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并不想和他们共进午餐，我当然也不想见萨利·迪奥。我只想让迪西·李过来，到克莱特斯家里和我谈谈，然后我就上路回家。但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他们刚起床。萨尔说一小时后带你过去。”克莱特斯说，在他的客厅挂上了电话。“他们昨晚举办了一场大型爵士乐演奏会。”
  他的女朋友，全名叫达乐涅·亚美利亚·霍斯，在厨房里为我们做三明治。克莱特斯手中端着伏特加冰镇果汁酒，坐在一个凹下去的帆布椅子上。穿着便鞋的一只脚翘在膝盖上，另一只脚踩在赤褐色的熊皮地毯上。
  “有件事你肯定不会忘记。”他说，“那个在路易斯安纳被打死的家伙——对，就是被我打死的家伙——在那个狗娘养的严酷处境下，我只好杀了他。他们说会给我一万美元，我说那太棒了，但是我只准备把他赶出城市，然后去拿他们的钱，如果他们事后抱怨，我就让他们滚蛋。他正背对着我提着桶喂猪，他告诉我他是多么地不安，说他不会愤怒地去亵渎一名受贿的警察。然后，他把手放进牛仔裤口袋里，接着我看到有一道光在太阳下一闪，听到喀哒一声。当他拿着那个东西转过身时，我在他额头上狠狠来了一下。那是他的打火机，伙计，你能明白吗？”
  故事也许是真实的，也许不是。我只是对他的解释不感兴趣。他的眼睛茫然地游荡在空中，似乎找不到下一个焦点。
  “为什么他们叫他‘鸭子’？”我问。
  “什么？”
  “为什么他们叫萨利·迪奥‘鸭子’？”
  “他梳着鸭尾式发型。”他长饮了一口冰镇果汁酒，嘴唇看来又红又硬。他耸了一下肩，似乎在遣散一个私人烦恼，“还有另一个故事，关于纸牌游戏，抽出两点什么的。两点是鸭子，对不对？但这都是意大利人的玩意。他们喜欢名称，这些故事通常是胡说八道。”
  “我跟你说，克莱特斯，如果你能只把迪西·李带到这里，我真的会非常感激，我确实不需要见一大群人。”
  “你还是老样子，你的时间总是那样紧迫。”他笑了，“你以为我会给我的老板打电话，说‘抱歉，萨尔，我的旧日伙伴在我这里，他不想在家里等死’吗？”他笑了，咀嚼着冰块和樱桃蜜饯，“但这是个办法，是不是？戴夫，你是个很出色的人。”他继续对我笑着，冰块在他的臼齿间噼啪作响，“你还记得我们制服朱利奥·塞古拉和他的保镖吗？我们干得真他妈漂亮。”
  “那是最后一个季度的个人成绩单。”
  “是的。”他懒散地透过滑动门，看了一会儿湖面，然后拍了一下膝盖说：“伙计，我们吃饭吧。”
  他跟在女朋友身后，走进了厨房，拦腰抱着她，把脸埋人她的头发，半拖半抱地把她带回客厅。她向他转过脸去，掩饰她的困窘。
  “这是我至高无上的妻子。”他说，然后吻了一下她的脖子。
  那真美好，克莱特斯。我想。
  她穿着粗斜纹棉布短裙、黑色长筒袜，无袖的茶色毛线衫。她的嘴边长了三颗胎痣，绿宝石色的眼睛，像是西属美洲人的欧洲人后裔，克里奥尔人。她的手很大，手背上有一道灰色的伤疤，指甲修理到根部。她一只手腕上戴着金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小金链。在她那双操劳的双手上，这些饰品像是放错了地方。
  “她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他说，仍旧把嘴埋人她的头发。“这要归功于迪西·李。她在啤酒馆的地面上发现他酩酊大醉，于是开着车将他一路带回弗拉塞德。否则，那里的几个黑人早拿他的脑袋去洗马桶了。”
  她从克莱特斯的手臂中解脱出来。
  “你们准备在阳台上吃饭吗？”她问。
  “不，现在还有点凉。春天还得费点劲儿才能到这里。”他说，“在新奥尔良那边，现在的天气如何？九十度上下？”
  “是的，我猜是的。”
  “那里比地狱还热，我一点都不挂念。”他说。
  她的女朋友在滑动门旁为我们安置了餐桌，然后返回厨房拿食物。一阵风吹过湖面，深蓝色的湖面泛起亮闪闪的波纹。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和我在一起，但是何必要质疑命运呢？”他说。
