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他骑着一头毛驴，走到塞内士，那是座古老的主教城。当时他正囊空如洗，不可能有别种坐骑。地方长官来到主教公馆门口迎接他，瞧见他从驴背上下来，觉得有失体统。另外几个士绅也围着他笑。
  “长官先生和各位先生，”主教说，“我知道什么事使你们感到丢人，你们一定认为一个贫苦的牧师跨着耶稣基督的坐
  骑未免妄自尊大。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老实说，并非出自虚荣。”
  在巡视工作中，他是谦虚和蔼的，闲谈的时间多，说教的时候少。他素来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不向远处去找他的论据和范例。对某一乡的居民，他常叙说邻乡的榜样。在那些对待穷人刻薄的镇上，他说：“你们瞧瞧布里昂松地方的人吧。他们给了穷人、寡妇和孤儿一种特权，使他们可以比旁人早三天割他们草场上的草料。如果他们的房屋要坍了，就会有人替他们重盖，不要工资。这也可算得上是上帝庇佑的地方了。在整整一百年中，从没一个人犯过凶杀案。”
  在那些斤斤计较利润和收获物的村子里，他说：“你们瞧瞧昂布伦地方的人吧。万一有个家长在收割时，因儿子都在服兵役，女孩也在城里工作，而自己又害病不能劳动，本堂神甫就把他的情形在宣道时提出来，等到礼拜日，公祷完毕，村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孩子们都到那感到困难的人的田里去替他收割，并且替他把麦秸和麦粒搬进仓去。”对那些因银钱和遗产问题而分裂的家庭，他说：“你们瞧瞧德福宜山区的人吧。那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方，五十年也听不到一次黄莺的歌声。可是，当有一家的父亲死了，他的儿子便各自出外谋生，把家产留给姑娘们，好让她们找得到丈夫。”在那些争讼成风，农民每因告状而倾家荡产的镇上，他说：“你们看看格拉谷的那些善良的老乡吧。那里有三千人口。我的上帝！那真象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不知道有审判官，也不知道有执法官。处理一切的是乡长。他分配捐税，凭良心向各人抽捐，义务地排解纠纷，替人分配遗产，不取酬金，判处案情，不收讼费；大家也都服他，因为他是那些简朴的人中一个正直的人。”在那些没有教师的村子里，他又谈到格拉谷的居民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办？”他说，“一个只有十家到十五家人口的小地方，自然不能经常供养一个乡村教师，于是他们全谷公聘几个教师，在各村巡回教学，在这村停留八天，那村停留十天。那些教师常到市集上去，我常在那些地方遇见他们。我们只须看插在帽带上的鹅毛笔，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些只教人读书的带一管笔，教人读又教人算的带两管，教人读算和拉丁文的带三管。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做一个无知无识的人多么可羞！
  你们向格拉谷的居民学习吧。”
  他那样谈着，严肃地，象父兄那样；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些言近而意远的话，用简括的词句和丰富的想象，直达他的目的；那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能自信，又能服人。
  四　言行合一
  他的谈话是随和而愉快的。他总要求自己适合那两个伴他过活的老妇人的知识水平。当他笑起来，那确是小学生的笑。
  马格洛大娘诚心诚意地称他做“大人”。一天，他从他的围椅里站起来走向书橱，要去取一本书。那本书正在顶上的那一格。主教的身材矮小，达不到。
  “马格洛大娘，”他说，“请您搬张椅子给我。本大人还‘大’不到那块木板呢。”
