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我在离京前最后一次去郭家，他们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给我饯行，餐桌上有我爱吃的大对虾。四个孩子一起把我送出大门，汉英说：“这一别，恐怕很难再见面了。”建英说：“去了以后，大大地来信。”又马上一笑，指一指平英，纠正说：“不是给我，给她大大地来信。”平英朝我点点头。我和林铭述走在夜晚的街头，他议论道：“这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背后是外人想象不到的悲剧。”静默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觉得悲剧还没有完。”他问我想不想写小说，我说等将来吧，他说：“我是指将来，现在当然不成。十年以后吧。”我问他：“你看有希望吗？”他小声说：“这是迟早的事。”然而，分手时，他给我的临别赠言却是：“跟上时代，不要太消沉。”
  那一天有一件事留下了一个小遗憾。我曾在林铭述家里看到郭老送的墨宝，很羡慕，便鼓起勇气让平英帮我也要一幅。上一个周末，郭老给我写了一幅，内容是他尚未发表的词《水调歌头·游采石矶》，写在大约四开大的宣纸上。他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这个意境十分合我的意。我捧在手中，自是不胜喜悦，建英在旁边说：“爱不释手。”由于那天我是骑车往返，怕途中损坏，就让建英替我暂时保存，准备今天拿走。今天临走时，于立群劝我不要拿了，她说，我去部队农场那样的地方，带去了影响不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层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倘若现在能把这幅字找出来还我，我会很高兴的。
  9月10日晚上，我走出居住了六年的38楼120室，最后看一眼窗外那一排木槿，它们还是六年前的老样子，一点儿没有长高。武斗已把我的书籍杂物洗劫一空，我几乎是空着手离开北大的。大卡车把我们这些去湖南部队农场的学生运到天安门前，在一个军人指挥下，我们匆匆排成队列，举手向毛主席宣誓，再被运到北京车站。我们登上了列车，两个同学隔着车窗向前来送行的一群大中学生慷慨陈词，我在一旁无言静听。火车启动后，那两个同学也静默下来了，只听见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处发出的单调的震响。我久久凝望着窗外的黑夜，心中回旋着李贺的一句诗：“我有迷魂招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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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南湾湖　　　　　周国平
  一个漆黑的夜里，几艘机动木船在风雨中艰难地靠岸，卸下了一群学生。我们肩扛行李，淋着雨，跌跌冲冲地踩着稀泥地，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间低矮的小茅屋透出暗淡的灯光。门很矮，我们猫着腰钻进去，胡乱地挤躺到几块铺板上。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在洞庭湖内围堤造出的一块土地，被命名为南湾湖，表示发扬南泥湾精神的意思。举目荒无人烟，只有一支农垦部队驻扎在这里，附近还有一个劳改农场。为了接纳学生，部队建立了一些学生连，派军人担任连排级干部。我找出那一时期的来信，偶然发现还留着两个信封，上面有我所在连队的地址：湖南沅江6939部队学一连。
  最初的任务是安家。这里原是一片空地，那几间小茅屋是临时盖了让我们暂住的，现在要建起正式的营房。建房的材料除油毡外都就地取材，共三样：稻草，芦秆，泥巴。用稻草搓出一大堆草绳，然后把草绳缠在芦杆上，一根紧挨一根插进泥地里，两面糊上泥巴，就成了墙壁。顶上如法炮制，复盖上油毡和稻草，就成了屋子。全连四个排，每个排一间长屋子，屋里架起两列大通铺，就成了我们的居所。
  接着马上投入了繁重的劳动。在泥地上往下挖四五米，开出一条航道，泥巴垒在两岸，一边垒成水渠，另一边垒成公路。挖去一层表土，底下是一层层淤泥，泥土又紧又黏，仿佛有一股吸力，把插进去的铁锨牢牢吸住。越往下挖，泥越稀，两腿插在里面，以不可抗拒的重力作用往下陷，徒手尚且难以拔出，何况肩上挑着百斤重的担子。由于泥巴太黏，粘在撮箕上倒不掉，担子始终是沉重的。我们团共八个学生连，学六连是女生连，开始时，她们也干同样的活，许多女生根本挑不动，就坐在稀泥里哭。冬天来临了，湖区的冬天十分奇怪，突然下起了雷阵雨，闪电划破长空，雷声震得窗户格格响。雷雨过后是连绵的阴雨天，在冰风雪雨中，我们上身穿棉衣，下身只穿一条裤衩，依旧浸在冰凉的泥浆里干活。我做梦也想不到活儿这么重，一天下来全身散了架，哪里还有力气洗漱，带着一身泥巴倒头便睡。