  “她看起来是个好女孩。”
  “你最好相信这点。她的丈夫在林肯镇的一次事故中丧生，一台卡特彼勒推土机从他背后轧了过去，他整个人被贴在一块岩石上。她有五年时间都在一家餐馆剥牡蛎。你看到她的手了吗？”
  我点点头。
  “然后，她在那个印第安酒吧做服务员。”
  “我必须抓住玛珀斯的把柄，否则我会坐牢的。”
  他用手指推着眉毛上的粗伤疤。
  “你还在为这件事焦虑，对吗？”他问。
  “你怎么想？”
  “这也难怪，一位前警察去坐牢，很糟糕的场面，伙计。如果说有人应该去坐牢，那应该是我。告诉你的律师多拖延一段时间，目击证人在某个地方消失了，人们忘记了他们所看见的事情，检举人失去了兴趣，总会有出路的，戴夫。”
  她的女朋友端来一个大盘子，上面堆满了火腿三明治、几杯冰茶、一份甜菜洋葱沙拉、一份新鲜的苹果派。
  她和我们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地吃着东西。
  “你真认为迪西可以帮你吗？”克莱特斯问。
  “他必须帮我。”
  “祝你好运。他曾经对我说过，他的人生目标是活一百岁，然后因强奸罪被绞死。他是个可靠的家伙，但是我认为，他脑子里有个湿木塞，有时转不过弯来。”
  “他说玛珀斯和魏德林杀了几个人，并且将他们埋在一个树林里。你能从中联系到什么事情吗？”
  他的大脸庞看起来很茫然，“不，确实没有。”他说。
  我看了看他的女朋友，达乐涅，她直直地看着盘子，头向下低着，似乎想掩饰她的表情。但是我注意到，她眼角的色彩暗淡下来。
  “我为我说话的方式感到抱歉。”我说，“也许是因为克莱特斯和我当警察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有时，我们在别人面前说话不假思索。”我尝试着对她微笑。
  “我不会在意的。”她说。
  “非常感谢你的午餐，十分可口。”
  “谢谢。”
  “多年前，我曾和一个朋友到这里钓鱼。”我说，“蒙大拿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是不是？”
  “有时候是，尤其当你拥有一份工作的时候。这里很难找到工作。”她说。
  “这里的一切都很萧条。”克莱特斯说，“石油、农业、畜牧业、矿业，甚至伐木业。”
  “那为什么你的好朋友们要呆在这里？还有那些租赁土地的人。”
  他的绿眼睛从我脸上移开，然后咧嘴笑了。
  “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为他工作。我和他相处融洽。这是一种职业关系。”
  “那么，他在这里做什么？”
  “这是个自由的国度，大概他喜欢鲑鱼。”
  “我遇到一位禁药取缔机构的人，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谈及萨尔的业务往来，我什么都不懂。我比较擅长在院子里抽烟。”
  “你这些话跟别人去说吧，你是我所认识最优秀的擅于调查的警察。”
  “曾经是。”他说，眨了眨眼睛，“你读的书要比我多，你记得小说《飘》里那个白瑞德吗？他为盟军或其他组织走私，偷运货品。他告诉郝思佳，财富是在一个国家诞生或崩溃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非常好的一句话。我认为萨尔在亨茨维尔图书馆读过这本书。他转运货物然后进行交易，伙计。”
  我什么也没说，吃掉了剩余的三明治，顺便瞥了眼手表。
  “哦，感谢上帝。”克莱特斯说，“我带你去那里。但是帮个忙，他们是提供我生活来源的人，不要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看他们，尤其是萨尔的父亲。他是个傲慢的老人，同时也是一个恶毒的狗娘养的家伙，从一开始他就没喜欢过我。我是认真的，戴夫。你的脸从来不能很好地掩饰你的感情，你那种呆滞的目光就像大
  象在屋子里放屁一样。好不好，伙计？”
  “当然没问题。”我说。
  “哦，好朋友。”
  第六章
  第一节
