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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我和敏子在北京见了面，然后又跟随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处了十来天。我的印象是矛盾的。她性格外向，开朗健谈，但缺乏含蓄。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她不停地说话，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习惯。我企望一种心领神会的境界，一种直觉的沟通，这是我和她在一起时感觉不到的。当她神采飞扬地说话时，她的脸显得生动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尤其当她生气时，就显得憔悴而不美了。虽然她比我小两岁，但长相明显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温柔之情。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赞成的口吻转述她的家庭和亲戚对我的指责，诸如不懂礼节、空手来访、嘴不甜、没有眼力见之类。眼力见是北京方言，这个词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大约指一种在别人家里敏捷地帮助做家务的能力。我从来是一个书生，压根儿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类指责，人还必须具备这类品质。在她家住的那几天里，我只感到自己走错了地方。
  在这次见面之后，整整两年我们没有再见面，仅靠通信维持着联系。在两年中，我对这件婚事始终处在动摇和反复之中。每次我一动摇，敏子都反应激烈，在信中表达了气愤和悲伤的情绪。在我眼中，她的这类信写得特别好，语句或尖刻或哀怨，但都有光彩，于是觉得她可爱，重新坚定起来。然后，当她满怀信心之时，我又想起她的种种缺点，再次泼冷水，开始了新一轮循环。敏子比我清醒也比我果断，她觉察到我不够爱她，在见面后最初的通信中就奉劝我：“现在刹车比以后刹车好。”并且宣布：“让我勉强去爱一个人，是我的痛苦。让一个人勉强来爱我，是我的耻辱。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耻辱！”相反，在整个过程中，我却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点，极其优柔寡断，沉湎在对自己感情的无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两年过去了，她学徒期满，有较长的假期，我们终于商定春节她来资源结婚。可是，在结婚前夕，我的弱点竟然来了一个大爆发。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乡，地区文工团来这里体验生活了。有一天，团里几个人在公社客房里闲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正在刻钢板，她身材小巧，梳两根短辫，扎着红头绳，穿一件朴素的花布罩衫，一对大眼睛温柔而有表情。我发现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一会儿，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听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钢笔，在一张报纸上涂写，然后又突然还给我。接着，我们结群去礼堂看公社业余会演，她说她要赶任务，不去了。可是，在礼堂里坐下不久，我发现她坐在台上一侧的椅子上，正凝望着我。
  若干天后，贝珍走进我住的客房来取火种，对我说：“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门外有人声，她匆匆走了。一会儿，我出屋子，正要进公社办公室，见她迎面走来，走过我身边，飞快地递给我一张纸条，头不回地径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乱跳，走到街上无人处看纸条，上面写的是：“在即将离别之前，才感觉到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间大客房里，文工团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里一张床上，注视着她，心里七上八下，她也不时朝我窥看。我做出两个决定，第一立即给敏子发电报，让她暂时不来资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诉贝珍。晚上，我和贝珍在乡村公路上散步。听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一怔，显然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虽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对别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
  次日，我回县里开会，四五天里，我们通了好几封信。在当时的我看来，毁弃婚约是极严重的事，基本否决了，但又十分舍不得她。她也劝我维持婚约，同时又对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借口要买香菇，跑到中峰，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见她一面。回县前，她来找我，说已经请假，要去县里买东西。后来我知道，她的借口是去买天麻，文工团的人因此给我们两人起了绰号，称她为香菇，称我为天麻。我们同车到达县城，她下午去办事，晚上来我的房间叙谈，当夜住在县文艺队的宿舍里。
  按照常情判断，两个彼此爱恋的年轻人关门处于一室，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事实却不然，那时候的我，说单纯也好，说迂腐也好，对于一个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动一下亲吻的念头也会觉得罪恶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规矩地坐着说话的时候，中峰那里已经炸开了锅。正是阳历除夕，文工团的人聚餐，有人问贝珍哪里去了，响起了一片嘻笑：“县革委会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真厉害，把我们团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会儿，一下子就带走了……”在场的地区政工组一个副组长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当天夜里，文工团不断地往县里打电话找人，并调查贝珍睡在何处。第二天，从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贝珍一到达，立即被隔离了起来。第三天，我去中峰，无法再见到她，只得到了别人转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与我见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粗暴地压制恋爱自由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可是，在当时，两个年轻人哪里有力量对抗握有一切权力的组织。若干个月后，文工团一位老演员到资源出差，她是贝珍的老师，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较多的实情。那个政工组副组长掌管文工团，他宠爱一个男演员，而那个男演员看上了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职权从中撮合。在他看来，我不啻是闯入了他的禁地，搅乱了他一心想包办的婚事，难怪要恼羞成怒了。中峰风波后，他和那个男演员对贝珍进一步施加压力，仍以失败告终。贝珍的老师告诉我，贝珍始终为我辩护，说她是主动的。她对老师说：“一般男的往往头脑简单，感情僵硬，我长这么大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贝珍的老师还谈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在阳朔拍电影《漓江春早》，别人抢镜头，她却很淡漠，躲在树阴下绣花。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难过，觉得贝珍可贵，格外想念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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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贫贱夫妻　　　　　周国平