  不过，那时毕竟年轻，居然也渐渐适应了，并且感到自己的体力明显在增长。第二年开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水稻，比起挖航道来，田间作业就显得轻松多了。5月份，连续十几天，天天弯着腰插秧，并不觉得太累。我是新手，一开始完全不会插，几天后称得上是能手了。手指如同织机上的梭子一样飞快地移动着，眼睛只盯着鼻子底下的一小块水田和秧苗，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累了直起腰来歇一歇，看见前面又多了一大片绿色，心里真是欣喜。我喜欢田野劳动，这种劳动虽然机械而单调，却使人亲近土地和生命，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单纯。
  湖区有许多小生物。挖航道时，常常挖到藏在淤泥里的甲鱼，挖到了也就随手一扔，没有人想到要拿回去煮汤。每条小水沟里都有鱼，用泥巴拦截出一段，再把水舀干，必定满载而归。一到春天，水蛇四处爬行。有一回，早上出工前，我拿起放在屋外的雨靴，正准备穿上，从里面爬出来一条小蛇。在水田劳动时，蛇是最常见的生物。一个小个子华侨学生见了蛇就捞起来，双手一掰，取出蛇胆立刻吞进肚里。水蛇无毒，我渐渐也不怕了，但始终厌恶蚂蝗。在别处我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蚂蝗。一次收工后，我下湖洗澡，在岸边浅水处的草丛里站了一会儿，上岸时，旁边的同学惊叫起来。我低头看，只见一条腿在流血，上面叮满了蚂蝗，不下数十条。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人这样形容：“学生的名义，干部的待遇，农民的劳动，军人的纪律。”因为领工资，所以说是干部的待遇。纪律十分严格，完全按部队的一套管理，到商店买一支牙膏也必须请假，无论上哪里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劳动累了，谁都顾不上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上几公里外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农民揶揄说：“大学生在学校里是书呆子，出了校门是叫花子。”
  到农场后，始终没有宣布再教育的期限，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要在这里呆多久。环境和生活毕竟太单调了，人们渐渐都疲塌了。年轻人火力正旺，开始想女人，学六连成了人们口头最有诗意的一个词儿。平时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是老婆问题，才二十多岁就称之为“老大难问题”了，真个日夜盘算，长叹短吁。有些湖南学生已娶妻，老婆来探亲的日子，住进连部一间小屋，人人眼馋。睡在我对铺的那个学生特无耻，经常兴高采烈地大谈和老婆做爱的细节。
  我仍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地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厌倦了单调不变的生活，渴望变化。因此，1969年10月，当部队要抽选一些学生去附近的正规连队锻炼一个月时，我就积极争取，终于被批准。我在那里表现很好，干部和战士都喜欢我，受到了团一级奖励。最高兴的是过足了打靶的瘾，我意外地发现，我的枪法相当准，卧姿百发百中，跪姿和立姿也脱靶甚少。然而，没想到这次出行染上了肝炎病毒。
  回到学生连不久，有一天，我感到浑身乏力，没有一点胃口，两个同学便陪我去团部医务室。到了那里，一量体温，已烧到39度，医务人员让那两个同学马上送我去师部医院。所谓送我去，也是要我自己走去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完这几公里路程的。师部医院也十分简陋，几间茅草房，没有医疗设备，甚至不能验血，我住在那里，一直被当做感冒治。八九天里，高烧持续不退，完全不进饮食，靠输液活着，上厕所时几次昏倒。我对那个精神抖擞的院长说，我的病不像感冒，应该是消化系统的毛病。他立即称是，说可能是肝炎。事实上，黄疸性肝炎的症状极为明显，脸色蜡黄，尿也黄得发绿。