  他的一个远亲，德·洛伯爵夫人，一有机会，总爱在他跟前数她三个儿子的所谓“希望”。她有几个年纪很老行将就木的长辈，她那几个孩子自然是他们的继承人了。三个中最年幼的一个将从一个姑祖母那里获得一笔整整十万利弗的年金，第二个承继他叔父的公爵头衔，长子应承袭他祖先的世卿爵位。主教平日常听这位做母亲的那些天真可恕的夸耀，从不开口。但有一次，当德·洛夫人又唠唠叨叨提到所有那些承继和“希望”时，他仿佛显得比平日更出神一些。她不耐烦地改变自己的话题说：“我的上帝，我的表哥！您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主教说，“一句怪话，大概出自圣奥古斯丁：‘把你们的希望寄托在那个无可承继者的身上吧。’”
  另一次，他接到本乡一个贵人的讣告，一大张纸上所铺排的，除了亡人的各种荣衔以外，还把他所有一切亲属的各种封建的和贵族的尊称全列了上去。他叫着说：“死人的脊骨多么结实！别人把一副多么显赫的头衔担子叫他轻快地背着！这些人也够聪明了，坟墓也被虚荣心所利用！”
  他一有机会，总爱说一些温和的讥诮言词，但几乎每次都含着严正的意义。一次，在封斋节，有个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在天主堂里讲道。他颇有口才，讲题是“慈善”。他要求富人拯救穷人，以免堕入他尽力形容的那种阴森可怕的地狱，而进入据他所说非常美妙动人的天堂。在当时的听众中，有个叫惹波兰先生的歇了业的商人，这人平时爱放高利贷，在制造大布、哔叽、毛布和高呢帽时赚了五十万。惹波兰先生生平从没有救助过任何穷人。自从那次讲道以后，大家都看见他每逢星期日总拿一个苏①给天主堂大门口的那几个乞讨的老婆婆。她们六个人得去分那个苏。一天，主教撞见他在行那件善事，他笑嘻嘻向他的妹子说：“惹波兰先生又在那儿买他那一个苏的天堂了。”
  谈到慈善事业时，他即使碰壁也不退缩，并还想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话。一次，他在城里某家客厅里为穷人募捐。在座的有一个商特西侯爵，年老，有钱，吝啬，他有方法同时做极端保王党和极端伏尔泰②派。那样的怪事是有过的。主教走到他跟前，推推他的手臂说：“侯爵先生，您得替我捐几文。”侯爵转过脸去，干脆回答说：“我的主教，我有我自己的穷人呢。”
  ①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即五生丁。
  ②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一生强烈反对封建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统治权。
  “把他们交给我就是了。”主教说。
  一天，在天主堂里，他这样布道：
  “我极敬爱的兄弟们，我的好朋友们，在法国的农村中，有一百三十二万所房子都只有三个洞口；一百八十一万七千所有两个洞口，就是门和窗；还有二十四万六千个棚子都只有一个洞口，那就是门。这是因为那种所谓门窗税才搞到如此地步。请你们替我把一些穷人家、老太婆、小孩子塞在那些房子里吧，瞧有多少热症和疾病！咳！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拿空气做买卖。我并不诋毁法律，但是我颂扬上帝。在伊泽尔省，瓦尔省，两个阿尔卑斯省，就是上下阿尔卑斯省，那些农民连小车也没有，他们用自己的背去背肥料；他们没有蜡烛，点的
  是松枝和蘸着松脂的小段绳子。在多菲内省，全部山区也是那样的。他们做一次面包要吃六个月，并且是用干牛粪烘出来的。到了冬天，他们用斧子把那种面包砍开，放在水里浸上二十四个钟头才能吃。我的弟兄们，发发善心吧！看看你们四周的人多么受罪！”
  他出生在南部，所以很容易掌握南方的各种方言。他学下朗格多克省的方言：“Ehbé！moussu，sèssagé？”学下阿尔卑斯省的方言：“Ontéanaraspassa？”学上多菲内省的方言：
  “Puerteunbouenmoutouembeunbouenfroumageg
  rase”
  这样就博得了群众的欢心，大大帮助了他去接近各种各样的人。他在茅屋里或山中，正象在自己的家里，他知道用最俚俗的方言去说明最伟大的事物。他能说各种语言，也就能和一切心灵打成一片。
  并且他对上层的人和人民大众都是一样的。
  他在没有充分了解周围环境时从不粗率地判断一件事。
  他常说：“让我们先研究研究发生这错误的经过吧。”
  他原是个回头的浪子，他也常笑嘻嘻地那样形容自己。他丝毫不唱严格主义的高调；他大力宣传一种教义，但绝不象那些粗暴的卫道者那样横眉怒目，他那教义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人有肉体，这肉体同时就是人的负担和诱惑。人拖着它并受它的支配。
