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用镇静的目光瞧着那人。
  他正要开口问那新来的人需要什么，那人双手靠在他的棍上，把老人和两个妇人来回地看着，不等主教开口，便大声说：
  “请听我说。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了十九年。出狱四天了，现在我要去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从土伦走来，已经走了四天了，我今天一天就走了十二法里。天黑时才到这地方，我到过一家客店，只因为我在市政厅请验了黄护照，就被人赶了出来。那又是非请验不可的。我又走到另外一家客店。他们对我说：‘滚！’这家不要我。那家也不要我。我又到了监狱，看门的人也不肯开门。我也到过狗窝。那狗咬了我，也把我撵了出来，好象它也是人似的，好象它也知道我是谁似的。我就跑到田里，打算露天过一宵。可是天上没有星。我想天要下雨了，又没有好天主阻挡下雨，我再回到城里，想找个门洞。那边，在那空地里，有一块石板，我正躺下去，一个婆婆把您这房子指给我瞧，对我说：‘您去敲敲那扇门。’我已经敲过了。这是什么地方？是客店吗？我有钱。我有积蓄。一百○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我在监牢里用十九年的工夫作工赚来的。可以付账。那有什么关系？我有钱。我困极了，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得很。您肯让我歇下吗？”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加一副刀叉。”
  那人走了三步，靠近台上的那盏灯。“不是，”他说，仿佛他没有听懂似的，“不是这个意思。您听见了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一个罚作苦役的罪犯。我是刚从牢里出来的。”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大黄纸，展开说：“这就是我的护照。黄的，您瞧。这东西害我处处受人撵。您要念吗？我能念，我，我在牢里念过书。那里有个学校，愿意读书的人都可以进去。您听吧，这就是写在纸上的话：‘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原籍……’您不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处狱中凡十九年。计穿墙行窃，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十四年。为人异常险狠。’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撵出来，您肯收留我吗？您这是客店吗？您肯给我吃，给我睡吗？您有一间马房没有？”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在壁厢里的床上铺上一条白床单。”
  我们已解释过那两个妇人的服从性是怎样的。
  马格洛大娘即刻出去执行命令。
  主教转过身来，朝着那人。
  “先生，请坐，烤烤火。等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您吃着的时候，您的床也就会预备好的。”
  到这时，那人才完全懂了。他的那副一向阴沉严肃的面孔显出惊讶、疑惑和欢乐，变得很奇特，他好象一个疯子，低声慢气地说：
  “真的吗？怎么？您留我吗？您不撵我走！一个苦役犯！您叫我做‘先生’！和我说话，您不用‘你’字。‘滚！狗东西！’人家总那样叫我。我还以为您一定会撵我走呢。并且我一上来就说明我是谁。呵！那个好婆婆，她把这地方告诉了我。我有晚饭吃了！有床睡了！一张有褥子、垫单的床！和旁人一样！十九年我没有睡在床上了，您当真不要我走！您是有天良的人！并且我有钱。我自然要付账的。对不起，客店老板先生，您贵姓？随便您要多少，我都照付。您是个好人。您是客店老板，不是吗？”
  “我是一个住在此地的神甫。”主教说。
  “一个神甫！”那人说。“呵，好一个神甫！那么您不要我的钱吗？本堂神甫，是吗？那个大教堂里的本堂神甫。对呀！真是，我多么蠢，我刚才还没有注意看您的小帽子！”
  他一面说，一面把布袋和棍子放在屋角里，随后又把护照插进衣袋，然后坐下去，巴狄斯丁姑娘和蔼地瞧着他。他继续说：
  “您是有人道的，本堂神甫先生。您没有瞧不起人的心。一个好神甫真是好。那么您不要我付账吗？”“不用付账，”主教说，“留着您的钱吧。您有多少？您没有说过一百○九个法郎吗？”
  “还得加上十五个苏。”那人说。
  “一百○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您花了多少时间赚来的？”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人接着说：
  “我的钱，全都在。这四天里我只用了二十五个苏，那二十五个苏是我在格拉斯地方帮着卸车上的货物赚来的。您既是神甫，我就得和您说，从前在我们牢里有个布道神甫。一天，我又看见一个主教。大家都称他做‘主教大人’。那是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他是一些神甫头上的神甫。请您原谅，您知道，我不会说话；对我来说，实在说不好！您知道，象我们这种人！他在监狱里一个祭台上做过弥撒，头上有个尖的金玩意儿。在中午的阳光里，那玩意几照得多么亮。我们一行行排着，三面围着。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大炮，引火绳子也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是他站得太靠里了，我们听不见。那样就是一个主教。”
  他谈着，主教走去关上那扇敞着的门。
  马格洛大娘又进来，拿着一套餐具，摆在桌子上。“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
  “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约很冷吧？”
  每次他用他那种柔和严肃、诚意待客的声音说出“先生”那两个字时，那人总是喜形于色。“先生”对于罪犯，正象一杯水对于墨杜萨①的遭难音。蒙羞的人都渴望别人的尊重。
  “这盏灯，”主教说，“太不亮了。”
  ①墨杜萨（Méduse），船名，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在距非洲西岸四十海里地方遇险。一百四十九个旅客改乘木排，在海上飘了十二天，旅客多因饥渴死去。得救者十五人。
