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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激昂也不是装出来的，常常是真心想要激昂，以求与时代合拍，也把身处的境遇理想化。然而，事实上内心充满迷惘，激昂的高调就常常透出一种病态。有一些诗，直接就是用激昂的高调表达内心的绝望，我自己很明白其性质，是不会让连队里的人看到的。例如《暴风雨》——
  穿不透的暴风雨——
  雨如海倾，风如山倒！
  花布小伞留给太太们吧，
  衣服湿透的人
  怕什么雨淋水浇？
  龙头拐杖留给教授们吧，
  满身泥巴的人
  干吗要担心摔交？
  我原是一阵风、一滴雨，
  暴风雨正是我的故巢。
  嘴角抹一丝鲜红的笑，
  去迎接更猛烈的风暴……
  还有一首《大战前夕》，我刻意渲染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夜空闪烁着电光，爆炸的云满天游荡。电光下的世界，像一堆篝火在摇晃。”然后便写如何盼望战争快快到来，但求捐躯在疆场。那时正大肆宣传中苏战争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我就借题抒发心中无法解决的苦闷。其实，我对自己在苦闷中故作振奋的状态是清楚的，在偷偷写的古体诗中有直截的表白：“心事微茫夜夜思，判杀愁字不须题。九天揽月兴风雨，四海扬波落长堤。掏此寸肠慷慨意，滚它一身洞庭泥。有时怀恋难煎焙，强赋新诗吹志奇。”“南风无惮乱推门，夜半枕衾厌雨声。社稷从来贬儒朽，生灵几度许英魂。但期北伐征沙帝，犹可提携献此身。惯借豪言强写志，我诗往往意难伸。”
  我的苦闷，是因为看不到前途。不过，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也常常有忘却一切忧愁的时候。湖区的景色是美丽的。站在大堤上，一边是浩淼无际的湖水，一边是伸向天边的田野，真感到天地辽阔。有的湖面荷叶丛生，渔船平稳地驶过，不时地从荷叶丛里飞出一群水鸟。清晨，太阳滴着露水，像第一枝花苞吐晕，颤悠悠、颤悠悠地伸出了天边的丛林。黄昏，耕牛归来了，衬托着晚霞的背景，宛如一幅美丽的剪影。冬天，冰下游鱼雪中鸟。最撩人的是春天，湖水涨了，帆影多了，池塘绿了，一到夜间，世界沉浸在无边无际的蛙声中，这样辽阔稠密的蛙声只在湖区有，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些镜头都摄进了我的诗中。有一首诗写春天，开头的句子是：“春天到了，一支红木桨，一叶绿扁舟。”结尾的句子是：“春天到了，一轮红太阳，一颗绿地球。”在那个时代，红太阳的唯一所指是伟大领袖，我仿佛偏要复活它的丰富的能指。在《晨歌》中，我还用红太阳表达对爱情的憧憬——
  嘘，晨风，嘘，树叶
  嘘，田野里窸窣的绿纱裙
  瞧潮湿的地平线上
  太阳——一颗爱情的心
  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吗
  太阳真红、真嫩、真清新
  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吗
  唱一支清晨的歌给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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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与郭沫若通信　　　　　周国平
  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通讯员从团部把信件取回，这成了一天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有时候，这种与世隔绝的孤岛生活简直要把我逼疯。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那些信写得非常糟糕，情绪既冲动又压抑，还充满强作振奋的空话，现在我是羞于再读到的。在我当时的心境中，她是一切美好价值的化身，因此我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朝着一条警戒线突破，而她也就理智地回避了。不过，隔些日子能收到她的一封信，这毕竟是我的单调生活中的最迷人的等待。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间也开始了通信。
  在一次给建英写信时，我抄了几首我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建英回信说：“你写的信真有意思，诗写得很好。爹爹看了说，信写得有诗意，说你很有诗才，并又写给我一首李白的诗。”这首诗是：“劊淳胶茫狡滔嫠鳌０土晡尴蘧疲砩倍赐デ铩！比缓笪饰乙桓鑫侍猓骸熬侥茄暮茫裁匆淳侥兀俊蔽业幕卮鹗牵壕拖瘛伴乘榛坪茁ァ薄ⅰ暗谷答叙闹蕖币谎皠｝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谜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错了，也可能不错，好像他铲平君山是为了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后来我读到《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本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那首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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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迷惘　　　　　周国平
  我在南湾湖农场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终，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迷惘。从北京到农场，途经长沙，我们几个同学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头，不免想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那时候他也是一个学生，从农村跑到城市，组织新民学会，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现在我们也正是这个年龄，他老人家却把我们从城市撒向农村，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万丈如青年毛泽东，如果生活在这个他老人家领导的时代，又能做些什么呢？哪里才是今日新民学会会员应走的路程？我身边的两个同学从来喜欢高谈中国向何处去、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需要是什么之类的宏大话题，现在他们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来，他们自以为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上，这只是年轻人的幼稚的夸张病。我比他们清醒得多，也消极得多，个人软弱无力的观念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一个人犹如一粒微尘，飘落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大网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举网人，只能被这时张时收的大网支配着。
  我问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么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颗天真的、单纯的、敏感的心，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在文学上或学术上显露才华的机会。总之，我是担心这平凡的生活之波，这群众的汪洋大海，把我这个虽然渺小却无比珍贵的个体彻底淹没了。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农中去，毫无保留地与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倘若没有了灵魂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人们给时代这个词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诗意，高喊着投入时代的口号激情满怀地冲向地狱，我也要毫无返顾地往下跳吗？
  表面上我也有振奋的时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时常，当我参加着各种活动，或者和大家一起开着玩笑，一种抑郁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电击似地感到剧烈的空虚和不安，把我与周围的一切隔离开来。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就是关于劳动的重复又重复的训话和讨论。再苦的劳动，咬一咬牙总可以挺过去，并且渐渐适应。真正的痛苦在于这种生活强制性地破坏了知识分子的一切习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甚至头脑中自幼及长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随之遭到了根本的打击。当时文汇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宣称对于古的和洋的艺术的全部内容必须进行彻底的扫荡，我读了十分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在这样的直接现实之中了，除了“红宝书”，任何书都不准读，也读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