点头说：是。女警察说：我读过你的诗。我还把你的诗剪下来贴在我的本子上了。你的诗写的真好。那年轻的片警听了我跟他的同事聊天，笑了一声，说：如果这只是一场误会，那我本人向你道歉。不过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认为你很不正常，他们对你很怀疑。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治安是压顶的大事。所以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找你调查情况。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你写个情况，签个名，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他说得这么轻松：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他没有觉得侮辱人格才是犯罪。他侮辱了我，伤害了我，用手铐来对付我，却这么轻松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当然要走。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确实是受够了痛苦和某种程度的绝望。那位女警察一直送我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她跟我解释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有时候，好人坏人并不是一眼能够分辨清楚的。在北京，任何一个行为怪异的人都会受到置疑。北京的老百姓警惕性是很高的，但有时候也有些过敏。她一边跟我解释一边送我出门。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她坚持这么做。她脸上挂着和善的笑意。她也是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留着马尾辫，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她跟我说，她是诗歌爱好者。有时自己也写一点诗，但是写得不像话。她不敢投稿，只是写给自己看。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她和她的同事，一个爱诗，一个不读诗，于是人性就成了两种样子。诗歌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并且有情感的温度。我在这个小小的派出所里见证了诗歌的无用，也见证了诗歌的伟大。”
  哑马的目光一下子仿佛深邃起来。他咽了口口水，接着又喝了小半瓶啤酒。他喝了啤酒，确实谈兴甚好。
  “……流浪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开始的，预示着今后日子的艰难。一个身份不确定的人是很难在这个社会混下去的。虽然我认为我的身份是明确的：我是诗人。但是那些‘正常’的人不这样确认。那些不读诗的人通常会排斥你的身份。他们只对两种身份顶礼膜拜：有权的或有钱的。他们对自己感到自卑，可是对我却十分傲慢。任何人都觉得可以在我之上，可以俯视，也可以蔑视。不是吗，老兄？
  “我从那个招待所里出来了。我不能再在那个地方住下去。我不能忍受那些服务员的钉子样的刺人的目光。另外的原因是：我口袋里已所剩无几。我节衣缩食，一分钱掰做两分钱花，但是我也快把钱花完了。在这期间，我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我告诉我父亲，我现在在北京。北京很好，我也很好。我没有提钱的事。我提着旅行包，一个人在胡同里乱走。我想我要去哪里呢？我想我应当找一位诗友，先吃一顿好饭，然后再商量下一步的打算。我坐在街沿上，从包里翻出了通讯簿。我记得上次开青春诗会的时候有几个北京的诗人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翻到了吕盛的名字。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家伙是诗人兼画家。他开了家小画廊，就在紫竹院附近。我记得他是一个爱喝酒的有水泊梁山味的家伙，身上有股‘大哥’气质。
  “他那天正好在他的小画廊里。很小很小的画廊，专门卖油画。他正穿着一件T恤在那里叮叮哐哐地钉画框，就他一个人。他看见我来了很高兴。那个年头，诗人见了诗人都很高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比方我见到了你老兄。我们凭《国际歌》找到同志。
  “他请我在胡同口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涮羊肉。我们喝了整整一下午的啤酒。我跟他说了我的经历，包括小朱老师的事。我告诉他，我口袋里已没有几个盘缠了。吕盛笑呵呵地说：你到我这里来还用得着什么盘缠？兄弟，我的就是你的。你愿意在我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你在我这里，不会有派出所的人来找你麻烦。我跟我们这儿的片警铁得很。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那些胡同老太太也不敢管我的事，我在紫竹院这一带可是混出了名头的。住嘛，你也可以住在我家里，也可以住在这个小店里。随你的便。但我希望你住在我家里，我们可以聊天，喝啤酒，谈诗歌，谈女人。
  “诗人就是这么豪放，互相温暖。四海之内，诗人皆兄弟。我刚刚被北京搞坏的情绪顿时好了起来。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伏，有黑暗又有光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也是住在老胡同里。很长的胡同，灰色的平静的胡同。那是生活的颜色和质感。他就住在四合院内，有五六户人家，人人都听得见彼此生活的杂七杂八的声音。门口总有人穿进穿出，也总有老大爷老太太坐着聊天，有一句没一句。四合院光线暗暗的，但是颜色一团混乱。这正是生活本身。混乱，但暗藏着秩序。我倒是很喜欢这种氛围。我感到我是属于它的。很多东西我是从上往下看，但这种生活氛围我反而是平视的。我凝视它就像是凝视镜子里的自己。