  早上仍然在下雨，而且很冷。壁炉里的圆木已变成了灰烬。外面天空灰蒙蒙的，院里的树在微弱的光线下，显得又湿又黑。我打开火炉，在壁炉里放上新的圆木，点燃引火物和一卷报纸，然后准备法国吐司。阿拉菲尔梳洗好，正准备上学。我想我可以听到脑子里的蚊子又开始作怪。我穿了一件长袖法兰绒衬衫，不断用胳膊擦
  掉眼里的汗水。
  “你为什么在发抖，戴夫？”阿拉菲尔问。
  “我得了疟疾，它有时会复发。但这不是很严重。”
  “什么？”
  “我在军队时得了这种病，是在菲律宾，起因是蚊虫叮咬。它很快就会过去的。”
  “当你不舒服时，就不应该起床。我可以准备自己的早餐，还可以给你做饭。”
  她从我手中接过抹刀和煎锅，开始翻转吐司。她穿着一件鲜艳的粗斜纹棉布长裤，白衬衫外套了件紫红色毛衫。在厨房里，她的黑发闪闪发亮。
  我浑身虚弱，坐在厨房餐桌旁，用一条干餐巾擦脸。
  说话之前，我必须先咽一口气。
  “今天早上你能穿上雨衣，自己去学校吗？”我说。
  “当然可以。”
  “还有，如果今天下午我没去接你，你就去保姆那里，好不好？”
  “好的。”
  我看着她装好餐盒，穿上黄色雨衣和兜帽。
  “等一等，我开车送你。”我说。
  “我自己可以去，你病了。”
  “阿拉菲尔，不要像巴提斯蒂那样说话。他是个好人，但他从来没上过学。”
  “你还在生病，戴夫。”
  我摸了一下她的头顶，然后穿上雨衣和雨帽。外面的风很凉，有一股木浆场的气味，在潮湿的空气中，闻起来几乎像垃圾。我驾车送阿拉菲尔去学校，让她在操场入口处下车。当我回家时，全身颤抖着，壁炉和火炉风道的热量无法穿透我的皮肤。我只觉得，房间内干冷干冷的，当我触摸一个门把手时，手上居然跳出了静电。
  我在厨房的火炉上烧了一大壶水，来加湿空气，然后肩膀披了条毛毯坐在壁炉前。我的牙齿打着冷战，看着树脂沸腾着，在松木上噼啪作响，火焰扭曲着冲人烟囱。
  当圆木软下来，落到柴架上时，我感觉已被送到一个黑暗、没有空气的地方。在那里，记忆不重要了，皮肤似乎一下被剥掉了一寸厚。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永远无法解释这些时刻，心理学家也无法解释。这种状态第一次出现时，我才十岁。当时我爸爸因在赌场打架，被再度关进了教区监狱。我一个人在家看一本有关宗教
  方面的书，里面有描述地狱灵魂的彩色插图。突然，我感觉自己进到了画里面，永远沉进了痛悔和绝望的湖中。
  我充满了恐惧和负罪感，不管教区牧师给我做过多少保证，都无法让我从中解脱。
  当这种状况在我成年后出现时，我就去喝酒。有时也会全速驾车，或者去听必姆和杰克·丹尼尔的歌，旁边放一瓶冰冻啤酒。早上用伏特加酒，将脑里的蜘蛛送回巢里；中午用四英寸厚的野火鸡，来把恶魔弗兰肯斯坦锁进他的小屋；直到下午，我才会进入充满阳光的世界，有橡树、棕榈树，还有带着盐味的风吹过庞恰特雷恩湖，使自己重新充满理性。
  但今天早晨比以往所有那些时刻都更糟。也许这是疟疾，也许是我童年心理代谢的结果，它仍然强烈地要求饮酒，并且穷凶极恶地想迫我就范。但实际上，我想那是别的一些东西。大概，像安妮曾经说过的，我已经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在边缘状态，你挣脱开了所有现实世界的束缚，恢复到你的本来面目。你在地球的表面燃烧起来，太阳和月亮黯然失色，脚下的世界像死去了一样，遥远而又毫无乐趣，似乎上面结了一层冰。
  这是它到来的方式吗？没有戏剧性，没有连续三天的狂欢，没有在酒缸里的震颠性谵妄，没有精神病院的束缚装和氯普鲁马嗪，也没有一位焦虑的心理医生急切地盯着你的脸。你仅仅盯视着黄色的手帕，或者壁炉的火焰，畏惧着你自己的思想，就像被惊扰的孩子那样。
  我闭上眼睛，把毛毯拉到脸上。我可以感觉到胡须顶着羊毛衫，汗水在衬衫内流下来，我可以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风吹着房子，一根潮湿的枫木枝条掠过窗户。
  过了些时候，我听到一辆汽车停在外面，有人向上跑进门廊。我听到敲门声，透过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