  中峰事件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我本来就下不了毁弃婚约的决心，这时就更没有理由犹豫了，便动身去山西，在那里与敏子登记了结婚。敏子问我为何电阻她来资源，我不愿撒谎，把发生的事情如实相告，这在她心中落下了长久的阴影。
  我们离开山西去上海，途中在南京逗留了两天。事实上，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南京度过的。虽然这一夜的情形难以启齿，为了对敏子公平，我仍要鼓起勇气说出来。不管我对婚事多么矛盾，在南京那家小旅馆的房间里，我毕竟是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个女人的美丽的裸体。当这个曾经勾起我的无数白日梦的时刻真正来临时，我兴奋而又紧张，并且极其笨拙，结果，事情在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我知道这叫早泄，心中万分恐惧，断定是我长期自慰造成的恶果，对自己的性能力丧失了信心。第二天，我发起了高烧，烧得全身无力，嘴唇脱皮。自始至终，敏子没有丝毫不满的表现，她温存地照料我，替我脱衣穿衣，送水接尿，总是甜蜜地笑着。我异常感动，心里真觉得她好，并为自己有负于她而内疚。在她的照料下，我的身体很快复原了。她又温存地抚爱我，帮助我熟悉她的身体，不多天后便有了满意的收获。我尝想，当初她倘若对我不耐烦甚至歧视，我很可能会因为自卑而一蹶不振。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每当我生病或遭遇困难时，敏子都表现出色，她的确是一个有献身精神、可以共患难的伴侣。
  可是，在当时，我的感动维持了没几天，很快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从上海出来，我们进行蜜月旅行，去重庆小早家作客，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游三峡，在武汉上岸，乘火车返桂林。在整个旅途中，我们相处得很不融洽，争吵不断。起因好像都是小事，其实她是在为婚前那个插曲生气，便长时间不说话，惹得我也生气，空气相当沉闷。在武汉时，她不理睬我，径自走得不见踪影。我背着一张在万县买的藤椅到处找她，累得气喘吁吁，腿都快断了，绝望中回头看，她正偷偷跟在我后面。
  回到资源后，敏子住了三个月。一年后，她离开西藏，调到资源。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两人之间经历了痛苦的磨合过程。我们的性格正相反，一个太内向，一个太外露，而且好像构不成互补。如果我们过去有较多的接触，也许会成为朋友，但肯定不会走到结婚这一步。其实她是一个好妻子，非常细心，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做家务有条不紊。但是，偏偏遇上我这个顾影自怜的人，嫌她在感情上不细腻，对我的那颗敏感的心不能感应。她最担心的是我天性喜欢女孩，贝珍是前车之鉴，可能还会爱上别的女孩。她是有道理的。我多么愿意看到女孩们投来的有含义的目光，一旦结了婚，这些就没有了。可是，我不检讨自己，反而有几分强词夺理地责备她说：“难道你不也是一个女孩吗？既然是天性，就要发挥出来。你不想一想，一个女孩守着一个天性喜欢女孩的男人，却使他的天性发挥不出来，她的女孩味儿是否少了一些？”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是伤透了敏子的心。她多次悲哀地对我说：“你只对你喜欢的人才是善良的，否则，再待你好，也不能打动你的心！”她其实是很懂感情的，有时议论道：“哪怕一块石头，在手里握了许多天，一旦丢了，还有些想念呢，何况朝夕相处的伴侣。”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很感动，觉得自己真应该好好待她。
  在敏子调来一些日子后，我们的关系明显改善了。我们互相都在努力。为了帮助她了解我，我给她看我的日记，还特意为她写往事的回忆。她看后恳切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过去我是多么不了解你。想到当初你怎么会忍受我们家那种环境，怎么会同意和我结婚，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你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啊。”本来我们之间问题的症结在我不太爱她，并且放任这种不太爱的情绪，现在我把重心移到了努力去爱她，至少要待她好，她自然就投桃报李了。从此，她充分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一心扑在丈夫身上。她对我母性十足，关爱备至，我从她那里感受到的也更多是一种母性的爱。她愉快地为我做各种事情。我读书，她就帮我摘抄卡片，我写作，她就替我誊抄，她称这为“作业”，总是催我给她布置“作业”，然后一丝不苟地完成。偶尔出差，她一定会跑书店，选购她觉得我可能想看的书。出差时看到传抄的内部讲话，她想到资源消息闭塞，为了让我读到，便辛勤地抄写，有一回竟在路灯下抄了个通宵。出乎我意料的是，一次她从桂林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她去文工团找贝珍了，两人在一起玩了三天。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同在兴安县境内的一所部队医院住院，认识了那里一个可爱的护士小玲，我和小玲彼此很合得来。她表现得十分大度，对小玲说：“他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又没有知音，经常是很苦恼的。我虽然愿意理解他，但我们的心不是那么相通。现在有了你，就弥补了这个不足。”很显然，她在尽最大努力顺应我，包括顺应我喜欢女孩的天性，当然是在适当的限度之内。
  在资源人眼里，我们这个两口之家算得上是一个浪漫和睦家庭。敏子来资源后，分配在农机厂当统计员，而我调到了党校。不开课的日子，我也住在农机厂她的那间破旧宿舍里。房间很小，三合土的地渗水，不管下雨天晴，屋里总是潮湿，被窝始终粘乎乎的。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读了许多书，敏子替我抄了大量卡片。资江在农机厂边上流过，那里有一座大坝，我经常在坝的上游游泳，每一次敏子都在近旁洗衣，用这种方式陪伴我。农机厂离县城约有两公里路程，我们经常沿着公路去县城购物和办事。小县的人保守，夫妻不一同上街，而我们总是双双并肩而行，被视为过于亲热，招来议论，有人甚至编造出我们共拎一只热水瓶的故事。敏子一定还记得我们养的一只母鸡，母鸡孵出七只小鸡，她为它们一一命名，我们看着它们长大，给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有一回我在党校，正逢我的生日，她揣着两只鸡蛋步行两个多小时，前来向我祝贺。看来，我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