  在病重的那些天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对着门口，门外架着一条木板，是给病号分发饭菜的地方。有一天，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在昏沉中突然眼睛一亮，看见领取饭菜的队伍里有一张美丽的面庞。从此以后，我的卧病生活有了意义，便是等候开饭的时刻，看一眼那张脸庞。高烧退后，我可以起来活动了，就常常在院子里看见那个女生了。师部医院住着几个来自印尼的华侨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她们在洞庭湖区另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得了一种怪病，一条腿——仅仅一条腿——没有了支撑力，因此走路时必须向一侧大幅度地弯下身子。这么美丽的一张脸配上这么古怪的走路姿势，真使我无比同情，我越发怜爱她了。另一个女生察觉了我的心思，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她，说她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再没有回去过。听说直到锻炼结束，这几个女生的病仍无好转，但愿她们后来治愈了。
  我出院之后，连里照顾我，不让我再干重活，我成了一个牛倌，任务是看住几头水牛，不让它们损坏庄稼。这是一项无中生有的工作，专为我而设，这些水牛其实从来无人看管，也不需要看管。在农场的最后两三个月，我天天坐在水塘边看天上的云和手中的书，与这几头水牛为伴，过得十分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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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诗人与狗司令　　　　　周国平
  在学一连，我有两个绰号，一是诗人，二是狗司令。
  叫我狗司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连里养了几条狗，我爱和它们逗玩，给它们喂食，它们都听我的号令。其中一条狗特别依恋我，我出工时把它带在身边，它就会一直坐在田埂上耐心地等我收工。有一回，它自己跑到田里来找我，跟随在我左右寸步不离，情绪很不安。回营房后才知道，原来那天上级命令打狗，它一定察觉情况不妙，就跑来寻求我的庇护了。结果，别的狗都被杀死，它幸免于难。此后一些天里，我天天带着它，躲过了风头。
  写诗是我的积习。除了诗，我还常写日记。排长看见我躲在床角写东西，就投以怀疑的眼神，有一次终于走过来盘问我写什么，并教育我好好改造，不要再乱写。房间里两列大通铺，站在门口看一眼，谁在做什么一目了然，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事实上，只有我经常在写东西，难怪惹人注意。我心想，我写的一些诗不是挺革命吗，何不公开，免得人猜疑。于是，我给排长看了几首诗，也给排里的一些同学看。连里开晚会，有的同学便要求我朗诵，我照办，结果大受欢迎，诗人之名传开了。这一着很有效，此后排长看见我写东西再不盘问了，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我们连的多数学生毕业于湖南本地学校，湖南人颇尊重文学，他们在发现我是一个诗人以后，都对我相当友好。
  在湖区，天天接触的事物是太阳、大地、泥巴、水渠，它们就成了我的革命诗歌的主题。我当时写的许多诗称得上革命。比如《警句》，第一节是：“假如眼前的靶子是地球，瞎子也可以当射击能手。假如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馋鬼也可以投入革命洪流。”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将永远光荣，只要月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存在。”我便写了一首针锋相对的诗，先把月亮批判了一通，然后把普希金的诗句改成：“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将永远光荣，只要阳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人民存在。”我的若干诗句经常挂在同学们的嘴上，有时是为了抒情，有时是为了调侃。好玩的是，他们善于从我的革命诗歌中挑出一些句子，来表达并不革命的情绪。有一首《泥巴的价值》，头两句是：“要问南湾湖有什么？除了泥巴，还是泥巴。”后面便讲泥巴可以种庄稼、盖房、筑路、使人身心健康等等，而女娲用来造人的原料也是泥巴。他们略去了后面的内容，单挑出头两句在工地上朗诵，发泄对单调环境的不满。还有一首的前四句是：“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让大地变得更加宽广。年轻人明亮的眼睛啊，要一眼看到共产主义远方！”往往在收工的归途上，他们便齐声喊出第一句：“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