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你在1996年购买一台奔腾，来取代你在10年前购买的老式286，那么你只需要花费四分之一的钱，而你的新机器的性能却能提高1万倍。
  一个杰出的企业领导者，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消费潮流。这一点在1994年就被证明了，现在再次被证明。普通中国人的微机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年，他们买走了210万台微机，比此前十几年买去的全部微机还要多，而私人电脑的比例增加更快。此外，中国人在这一年还买了十几万辆汽车、几十万台影碟机、几百万台空调、上千万台彩色电视。不过，没有人说VCD时代，也没有人说空调时代或者电视机时代，至于家用轿车时代，还要等好多年才有人提起。当时似乎只有电脑让人兴奋。《试验区报》有位记者兴致勃勃地写道：电脑成为城市居民的新宠。还有个记者索性说：中国家庭进入电脑时代，这都是有一点根据的。由中国青年报完成的一项针对北京市的调查表明，1996年有47。7％的中学生家里有电脑或学习机、81。1％的中学生用过电脑，100％的中学有电脑和计算机课。这项调查发表于1996年12月15日，里面还提到，在中学生里，有9。9％每天使用微机，30％经常使用，学过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人达到了32。1％。这些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谁将成为中国未来的比尔o盖茨。
  中国人对于电脑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被引入普通消费市场的时候。这项新技术就是互联网。有意思的是，那位微机时代的英雄，比尔o盖茨，曾在很长时间里对互联网不屑一顾。杰出的人常常犯一个错误，过分关注让自己成功的领域，而对新兴事物反应迟钝。比尔o盖茨百密一疏，周围的人全都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他却还不在乎。直到1995年的某个夜晚幡然醒悟，他跳起来，给公司3万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的邮件叫做互联网大冲浪，后来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比尔o盖茨的所有决策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是他在那个邮件中要求属下在第二天早晨把电脑里的旧程序全都删去，义无反顾地迎接新时代。
  由于接连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人们通常都把1995年到1996年的几个月看作世界互联网历史的起点，这就是网景和雅虎的前后上市，并且获得巨大成功。其实，历史的前奏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1984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研究生，桑迪o勒纳和伦纳德o波萨克，设计出一个小型的本地路由器。在那之前，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计算机终端不能互相连接，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如果桑迪o勒纳希望把自己的数据送给隔壁房间里的伦纳德o波萨克，那就必须先把数据传送到网络上，然后由另一区域的计算机接收，后者是个特殊的路由器，价值10万美元。在这对年轻的学生看来，这种方式既愚蠢又荒唐，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方法。在这种方式下，地址是本地的，数据首先被留在大学校园的内部网，而有互联网地址的信件将被路由器自由地送到公共网上。由于斯坦福大学拥有强大的工程系统和杰出人才，就为勒纳和波萨克提供了实现他们梦想的条件。1984年，他们完成这项设计，并且创办一家公司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思科公司。
  这对年轻人将微处理器与一套相当复杂的软件相互耦合，制造了最初的网络设备。由于网络技术还是一个新事物，前景不明朗，所以大多数人对它并不看好。这种消极主义的情绪增加了网络技术的风险和投机性。思科的创办者一度陷入财务窘境。但是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拯救了他们。他们很快从红杉联合公司获得一笔钱。后者的老板名叫唐o瓦伦丁，曾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的营销主任，还在仙童公司呆过一段时间。很多年来，他一直因为错失对苹果公司的投资机会懊丧不已。这个错误让他以前的雇员库拉后来居上，通过为苹果提供种子资金成了亿万富翁。
  但是瓦伦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他在思科影影绰绰地看到网络革命的曙光，就决定不顾一切。借助于250万美元的投资，他成了思科公司的董事长。他开始督促两位创始人对公司采取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勒纳和波萨克是一对技术天才，却都缺乏竞争的天性。而在瓦伦丁看来，这种天性恰恰是让技术通向市场的最重要的台阶。于是他提出买断创业者的全部股票，并让他们离开公司。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以2亿美元成交。创业者带着丰厚的回报走人，而技术交给了冷酷精明的商人。思科从此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在企业之间流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站点连到互联网上，对路由器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了1995年，思科已成为网络市场的当然领导者。它生产着全球互联网骨干网络中80％以上的交换器和路由器。瓦伦丁当初用2亿美元购买的股本，在股票市场上升到60亿美元。
  这是10年定律的再现。经过一连串发现、创造、推销和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后，网络技术不仅遍地开花，而且还导致美国政府制定规模庞大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瓦伦丁当年只不过被一线曙光照亮了眼睛，现在全世界都将看到，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光芒万丈。
  如果新技术真的是太阳，那么它再一次从西方升起，我们的国家要到晚些时候才能看到。那些被出国潮卷到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们先知先觉，他们是最早意识到互联网深远意义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位，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开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记录。前者是丁健，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科学专业完成硕士学业，1993年他的受到外界关注的故事，就是与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联合发表了论文《中国互联网学术网络研究》。后者名叫田溯宁，是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的博士，眼见克林顿总统向美国人兜售信息高速公路，不禁为自己的国家而焦虑。他开始撰写文章，发表在中国的报刊上。他向中国人呼吁重视互联网。他极力想使自己、也使自己的同胞们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1993年冬天，两个中国留学生走到一起，借助于一位华裔美国人的50万美元投资，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市创办亚信公司。那时候互联网在美国也才刚刚露头，没有网景，没有雅虎，至少在德州，亚信是第一家以互联网自居的公司在描述这两个人的时候，不同作者的文章分别把功劳加在一个人头上而完全忽视另一个人。我本人更倾向于认为，亚信是这两个人合作的产物，至少在创业早期是如此。。这是一家地道的美国公司，地处明天大道，但公司的开创者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明天在中国。