  “吕盛的画廊生意并不好。那年头，人们对美术作品跟对诗歌一样，缺乏兴趣，而且也不懂。人们开始羡慕个体户能挣大钱了。在北京，人们羡慕的是有背景和靠山的人，他们能弄到很多指标和红头文件。有些人被称为‘倒爷’。吕盛也是个体户，但他是那种不能挣钱的个体户。吕盛的画其实画得相当好。他没有进过正规美术学院，没有接受过严谨的科班训练。他画不好写实的东西，所以他扬长避短，他画抽象画。他天生对色彩和构成有一种了不起的把握能力。他用直觉指导自己完成创作。他画的东西非常独特。他的作品摆在那里绝不会同别人的东西混淆。他的油画语言永远属于他自己。他在画廊里给我看了他的许多画。我发现他粗糙的外表下躲藏了一颗细腻而感伤的心灵。这是从他的作品里反映出来的。他喜欢大块大块地使用忧郁的蓝色，形成一种伤怀的调子。
  “没有人买他的画。也几乎没有人买他代理的画家的画。只有人在他的画廊里买那些绘画工具和颜料，或者画框。
  “他在不画画的时候写诗。很多诗都是为他的画作而写的。如果不看他的画，你不会明白他写的是什么。那蓝色在眼波里
  湖水在天上
  我穿过胡同的晚风
  在酒杯里夜泊
  “这就是他的诗。老兄，你也是诗人，你不觉得吕盛的诗写得很好吗？但是你若看了他的画，你会觉得更好。他是天才。我可以这样肯定。
  “他虽然开画廊，但他是潦倒的人。不过他很快乐。他气质里的忧郁隐藏得很深，平时他倒是个乐观的人。他在一辆破单车的后架上搭一箱啤酒回家，在胡同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看见屋檐顶上的鸽子了。我们聊天一聊就聊一通宵。什么都谈，尤其是诗歌和女人。他倒是很少谈绘画。我给他看了我在地下室写的诗。他赞扬备至。他说兄弟，你这些诗不要随便带着跑，万一弄丢了不是你一个人的损失，是我们中国诗坛的损失。你把它保存在我这里。你放心。将来你安定下来，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信，我就把它寄还给你。最好是我在北京找一家出版社，争取给你出版。多么好的诗啊。纯粹、干净、透明！你的诗让丢失的童贞又回到了我的身体之内。我在阅读中高尚、正直，像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人世的瞬间能够这样就心满意足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它。
  “接着，他问我长这么大泡过多少妞。我摇摇头，说，我只泡过小朱老师。他笑着说可惜可惜。然后他跟我谈他泡妞的经历。他喜欢泡美术学院的学生。他说学美术的女孩都很前卫，她们对性事很开放。‘要是她们肚子大了，’他说，‘绝不会像小朱老师那样缠着你非得要跟你结婚不可。她们不会的。’他说一到周末，他在美院的那些哥儿们就搞火柴晚会。什么叫火柴晚会？就是在一个大教室里聚会、跳舞，不要灯光，只把火柴划燃，短暂地照明。火柴熄灭了，教室里一片黑暗，男男女女抱成一团，贴着脸跳舞。‘你只要能进去，’他说，‘你就能带一个女孩出来。’他说那种氛围就是刺激人们寻找肉体的解放。太容易了，你把一个女孩睡了，你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来得及问一声。
  “他还说起他泡画廊对面一家干洗店的老板娘的故事。那是一位漂亮而风骚的少妇。他请她做模特，恭维她的美丽和身材。但这少妇是一位情场老手。她向他展示风情，却不投怀送抱。‘这就是女孩和少妇的区别。’吕盛说，‘这也是我更倾心于少妇的原因。征服她，让她背叛自己的丈夫，比征服不谙世事而又追求开放的女孩要更有趣。’他当然最后还是得手了。那个干洗店的老板娘跟了他两年，直到有一天被她的丈夫发现。‘之后就是一顿斗殴。那男人叫了两个帮手，拿了菜刀，要废了我。我随手拣了把钉画框的锤子。最后的结果是我挨了两刀，但他们三个人中有两个住进了医院。其中包括那个男人。’吕盛说着，给我看了他右手臂上的刀疤。
  “我跟他说我还是喜欢少女。我喜欢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纯真的时光。我讲了我到你们长沙去，喜欢那个腊味店的湘妹子的事情。我说我没有得手，但是我很满足。我只要天天能看到她我就满心欢喜。也许得手了我还没有这样高兴。爱情的属性是浪漫，而不是现实。我的意思是说，泡妞就在一个‘泡’字。我喜欢‘泡’的过程。
  “吕盛摇着头，说我的心智还停留在少男阶段。说我若是再成熟一点，回过头来看我现在的观念，会觉得幼稚无比。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们争论起来。当然我们的争论很友善。因为事实上，我们互相欣赏。即使我幼稚，那也是他曾经有过的，已经丢失了的；即使他成熟，那也是我不曾有过的，我总会有的。我们没有对错，没有是非。我们像两个钟摆，只是各自停留在不同的时间而已。”
  他问我不困倦吧。我说你说，我有兴致听。我又说还要不要几支啤酒。他当然要。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想不想晓得小朱老师的下文。
  “就在我坐在火车上往北走的时候，在我到了北京住在小招待所的地下室的时候，在我跟吕盛通宵聊天的时候，小朱老师住进了我父亲的家中。她见了我父亲就一口一个爹，就像一个真正的过了门的媳妇那样。不管我逃走与否，在家与否，她横竖认定了，这辈子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她对她的母亲和姐姐说：你们回去吧，我就在这里住下来了。我反正回到学校，他们也会把我开除。我就算是嫁到彭家了。我等他回来。我要把他的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不要我，也不能不要他的亲骨肉啊。
  “她真的就在我家住下来了。我父亲拿她也没办法。我父亲也是守旧的人，他并不排斥小朱老师。跳开我们父子关系来看，他认为她做得并不算错。所以他还是持接受的态度。
  “回过头来说我们那个中学。你晓得吧老兄，我们山区缺的就是师资。这下好，一下子走了两位年轻骨干教师，那简直像塌了屋角一样。学校里请示了县教育局。教育局说年轻人，犯点作风错误——他们认为这是作风错误，教育教育就可以了。一定要让他们回到岗位上来。县里师资缺口很大，大学生都不愿意到艰苦的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