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痴情的那种刺激本能和启人急智的力量他也失去了。在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心里燃烧着的那种火焰也稍稍能照亮我们的眼睛，向体外多少发射出一点能起作用的微光。马吕斯，却连恋情的那种悄悄的建议也全听不见了。他从来不作这样的打算：假使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呢？假使我这样去试试呢？他已不能再称为玉秀儿的她当然总还活在某个地方，却没有任何事物提醒马吕斯应当朝哪个方向去寻找。他现在的生活可以简括为这么一句话：自信心已完全丧失在一种穿不透的阴霾中了。他始终抱着和她再次相见的心愿，可是他已不再存这种希望。
  最不幸的是贫困又来临了。他感到这股冷气已紧紧靠在他身边，紧靠在他背后。在那些苦恼的时日里，长期以来，他早已中断了他的工作，而中断工作正是最危险不过的，这是一种习惯的消逝。容易丢弃而难于抓回的习惯。
  一定程度的梦想，正如适量的镇静剂，是好的。它可以使在工作中发烧、甚至发高烧的神智得到安息，并从精神上产生一种柔和清凉的气息来修整纯思想的粗糙形象，填补这儿那儿的漏洞和罅隙，连缀段落，并打磨想象的棱角。但过分的梦想能使人灭顶下沉。于精神工作的人而让自己完全从思想掉入梦想，必遭不幸！他自以为进得去便随时出得来，并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想错了！
  思想是智慧的活动，梦想是妄念的活动。以梦想代思想，便是把毒物和食物混为一谈。
  我们记得，马吕斯便是从这儿开始的。狂热的恋情忽然出现，并把他推到了种种无目的和无基础的幻想中。他出门仅仅为了去胡思乱想。缓慢的渍染。喧闹而淤止的深渊。并且，随着工作的减少，需要增加了。这是一条规律。处于梦想状态中的人自然是不节约、不振作的，弛懈的精神经受不住紧张的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有坏处也有好处，因为慵懒固然有害，慷慨却是健康和善良的。但是不工作的人，穷而慷慨高尚，那是不可救药的。财源涸竭，费用急增。
  这是一条导向绝境的下坡路，在这方面，最诚实和最稳定的人也能跟最软弱和最邪恶的人一样往下滑，一直滑到两个深坑中的一个里去：自杀或是犯罪。
  经常出门去胡思乱想的人总有一天会出门去跳水。
  过分的梦想能使我们变成艾斯库斯或利勃拉①这类人。
  ①艾斯库斯（Escousse）和利勃拉（Libras），当时两个年轻诗人，七月革命时曾参加巷战；一八三二年他们在一出戏剧失败后自杀。
  马吕斯眼望着那个望不见的意中人，脚却在这条下坡路上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下滑。我们刚才描写的这种情况，看来好象奇怪，其实是真实的。那个不在眼前的人的形象在心里的黑暗处发出光辉，它越消逝，便越明亮，愁苦阴沉的灵魂老看见这一点光明出现在天边，这是内心的沉沉黑夜中的一点星光。她，已经成了马吕斯整个心灵的寄托处。他不再思考旁的事情了，他昏昏沉沉地感到他那身旧衣服已不可能再穿了，新的那身也变旧了，他的衬衣破烂了，帽子破烂了，靴子破烂了，就是说，他的生命也破烂了。他常暗自想道：“只要我能在死去以前再见她一面！”
  给他留下的唯一甘美的念头，便是她曾爱过他，她的眼睛已向他表达了这一心事，她不认识他，却了解他的心，也许现在在她所在的地方，不管这地方是多么神秘，她仍爱着他呢。谁知道她不也在想念他，正如他想念她呢？每一颗恋爱的心都有这么一种无可言喻的时刻，在只有理由感受痛苦的情况下，却又会隐隐感到一种喜悦心情的惊扰。他心里有时想道：“这是因为她的思想向我飞来了！”随后他又加上一句：“我的思想应当也能飞向她那里。”
  这种幻想，这种使他过后频频点头的幻想，果然在他的心灵里倾注了一种类似希望的光辉。他断断续续地，尤其是在那种易使苦苦思索的人感到怅惘的夜晚，拿起一叠白纸，专把爱情灌注在他脑子里的一些最纯洁、最空泛、最超绝的梦想随笔写了上去。他称这为“和她通信”。