  中国人正在大张旗鼓地建设高速公路。随着公路从中心城市伸向遥远的地方，他们已经能够目睹车流滚滚的情景，可是要说信息高速公路，他们还处在蒙昧时代，也无法想像信息的流动是个什么样。1993年夏天，中关村连通一条接入互联网的线路，端口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机房中，依靠电话线路，拨出6个号码才能上网。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最早记录。就像微机最初只不过是少数学者的工具一样，在这个夏天，高能所机房里的这条网线，只不过是满足少数人猎奇心理的玩物。频繁出现在这里的人不是软件程序员，就是计算机发烧友，个个行动谨慎，秘而不宣，只邀很少几个朋友，其情景有如地下行会。如果一个陌生人想要进入，那就一定要辗转托人引见。这在后来互联网大规模扩张、电信局到处拉客的年代里，完全无法想像。
  中国人有句老话，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来新技术的领域尤其是这样。这时候，一大群新人物被吸引到这条网线上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热血沸腾一阵之后也就算了，另外一些人当真行动起来，结果成了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推动者，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我们至今仍很熟悉。他们创造了新一代公司奇迹，为个人也为这个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比如丁健、田溯宁、王峻涛、王志东、张朝阳和丁磊。1995年初，这为首的两人西服革履走进中关村，把他们的亚信安营扎寨，也把互联网的概念带进来。这时候中国人对于互联网还很无知，就算那些捷足先登者，也都倾向于认为，那是美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弄出来的玩意儿。他们不能想像这样庞大的数据网络价值何在，更搞不懂使用键盘来传达信息有什么用。难道靠邮局发送文件和用电话传输声音还不够好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铺设线路购买设备？这个春天，丁健和田溯宁到处发表演讲，传达那些新名堂，鼓吹他们的焦虑和希望，就像布道士一样，声音带着磁性。可是对于他们满嘴说的解析、网站、主页、IP地址等等概念，别人听不明白。当时中国人关心的不是网络、不是信息、不是数据的快速流动、不是链接和共享，而是钱。有一天田溯宁来到武汉发表演讲，呼吁他的听众把武汉变成信息流中心。他是一个不错的鼓动家，加上情绪激昂和循循善诱，可是听众中间还是一片茫然。他从讲台走下来，感到失落。有个人过来安慰他：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不了解国内。你还是告诉我们怎么引资吧！
  很多年后人们回顾这个故事，都说这两个留学生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商业的先驱者之一。之所以要说之一，是因为互联网早期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若论公司奇迹或者个人财富，她是失败者；若论历史上的象征意义，那么即使与那些最成功的网络英雄相比，她也能赫然屹立。她不是一个卓越的技术专家，也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生意人，她从来不做投机活动，甚至对中关村和它特有的商业规则一无所知。但是，就像丁健和田溯宁，她是整个国家信息技术浪潮的最重要的推动者。
  她叫张树新。她在年龄上和丁、田二人相当接近，行为方式却完全不同。那两人拥有长期留学美国的经历，经历过严格系统的专业教育，还有西方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而张树新则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这个行当说的土鳖，此后她差不多每隔三年换个职业。她是一个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人，激情有余而谋略不足，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第二份工作是官员，第三份工作是公关经理。她对新事物有着一种超越常人的敏感，但却从来没有善始善终地做好一件事。对于她和她的昙花一现的瀛海威公司，人们曾经给予很多评价，直到今天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有人说她是理想主义的化身，有人说她是过度炒作的代表；有人说她是先驱，有人说她是先烈；有人说她的眼界宏阔异常，有人说她不过是在蛊惑人心。但是无论褒贬，全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她的确是以中国互联网的开拓者身份进入中关村的。
  如果那些攻击她炒作的人是有理由的，那就一定与她的短暂和不成功的记者经验有关。1996年，张树新以一个相当夸张和充满悬念的行动开始了她的冒险。她把一个大广告牌竖立在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种广告语中明显带着记者的夸张笔法。她把它放在从市中心达到中关村的必经之路，让人人都能看见。上面所谓向北1500米的地方，其实就是她的刚刚开张的瀛海威网络科技馆。
  张树新恰如其分地告诉媒体，瀛海威是中国互联网商业领域的第一家公司，也是邮电系统之外最大的一家服务商。公司早期的性质有如夫妻店，因为投资者是她和她的丈夫姜作贤。那时候她刚刚在美国渡过一个假期，回到北京，浑身上下散发着大洋彼岸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气息。我们与其说她受到新技术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受了美国舆论的蛊惑。她坚信中国必将再次步美国后尘，就像过去十几年反复出现的情形一样。她到邮电部去申请信息服务的资格，那些官员完全听不懂她要做什么，但是这些都是小事，不会让她这样的人退缩。
  奇怪的是，这个出身官方媒体记者、还当过官员的人，直到凄凄惨惨地离开自己的事业之前都是孤军奋战，很少尝试走官方门路，而另外那两位拥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留学生，丁健和田溯宁，却从一开始就抱住政府这棵大树不放，还紧紧依靠拥有垄断地位的国有电信企业。
  1995年3月，也即张树新的瀛海威开张之前大约两个月，亚信开始了和国家科委的合作。丁、田二人加入到国家科委主持的互联网宣传计划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他们为中国人讲解什么叫IP，什么叫互联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