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折树枝。别人抓住他时，他手里拿着那根树枝（这律师比较喜欢称树枝为树桠），但是他说他看见它在地上，才拾起来的。反证在什么地方呢？这树枝显然被人偷折，那小偷爬到墙外后，又因心虚便把它丢在地上。贼显然有一个。但是谁能证明这作贼的便是商马第呢？只有一件事，他从前当过苦役犯。律师并不否认这件看来很不幸已被证实的事，被告在法维洛勒住过，被告在那里做过修树枝工人，商马第这个名字源出让·马第是很可能的，这一切都是确实的，并且有四个证人，他们都一眼就认出了商马第便是苦役犯冉阿让。律师对这些线索、这些作证，只能拿他主顾的否认、一种有目的的否认来搪塞；但是即使认定他确是苦役犯冉阿让，这样就能证明他是偷苹果的贼吗？充其量这也只是种猜测而不是证据。被告确实用了“一种拙劣的自卫方法”，他的辩护人“本着良心”也应当承认这一点。他坚决否认一切，否认行窃，也否认当过苦役犯。他如果肯承认第二点，毫无疑问，一定会妥当些，他也许还可以赢得各陪审官的宽恕；律师也曾向他提出过这种意见，但是被告坚拒不从，他以为概不承认便可挽救一切。这是一种错误，不过，难道我们不应当去考虑他智力薄弱的一点？这人显然是个痴子。狱中长期的苦楚，出狱后长期的穷困，已使他变成神经呆笨的人了，律师说着说着，说他不善于为自己辩护，这能成为判罪的理由吗？至于小瑞尔威的事，律师不用讨论，这毫不属于本案范围。最后，律师请求陪审团和法庭，假使他们确认这人是冉阿让，也只能按警章处罚他擅离指定住址，不能按镇压累犯的苦役犯的严刑加以处理。
  检察官反驳了辩护律师。他和平时其他的检察官一样，说得慷慨激昂，才华横逸。
  他对辩护律师的“忠诚”表示祝贺，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忠诚。他从这律师让步的几点上向被告攻击。律师仿佛已经同意被告便是冉阿让。他把这句话记录下来。那么，这个人确是冉阿让了。在控词里，这已被肯定下来不容否认的了。做到这一点，检察长便用一种指桑骂槐的巧妙手法追寻这种罪恶的根源和缘由，怒气冲天地痛斥浪漫派的不道德，当时浪漫派正在新兴时期，《王旗报》和《每日新闻》的批评家们都称它为“撒旦派”！检察官把商马第（说冉阿让还更妥当些）的犯法行为归咎于这种邪侈文学的影响，说得也颇象煞有介事。发挥尽致以后，他转到冉阿让本人身上。冉阿让是什么东西呢？他刻画冉阿让是个狗彘不如的怪物，等等。这种描写的范例在德拉门①的语录里可以看到，对悲剧没有用处，但它每天使法庭上的舌战确实生色不少。听众和陪审团都“为之股栗”。检察官刻画完毕以后，为了获得明天《省府公报》的高度表扬，又指手画脚地说下去：“并且他是这样一种人，等等，等等，等等，流氓，光棍，没有生活能力，等等，等等，生平惯于为非作歹，坐了牢狱也不曾大改，抢劫小瑞尔威这件事便足以证明，等等，等等，他是这样一个人，行了窃，被人在公路上当场拿获，离开一堵爬过的墙只几步，手里还拿着赃物，人赃俱获，还要抵赖，行窃爬墙，一概抵赖，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抵赖，自己的身份来历也抵赖！我们有说不尽的证据，这也都不必再提了，除这以外，还有四个证人认识他，沙威，侦察员沙威和他从前的三个贼朋友，苦役犯布莱卫、舍尼杰和戈什巴依。他们一致出来作证，他用什么来对付这种雷霆万钧之力呢？抵赖。多么顽固！请诸位陪审员先生主持正义，等等，等等。”检察官发言时，被告张着口听，惊讶之中不无钦佩之意。他看见一个人竟这样能说会道，当然要大吃一惊。在控诉发挥得最“得劲”时，这人辩才横溢，不能自己，恶言蜚语，层出不穷，如同把被告围困在疾风暴雨之中一样，这个犯人不时慢慢地摇着头，由右到左，又由左到右，这便是他在辩论进行中所表示的一种忍气吞声的抗议。离他最近的那几个旁听人听见他低声说了两三次“这都是因为没有问巴陆先生！”检察官请陪审团注意他的这种戆态，这明明是假装的，这并不表示他愚蠢，而是表示他巧黠、奸诈和蒙蔽法官的一贯作法，这就把这个人的“劣根性”揭露无遗了。最后他声明保留小瑞尔威的问题，要求严厉判处。