  马格洛大娘会意，走到主教的卧室里，从壁炉上拿了那两个银烛台，点好放在桌上。
  “神甫先生，”那人说，“您真好。您并不瞧不起我。您让我住在您的家里，您为我点起蜡烛。我并没有瞒您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没有瞒您我是一个倒霉蛋。”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按着他的手。
  “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除非是需要住处的人，谁也不是在自己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
  “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真怪，神甫先生，”那人叫着说，“我进来时肚子是真饿，但是您这么好，我已经不知道饿了，我已经不饿了。”
  主教望着他，向他说：
  “您很吃过一些苦吧？”
  “穿红衣，脚上拖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受热，受冷，做苦工，编到苦囚队里，挨棍子！没有一点事也得拖上夹链条。说错一个字就关黑屋子。病在床上也得拖着链子，狗，狗还快乐些呢！十九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现在还得带张黄护照，就这样。”
  “是呀，”主教说，“您是从苦地方出来的。您听吧。一个流着泪忏悔的罪人在天上所得的快乐，比一百个穿白衣的善人还更能获得上天的喜爱呢。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如果还有愤怒憎恨别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
  马格洛大娘把晚餐开出来了。一盆用白开水、植物油、面包和盐做的汤，还有一点咸肉、一块羊肉、无花果、新鲜乳酪和一大块黑麦面包。她在主教先生的日常食物之外，主动加了一瓶陈年母福酒。
  主教的脸上忽然起了好客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愉快神情。
  “请坐。”他连忙说。如同平日留客晚餐一样，他请那人坐在他的右边，巴狄斯丁姑娘，完全宁静自如，坐在他的左边。
  主教依照他的习惯，先做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贪婪地吃起来。
  主教忽然说：“桌上好象少了一件东西。”
  马格洛大娘的确没有摆上那三副绝不可少的餐具。照这一家人的习惯，主教留客晚餐时，总得在台布上陈设上那六份银器，这其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陈设。那种温雅的假奢华是这一家人的一种饶有情趣的稚气，把清寒的景象提高到富华的气派。
  马格洛大娘领会到他的意思，一声不响，走了出去，不大一会，主教要的那三副食具，在三位进餐人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出来了，在台布上面闪闪发光。
  四　蓬塔利埃乳酪厂的详情
  现在，为了把那餐桌上经过的事大致地说一说，最好是把巴狄斯丁姑娘写给波瓦舍佛隆夫人的信中的一段抄下来，那苦役犯和主教的谈话，在那上面都有了坦率而细致的叙述。
  “……那人对谁也不注意。他饿鬼似的贪婪地吃着。吃完汤以后，他说：
  “‘慈悲上帝的神甫先生，这一切东西对我来说还确确实实是太好了，但是我得说，不肯和我一道吃饭的那些车夫比您还吃得好些呢。’
  “说句私话，我觉得这种观察有些刺耳。我哥答道：
  “‘他们要比我疲劳些。’
  “‘不，’那人接着说，‘他们的钱多些。您穷。我看得出来。您也许连本堂神甫也还不是吧。您只是一个普通神甫吧？岂有此理，如果慈悲上帝是公平的话，您理应当个神甫。’
  “‘公平两字远远不能全部表达慈悲上帝的好处。’我哥说。
  “过了一会，他又说：
  “‘冉阿让先生，您是要到蓬塔利埃去吗？’
  “‘那是指定的路程。’
  “我想他一定是那样说的。随后他接着说：
  “‘明天一早我就得动身。这段路是很难走的。晚上冷，白天却很热。’
  “‘您去的地方倒是个好地方，’我哥说，‘在革命时期我家破了产，起初我躲在法兰什·康地，靠自己的两条胳膊作工度日。我的毅力好。在那里我找到许多工作，只要我们肯选择。有造纸厂、制革广、蒸馏厂、榨油厂、大规模的钟表制造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就至少有二十个，其中四个在洛兹、夏蒂荣、奥当库尔和白尔，这些厂都是很大的。’
  “我想我没有搞错吧，我哥说的几个名字一定就是那几个了，随后他自己又把话打断，对我说：
  “‘亲爱的妹子，我们有些亲戚住在那里吗？’
  “我回答说：
  “‘我们从前有过的，在那些亲戚里有德·吕司内先生，革命以前，他是蓬塔利埃的卫戍司令。’
  “‘对的，’我哥接着说，‘但到了九三年大家都没有亲戚了，都只靠自己的两只手。我做过工。在蓬塔利埃，您，冉阿让先生，将要去的那地方，有一种历史悠久而极有趣的实业，我的妹妹，这就是他们叫做果品厂的那些乳酪厂。’
  “于是我哥一面劝那人吃，一面把篷塔利埃果品厂的内容非常详细地说给他听。厂分两种，‘大仓’是富人的，里面有四十或五十头母牛，每个夏季可以产七千到八千个酪饼；还有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半山里的乡下人把他们的牛合起来大伙公养，产品也由大伙分享。他们雇用一个制酪工人，管他叫格鲁阑；格鲁阑把各会友的牛乳收下来，每天三次，同时把分量记在双合板上。四月末，乳酪厂的工作开始；六月中，那些制酪工人就把他们的牛牵到山里去了。
  “那人一面吃，一面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我哥拿那种好的母福酒给他喝，他自己却不喝，因为他说那种酒贵。我哥带着您所知道的那种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把那些琐事讲给他听，谈时还不时露出殷勤的态度。他再三重复说那些格鲁阑的情况良好，好象他既迫切希望那人能懂得那是个安身的好地方，而又感到不便直截了当开导他似的。有件事给了我强烈的印象。那人的来历我已向您说过了，可是，我的哥，在晚餐期间直到就寝前，除了在他刚进门时说了几句关于耶稣的话以外，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可以使那人回忆起他自己是谁，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