  “人应当监视它，约束它，抑制它，必须是到了最后才服从它。在那样的服从里，也还可以有过失；但那样犯下的过失是可蒙赦宥的。那是一种堕落，但只落在膝头上，在祈祷中还可以自赎。
  “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总应当做个正直的人。
  “尽量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的一切都免不了犯错误。错误就象一种地心吸力。”
  当他看见大家吵闹并且轻易动怒时，他常笑嘻嘻地说：“看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犯的严重罪行呢。现在只因为假面具被揭穿急于申明和掩饰罢了。”
  他对于人类社会所压迫的妇女和穷人总是宽厚的。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者、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的过失。”
  他又说：“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的多多地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我们看得出，他有一种奇特和独有的批判事物的态度。我怀疑他是从《福音书》中得到这一切的。
  一天，他在一个客厅里听到大家谈一桩正在研究调查、不久就要交付审判的案子。有个穷苦无告的人，为了他对一个女子和所生孩子的爱，在生路断绝时铸了私钱。铸私钱在那个时代是要受极刑的。那女子拿着他所造的第一个私钱去用，被捕了。他们把她抓了起来，但是只有她本人犯罪的证据。只有她一个人能告发她的情人，送他的命。她不肯招供。他们再三追问。她仍坚决不招供。这样，检察长心生一计。他编造她的情人变了心，极巧妙地伪造许多信札的断片，来说服那个苦恼的女人，使她相信她有一个情敌，那男子有负心的行为。在妒恨悲愤之中，她终于举发她的情人，一切都招供了，一切都证实了。那男子是无法挽救了。不久他就得在艾克斯和他的同谋女犯一同受审。大家谈着那件事，每个人都称赞那官员的才干，说他能利用妒嫉之心，因愤怒而真相大白，法律的威力也因报复的心理而得以伸张。主教静悄悄地听着这一切，等到大家说完了，他问道：
  “那一对男女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在地方厅。”
  他又问：“那么，那位检察长将在什么地方受审呢？”
  迪涅发生过一件惨事。有个人因谋害人命而被判处死刑。那个不幸的人并不是什么读书人，但也不是完全无知无识的人，他曾在市集上卖技，也摆过书信摊。城里的人对那案子非常关心。在行刑的前一日，驻狱神甫忽然害了病。必须有个神甫在那受刑的人临终时帮助他。有人去找本堂神甫。他好象有意拒绝，他说：“这不关我事。这种苦差事和那耍把戏的人和我都不相干，我也正害着病，况且那地方下属我的范围。”他这答复传到主教那儿去了。主教说：“本堂神甫说得对。那不属于他的范围，而是属于我的。”
  他立刻跑到监狱去，下到那“耍把戏的人”的牢房里，他叫他的名字，搀着他的手，和他谈话。他在他的身旁整整过了一天一夜，饮食睡眠全忘了，他为那囚犯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也祈求那囚犯拯救他自己的灵魂。他和他谈着最善的、亦即最简单的真理。他直象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如果不是在祝福祈祷，他就一点也不象个主教。他在稳定他和安慰他的同时，把一切都教给他了。那个人原是要悲痛绝望而死的。在先，死对他好象是个万丈深渊，他站在那阴惨的边缘上，一面战栗，一面又心胆俱裂地向后退却。他并没有冥顽到对死活也绝不关心的地步。他受到的判决是一种剧烈的震撼，仿佛在他四周的某些地方，把隔在万物的神秘和我们所谓生命中间的那堵墙震倒了。他从那无法补救的缺口不停地望着这世界的外面，而所见的只是一片黑暗。主教却使他见到了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