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灼拉是个具有魅力的青年，可是也会变得凶猛骇人。他有天使那么美。是安提诺①再世，但也粗野。
  ①安提诺（Antinous），希腊著名美男子，罗马皇帝阿德里安的近侍。
  当他那运用心思的神色从眼中闪射出来时，人们见了，也许会说他在前生的某一世便经历过革命风暴了。他仿佛亲眼见过并承袭了革命的传统。他知道这一大事的全部细节。性格庄严持重而又勇敢，这在青年人身上是少有的。他有才能，又有斗志，就目前的目标来说，他是个民主主义的战士，但处于当前的活动之上，他又是最高理想的宣传者。他目光深沉，眼睑微红，下嘴唇肥厚，易于露出轻蔑的神情，高额。脸上望去只见额头，就象地平线上有辽阔的天空。正如本世纪初和前世纪末的某些少年得志的青年人那样，他有着过多的青春活力，鲜润如少女，虽然偶尔也显得苍白。他已是成人了，却还象个孩子。他二十二岁，看去却象十七，性情庄重，似乎不知道人间有所谓女人。他只有一种热情：人权；一个志愿：清除障碍。在阿梵丹山上，他也许就是格拉古①，在国民公会里，他也许就是圣鞠斯特。他几乎不望玫瑰花，不知道春天是什么，也不听雀鸟歌唱；和阿利斯托吉通相比，爱华德内敞着的喉颈也不会更使他感动，对他来说，正如对阿尔莫迪乌斯②一样，鲜花的用处只在掩蔽利剑。他在欢乐中也不苟言笑。凡是和共和制度无关的，他见到便害臊似的把眼睛低下去。他是自由女神云石塑像的情人。他的语言是枯燥的，并且颤抖得象寺院中的歌声。他的举动常常显得突兀出人意外。哪个多情女子敢到他身边去冒险，算她自讨没趣！如果有个什么康勃雷广场或圣让·德·博韦街上的俏女工见了这张脸，以为是个逃学的中学生，看他的行动，又象个副官，还有那细长的淡黄睫毛、蓝眼睛、迎风飘动的头发、绯红的双颊、鲜艳的嘴唇、美妙的牙齿，竟至想要饱尝这满天曙光晓色的异味，而走到安灼拉跟前去卖弄姿色的话，一双料想不到的狠巴巴的眼睛便会突然向她显示出一道鸿沟，叫她不要把以西结③的二品天使和博马舍的风流天使混为一谈。
  ①格拉古（Gracchus），兄弟俩，皆为罗马著名法官和演说家，他们曾建议制订土地法，限止罗马贵族的贪欲，分别在公元前一三三年和一二一年的暴乱中被杀。
  ②阿尔莫迪乌斯（Harmodius）和阿利斯托吉通（Aristogiton）是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人，曾合力杀死暴君伊巴尔克。
  ③以西结（Ezéchiel），希伯来著名先知，《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的第三名，传为《以西结书》的作者。
  在代表革命逻辑的安灼拉旁边，有个代表哲学的公白飞。在革命的逻辑和它的哲学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它的逻辑可以归结为战斗，它的哲学却只能导致和平。公白飞补充并纠正着安灼拉。他没有那么高，横里却比较壮些。他要求把一般思想的广泛原理灌输给人们，他常说“革命，然而不忘文明”，在山峰的四周，他展示着广阔的碧野。因而在公白飞的全部观点中，有些可以实现也切实可用的东西。公白飞倡导的革命比安灼拉所倡导的要来得易于接受。安灼拉宣扬革命的神圣权利，而公白飞宣扬自然权利。前者紧跟着罗伯斯庇尔，后者局限于孔多塞。公白飞比安灼拉更多地过着人人所过的生活。如果这两个青年当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也许一个会成为公正无私的人，而另一个则成为慎思明辨的人。安灼拉近于义，公白飞近于仁。仁和义，这正是他俩之间的细微区别。公白飞的温和，由于天性纯洁，正好和安灼拉的严正相比。他爱“公民”这个词，但是更爱“人”这个字，他也许还乐意学西班牙人那样说“Hombre”。他什么都读，常去看戏，参加大众学术讲座，跟阿拉戈学习光的极化，听了若弗卢瓦·圣伊雷尔在一堂课里讲解心外动脉和心内动脉的双重作用而大为兴奋，这两动脉一个管面部，一个管大脑。他关心时事，密切注意科学的发展，对圣西门和傅立叶作比较分析，研究古埃及文字，随手敲破鹅卵石来推断地质，凭记忆描绘飞蛾，指责科学院词典中的法文错误，研究普伊赛古和德勒兹①的著述，什么也不肯定，连奇迹也不肯定，什么也不否认，连鬼也不否认，浏览《通报》集，爱思索。