  ①德拉门（Théraméne），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暴君。
  这就是说，我们记得，暂时处以终身苦役。
  被告律师起来，首先祝贺了“检察官先生”的“高论”，接着又尽力辩驳，但是他泄了气。他脚跟显然站不稳了。
  十　否认的方式
  宣告辩论终结的时候到了。庭长叫被告立起来，向他提出这照例有的问题：“您还有什么替自己辩护的话要补充吗？”
  这个人，立着，拿着一顶破烂不堪的小帽子在手里转动，好象没有听见。
  庭长把这问题重说了一遍。
  这一次，这人听见了。他仿佛听懂了，如梦初醒似的动了一下，睁开眼睛向四面望，望着听众、法警、他的律师、陪审员、公堂，把他那个巨大的拳头放在他凳前的木栏杆上，再望了一望。忽然，他两眼紧盯着检察官，开始说话了，这仿佛是种爆裂。他那些拉杂、急迫、夹兀、紊乱的话破口而出，好象每一句都忙着想同时一齐挤出来似的。他说：
  “我有这些话要说。我在巴黎做过造车工人，并且是在巴陆先生家中。那是种辛苦的手艺。做车的人做起工来，总是在露天下，院子里，只有在好东家的家里才在棚子里；但是从不会在有门窗的车间里，因为地方要得多，你们懂吧。冬天，大家冷得捶自己的胳膊，为了使自己暖一点；但是东家总不许，他们说，那样会耽误时间。地上冻冰时，手里还拿着铁，够惨的了。好好的人也得垮。做那种手艺，小伙子也都成了小老头儿。到四十岁便完了。我呢，我那时已经五十三岁，受尽了罪。还有那老伙伴，一个个全是狠巴巴的！一个好好的人，年纪大了，他们便叫你做老冬瓜，老畜生！每天我已只能赚三十个苏了，那些东家却还在我的年纪上用心思，尽量减少我的工钱。此外，我从前还有一个女儿，她在河里洗衣服，在这方面她也赚点钱。我们两个人，日子还过得去。她也是够受罪的了。不管下雨下雪，风刮你的脸，她也得从早到晚，把半个身子浸在洗衣桶里；结冰时也一样，非洗不成；有些人没有多一点的换洗衣服，送来洗，便等着换；她不洗吧，就没有活计做了，洗衣板上又全是缝，四处漏水，溅你一身。她的裙子里里外外全是湿的。水朝里面浸。她在红娃娃洗衣厂里工作过，在那厂里，水是从龙头里流出来的。洗衣的人不用水桶，只对着面前的龙头洗，再送到背后的槽里去漂净。因为是在屋子里，身上也就不怎么冷了。可是那里面的水蒸汽可吓坏人，它会把你的眼睛也弄瞎。她晚上七点钟回来。很快就去睡了，她困得厉害。她的丈夫老爱打她。现在她已死了。我们没有过过快活日子。那是一个好姑娘，不上跳舞会，性子也安静。我记得在一个狂欢节的晚上，她八点钟便去睡了。就这样。我说的全是真话。你们去问就是了。呀，是呀，问。我多么笨！巴黎是个无底洞。谁还认识商马第伯伯呢？可是我把巴陆先生告诉你们。你们到巴陆先生家去问吧。除此以外，我不知道你们还要我做什么。”
  这个人不开口了，照旧立着。他大声疾呼地说完了那段话，声音粗野、强硬、嘶哑，态度急躁、鲁莽而天真。一次，他停了嘴，向听众中的一个人打招呼。他对着大众信口乱扯，说到态度认真起来时，他的声音就象打噎，而且还加上个樵夫劈柴的手势。他说完以后，听众哄堂大笑。他望着大家，看见人家笑，他莫名其妙，也大笑起来。
  这是一种悲惨的场面。
  庭长是个细心周到的人，他大声发言了。
  他重行提醒“各位陪审员先生”，说“被告说他从前在巴陆车匠师父家里工作过，这些话都用不着提了。巴陆君早已亏了本走了，下落不明。”随后他转向被告，要他注意听他说话，并补充说：
  “您现在的处境非慎重考虑不可了，您有极其重大的嫌疑，可能引起极严重的后果。被告，为了您的利益，我最后一次关照您，请您爽爽快快说明两件事：第一，您是不是爬过别红园的墙，折过树枝，偷过苹果，就是说，犯过越墙行窃的罪？第二，您是不是那个释放了的苦役犯冉阿让？”
  被告用一种自信的神气摇着头，好象一个懂得很透彻也知道怎样回答的人。他张开口，转过去对着庭长说：