  不应当认为他的理智是混乱的。正相反。他失去了从事工作和朝着一个固定目标稳步前进的能力，但是他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通达和正直。马吕斯常以冷静、现实、不无奇特的目光对待他眼前的事物，形形色色的事和形形色色的人，他对一切，常以诚实的沮丧心情和天真的无私态度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他的判断，几乎摆脱了希望，是高超出众的。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任何事物都逃不过他，骗不了他，他随时在发现人生、人类和命运的底蕴。这是一个由上帝赋予的具有经得住爱情和苦难的灵魂，它即使在煎熬中也仍然是快乐的！凡是不曾在这双重的光里观察过世事和人心的人，都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看真切，什么也看不懂的。
  在恋爱和痛苦中的心灵是处在卓绝的状态中。
  总之，一天接着一天过去了，却一点也没有新的发现。他只觉得剩下来要他去度过的凄凉时日随时都在缩短。他仿佛已清清楚楚地望见那无底深渊边上的陡壁。
  “怎么！”他常这样想，“难道在这以前，我就不会再遇见她了！”
  人们顺着圣雅克街往上走，走过便门，再朝左沿着从前的那条内马路往前走一段，便到了健康街，接着便是冰窖，在离哥白兰小河不远的地方，人们会见到一块空地，在围绕巴黎的那种漫长而单调的环城马路的一带，是唯一可以吸引鲁伊斯达尔①坐下来的场所。
  ①鲁伊斯达尔（RuysdaeHl，1629—1682），荷兰风景画家。
  那地方散发着一种无以名之的淡远的情趣，一片青草地，上面有几根拉紧的绳索，迎风晾着一些旧衣破布，蔬菜地边有所路易十三时代的古老庄屋，庞大的屋顶上开着光怪陆离的顶楼窗，倾斜破烂的木栅栏，白杨树丛中有个小池塘，几个妇女，笑声，谈话声，朝远处看，能望见先贤祠、盲哑院的树、军医学院，黑黝黝，矮墩墩，怪模怪样，有趣，美不胜收，在更远处，有圣母院钟塔的严峻的方顶。由于这地方很值得一看，便谁也不来看这地方。一刻钟里难得有一辆小车和一个车夫走过。
  一次，马吕斯独自闲逛，偶然走到这地方的小池边。这天，路上恰巧有个难逢难遇的过路人。马吕斯多少有点被这里近似蛮荒的趣味所感动，他问那过路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过路人回答：“百灵场。”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乌尔巴克杀害伊夫里的那个牧羊姑娘，正在这地方。”
  但是“百灵”这两个字一出口，马吕斯便什么也听不见了。在神魂颠倒的情况下，一两个字足使那种急速凝固状态出现。全部思想突然紧紧围绕着一个念头，再不能察觉任何其他事物了。百灵鸟，在马吕斯愁肠深处早已代替了玉秀儿的名字。他在那种迷了心窍的痴情中，傻头傻脑地对自己说：“嘿！这是她的场子。我一定能在这地方找到她的住处。”
  这是荒唐的想法，然而却不可抗拒。
  从此他天天必去百灵场。
  二　监牢孵化中的罪恶胚胎
  沙威在戈尔博老屋中的胜利看来好象是很全面的，其实不然。
  首先，也是他的主要忧虑，当时沙威并没使那俘虏成为俘虏。那个逃走了的受害人比那些谋害人更可疑，这个人，匪徒对他既然那么重视，对官方来说，也应当同样是一种奇货吧。
  其次，巴纳斯山也从沙威手中漏网。
  他得另候机会来收拾这个“香喷喷的妖精”。当时爱潘妮在路边大树底下把风，巴纳斯山遇见了她，便把她带走了，他宁愿去和姑娘调情，不愿跟老头儿找油水。幸亏这样，他仍能逍遥自在。至于爱潘妮，沙威派人把她“钉”住了，这可算不了什么慰藉。爱潘妮和阿兹玛一道，都进了玛德栾内特监狱。