他说未来是在小学教师的手里，他关心教育问题。他要求社会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科学的实用、思想的传播以及青年智力的增长而不断工作，他担心目前治学方法的贫乏，两三个世纪以来所谓古典文学拙劣观点的局限、官家学者的专横教条、学究们的成见和旧习气，这一切最后会把我们的学校都变成牡蛎的人工培养池。他学识渊博，自奉菲薄，精细，多才多艺，钻劲十足，同时也爱深思默虑，“甚至想入非非”，他的朋友们常这样说他。他对铁路、外科手术上的免痛法、暗室中影象的定影法、电报、气球的定向飞驰都深信不疑。此外，对迷信、专制、成见等为了反对人类而四处建造起来的种种堡垒，他都不大害怕。他和有些人一样，认为科学总有一天能扭转这种形势。安灼拉是个首领，公白飞是个向导。人们愿意跟那个战斗，也愿意跟这个前进。这并不是因为公白飞不能战斗，他并不拒绝和障碍进行肉搏，他会使出全身力气不顾生死地向它攻打，但是他觉得，一点一点地，通过原理的启导和法律明文的颁布，使人类各自安于命运，这样会更合他的心意；在两种光明中他倾向于光的照耀，不倾向于烈火的燃烧。一场大火当然也能照亮半边天，但是为什么不等待日出呢？火山能发光，但究竟不及曙光好。公白飞爱好美的白色也许更胜于辉煌的烈焰。夹杂着烟尘的光明，用暴力换来的进步，对这温柔严肃的心灵来说只能满足他一半。象悬崖直下那样使人民突然得到真理，九三年使他惧怕，可是停滞不前的状态却又是他所更加憎恶的，他在这里嗅到腐朽和死亡的恶臭。整个地说，他爱泡沫甚于沼气，急流甚于污池，尼亚加拉瀑布甚于隼山湖。总之，他既不要停滞不前，也不要操之过急。当他那些纷纭喧噪的朋友们剑拔弩张地一心向往着绝对真理、热烈号召进行辉煌灿烂的革命斗争时，公白飞却展望着进步的自然发展，他倾向于一种善良的进步，也许冷清，但是纯净；井井有条，但是无可指责；静悄悄，但是摇撼不动。公白飞也许能双膝着地，两手合十，以待未来天真无邪地到来，希望人们去恶从善的巨大进化不至于受到任何阻扰。“善应当是纯良的。”他不断地这样反复说。的确，如果革命的伟大就是看准了光彩夺目的理想，爪子上带着血和火，穿越雷霆，向它飞去，那么，进步的美，也就是无瑕可指；华盛顿代表了其中的一个，丹东体现了其中的另一个，他俩的区别，正如生着天鹅翅膀的天使不同于生着雄鹰翅膀的天使。
  ①普伊赛古和德勒兹，两个磁学专家。
  让·勃鲁维尔的色调比公白飞来得更柔和些。他自称“热安”①，那是那本在研究中世纪时必读的书里那次强烈而深刻的运动连系在一起、凭一时小小的奇想触发的。让·勃鲁维尔是个多情种子，他喜欢栽盆花，吹笛子，作诗，爱人民，为妇女叫屈，为孩子流泪，把未来和上帝混在同一种信心里，责怪革命革掉了一个国王和安德烈·舍尼埃②的头。他说话的声音经常是柔婉的，但又能突然刚劲起来。他有文学修养，甚至达到渊博的程度，他也几乎是个东方通。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性情和善；在作诗方面，他爱豪放的风格，这对那些知道善良和伟大是多么相近的人来说是极简单的事。他懂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对他所起的作用是他只读四个诗人的作品：但丁、尤维纳利斯、埃斯库罗斯和以赛亚③。在法文方面，他爱高乃依胜过拉辛④，爱阿格里帕·多比涅⑤胜过高乃依。他喜欢徘徊在长着燕麦和矢车菊的田野里，对浮云和世事几乎寄以同样的关切。他的精神有两个方面，一面向人，一面朝着上帝；他寻求知识，也静观万物。他整天深入钻研这样一些社会问题：工资、资本、信贷、婚姻、宗教、思想自由、爱的自由、教育、刑罚、贫困、结社、财产、生产和分配、使下界芸芸众生蒙蔽在阴暗中的谜；到了夜间，他仰望群星，那些巨大的天体。和安灼拉一样，他也是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子。他说起话来语调轻缓，俯首低眉，腼腆地微笑着，举动拘束，神气笨拙，无缘无故地脸羞得通红，胆怯。然而，猛不可当。
  ①热安（Jehan），十五世纪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嘲弄英国老国王的法国青年王子。热安与让（Jean）读音近似。