  “首先……”
  随后他望着自己的帽子，又望着天花板，可是不开口。
  “被告，”检察官用一种严厉的声音说，“您得注意，人家问您的话，您全不回答。您这样慌张，就等于不打自招。您明明不是商马第，首先您明明是利用母亲的名字作掩护，改叫让·马第的那个苦役犯冉阿让，您到过奥弗涅，您生在法维洛勒，您在那里做过修树枝工人。您明明爬过别红园的墙，偷过熟苹果。各位陪审员先生，请斟酌。”
  被告本已坐下去了，检察官说完以后，他忽然立起来，大声喊道：
  “您真黑心，您！这就是我刚才要说的话。先头我没有想出来。我一点东西都没有偷。我不是每天有饭吃的人。那天我从埃里走来，落了一阵大雨，我经过一个地方，那里被雨水冲刷，成了一片黄泥浆，洼地里的水四处乱流，路边的沙子里也只露出些小草片，我在地上寻得一根断了的树枝，上面有些苹果，我便拾起了那树枝，并没有想到会替我惹起麻烦。我在牢里已待了三个月，又被人家这儿那儿带来带去。除了这些，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和我过不去，你们对我说：‘快回答！’这位兵士是个好人，他摇着我的胳膊，细声细气向我说：‘回答吧。’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我，我没有文化，我是个穷人。你们真不该不把事情弄清楚。我没有偷。我拾的东西是原来就在地上的。你们说什么冉阿让，让·马第！这些人我全不认识。他们是乡下人。我在医院路巴陆先生家里工作过。我叫商马第。你们说得出我是在什么地方生的，算你们有本领。我自己都不知道。世上并不是每个人从娘胎里出来就是有房子的。那样太方便了。我想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是些四处找活做的人。并且我也不知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人家叫我小把戏，现在，大家叫我老头儿。这些就是我的洗礼名。随便你们怎样叫吧。我到过奥弗涅，我到过法维洛勒，当然！怎么呢？难道一个人没有进过监牢就不能到奥弗涅，不能到法维洛勒去吗？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偷过东西，我是商马第伯伯。我在巴陆先生家里工作过，并且在他家里住过。听了你们这些胡说，我真不耐烦！
  为什么世上的人全象怨鬼一样来逼我呢！”
  检察官仍立着，他向庭长说：
  “庭长先生，这被告想装痴狡赖，但是我们预先警告他，他逃不了，根据他这种闪烁狡猾已极的抵赖，我们请求庭长和法庭再次传讯犯人布莱卫、戈什巴依、舍尼杰和侦察员沙威，作最后一次的讯问，要他们证明这被告是否冉阿让。”
  “我请检察官先生注意，”庭长说，“侦察员沙威因为在邻县的县城有公务，在作证以后便立刻离开了公堂，并且离开了本城。我们允许他走了。检察官先生和被告律师都表示同意的。”
  “这是对的，庭长先生，”检察官接着说，“沙威君既不在这里，我想应把他刚才在此地所说的话，向各位陪审员先生重述一遍。沙威是一个大家尊敬的人，为人刚毅、谨严、廉洁，担任这种下层的重要任务非常称职，这便是他在作证时留下的话：‘我用不着什么精神上的猜度或物质上的证据来揭破被告的伪供。我千真万确地认识他。这个人不叫商马第，他是从前一个非常狠毒、非常凶猛的名叫冉阿让的苦役犯。他服刑期满被释，我们认为是极端失当的。他因犯了大窃案受过十九年的苦刑。他企图越狱，达五六次之多。除小瑞尔威窃案和别红园窃案外，我还怀疑他在已故的迪涅主教大人家里犯过盗窃行为。当我在土伦当副监狱官时，我常看见他。我再说一遍，我千真万确地认识他。’”
  这种精确无比的宣言，在听众和陪审团里，看来已产生一种深刻的印象。检察官念完以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