  最后，在从戈尔博老屋押往拉弗尔斯监狱的路上，那些主要罪犯中的一个，铁牙，不见了。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警察和卫队们都“莫名其妙”，他化成了一股烟，他从手铐里滑脱了，他从车子的缝里流掉了，马车开裂了，他溜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知道到监狱时，铁牙丢了。那里面有仙人的手法或是警察的手法。铁牙能象一朵雪花融在水里那样融化在黑夜里吗？这里有没有警察方面的默契呢？这人是不是一个在混乱和秩序两方面都有关连的哑谜呢？难道他是犯法和执法的共同中心吗？这个斯芬克司是不是两只前爪踩在罪恶里，两只后爪踩在法律里呢？沙威一点也不接受这种混淆视听的说法，如果他知道有这种两面手法，他浑身的毛都会倒竖起来，在他的队伍里也还有其他一些侦察人员，虽然是他的下属，但警务方面的种种秘密却比他知道得多些，铁牙正是那样一个能成为一个相当好的警察的暴徒。在偷天换日的伎俩方面能和黑暗势力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关系，这对盗窃来说，是上好的，对警务来说也是极可贵的。这种双刃歹徒是有的。不管怎样，铁牙渺无影踪了。沙威对这件事，躁急甚于惊讶。
  至于马吕斯，“这个怕事的傻小子律师”，沙威却不大在乎，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并且，一个律师算什么，律师是随时都能找到的。不过，这玩意儿真就是个律师吗？
  审讯开了个头。
  裁判官觉得在猫老板匪帮那一伙中间，有一个人可以不坐牢，这样做有好处，希望能从他那里听到一点口风。这人便是普吕戎，小银行家街上的那个长头发。他们把他放在查理大帝院里，狱监们都睁着眼睛注视他。
  普吕戎这个名字，在拉弗尔斯监狱里是大伙儿记得的。监狱里有一座丑恶不堪的所谓新大楼院子，行政上称这为圣贝尔纳院，罪犯们却称为狮子沟，这院子有一道锈了的旧铁门，通向原拉弗尔斯公爵府的礼拜堂，后来这里改作囚犯的宿舍。在这门的左边附近，有一堵高齐屋顶、布满了鳞片和扁平苔藓的条石墙，在那墙上，十二年前，还能见到一种堡垒样的图形，是用钉子在石头上胡乱刻画出来的，下方签了这样的字：
  普吕戎，一八一一。
  这个一八一一年的普吕戎是一八三二年的普吕戎的父亲。
  这小普吕戎，我们在戈尔博老屋谋害案里只随便望过一眼，那是个非常狡猾、非常能干、外表憨气十足、愁眉苦脸的健壮小伙子。正因为这股憨气，裁判官才放了他，认为把他放在查理大帝院里比关在隔离牢房里会得用些。
  囚犯们并不因为受到法律的管制便互不往来。他们不至于为这点小事而缩手缩脚。因犯罪而坐监并不妨碍再犯他罪。艺术家已有了一幅油画陈列在展览馆里，他照样可以在他的工作室里另创一幅新作。
  普吕戎好象已被监牢关傻了。人们有时看见他在查理大帝院里，一连几个钟头呆立在小卖部的窗子附近，象个白痴似的老望着那块肮脏的价目表，从最初的“大蒜，六十二生丁”起直念到最末的“雪茄，五生丁”。要不，他就不停地发抖，磕牙，说他在发烧，并问那病房里那二十八张床可有一张空的。
  忽然，在一八三二年二月的下半月里，人们一下子发现普吕戎这瞌睡虫，通过狱里的几个杂工，不是用他自己的名义，而是用他三个伙伴的名义，办了三件不同的事，总共花了他五十个苏，这是一笔很不寻常的费用，引起了监狱警务班长的注意。
  经过调查，并参照张贴在犯人会客室里那张办事计费表加以研究之后，终于知道了那五十个苏是这样分配的：三件事，一件是在先贤祠办的，十个苏；一件是在军医学院办的，十五个苏；一件在格勒内尔便门办的，二十五个苏。最末这一笔是计费表上最高的数字。同时，先贤祠、军医学院和格勒内尔又正是三个相当凶恶的便门贼所住的地方，一个叫克吕伊丹涅，又叫皮查罗，一个叫光荣，是个被释放了的苦役犯，一个叫拦车汉子，这次的事又把警察的眼睛引向了他们。普吕戎送出去的那些信不是按地址送达，而是交给一些在街上等候的人，因而警察猜测那里面一定有些为非作歹的秘密通知。加上其他一些蛛丝马迹，他们便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以为普吕戎的任何密谋都已被挫败。
  大致在采取这些措施以后一星期光景，有个晚上，一个巡夜的狱监，在巡查新大楼下层的宿舍并正要把他的栗子丢进栗子箱时——这是当时用来保证狱监们严格执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