  ②安德烈·舍尼埃（AndréChénier，1762—1794），法国诗人，写了许多反革命诗歌，还从事反革命政治活动，一七九四年以“人民敌人”的罪名处死。
  国王路易十六在他前一年上了断头台。
  ③以赛亚（EsaiGe），希伯来先知，是《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之一。
  ④拉辛（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的著名代表。
  ⑤阿格里帕·多比涅（AgrippadAubigné，1552—1630），法国十七世纪诗人。
  弗以伊是个制扇工人，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每天挣不到三个法郎，他只有一个念头：拯救世界。他还另外有种愿望：教育自己，他说这也是拯救自己。通过自学他能读能写，凡是他所知道的，全是他自己学来的。弗以伊是个性情豪放的人。他有远大的抱负。这孤儿认人民为父母。失去了双亲，他便思念祖国。他不愿世上有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胸中有来自民间的人所具有的那种锐利的远见，孕育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思想”。他学习历史为的是使自己能对他人的所作所为愤慨。在这一伙怀有远大理想的青年人当中，别人所关心的主要是法国，而他所注意的是国外。他的专长是希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这些国名是他经常以公正无私的顽强态度不断提到的，无论提得恰当或不恰当。土耳其对克里特岛和塞萨利亚，俄罗斯对华沙，奥地利对威尼斯所犯的那些暴行使他无比愤怒。尤其是一七七二年①的那次暴行更使他无法容忍。真理与愤慨相结合，能使辩才所向披靡，他有的正是这种辩才。他滔滔不绝地谈着一七七二这可耻的年份，这个被叛变行为所伤害的高尚勇敢的民族，由三国同谋共犯的罪行，这丑恶而巨大的阴谋，从这以后，好几个国家都被吞并掉，仿佛一笔勾销了它们的出生证，种种亡国惨祸都是以一七七二作为模型和榜样复制出来的。现代社会的一切罪行都是由瓜分波兰演变来的。瓜分波兰仿佛成了一种定理，而目前的一切政治暴行只是它的推演。近百年来，没有一个暴君，没有一个叛逆，绝无例外，不曾在瓜分波兰的罪证上盖过印、表示过同意、签字、画押的。当人们调阅近代叛变案件的卷宗时，最先出现的便是这一件。维也纳会议②在完成它自己的罪行之前便参考过这一罪行。一七七二响起了猎狗出动的号角，一八一五响起了猎狗分赃的号角。这是弗以伊常说的话。这位可怜的工人把自己当作公理的保护人，公理给他的报答便是使他伟大。正义确是永恒不变的。华沙不会永远属于鞑靼族，正如威尼斯不会永远属于日耳曼族。君王们枉费心机，徒然污损自己的声誉。被淹没的国家迟早要重行浮出水面的。希腊再成为希腊，意大利再成为意大利。正义对事实提出的抗议是顽强存在着的。从一个民族那里抢来的赃物不会由于久占而取得所有权。这种高级的巧取豪夺行为绝不会有前途。人总不能把一个国家当作一块手绢那样随意去掉它的商标纸。
  ①一七七二年，俄、普、奥三国初次瓜分波兰。
  ②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失败后，俄、普、奥三战胜国在维也纳举行会议。
  古费拉克的父亲叫德·古费拉克先生。对贵族的风尚，在王朝复辟期间，资产阶级有过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就是他们很重视这个小小的字。我们知道，这个小小的字并没有什么含义。可是《密涅瓦》①时代的资产阶级把这可怜的“德”字看得那么高，以致认为非把它废掉不可。德·肖弗兰先生改称为肖弗兰先生，德·科马尔丹先生改称为科马尔丹先生，德·贡斯当·德·勒贝克先生改称为班加曼·贡斯当先生，德·拉斐德先生改称为拉斐德②先生。古费拉克不甘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