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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馆的同志说，这些东西咱们国家都有，买多了带着也不方便。行，这已经够我拿的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离开东京回国。不管进天堂还是入地狱，我都记着这个日子。
  我坐的是咱们中国的飞机，咱们中国的航空小姐个个都漂亮、和气、象可爱的天使，把我这个只身异地四十载的老人接回北京来。北京，我朝思暮想的故乡。
  飞机降落的时候，北京的天已经黑了，机场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看上去还挺新的，但比起羽田机场毕竟简陋得多了。我独自叫了辆“的土”往城里去。在通往城区的道路两旁，挤簇麦浓浓的灌木丛和高高的槐树，那是咱们北京最常见的树。在黑黝黝的树荫掩映下，金黄色的路灯明灭不定，把路边的行人和远处的楼房映出一个膜俄的轮廓，我心里喊了一声：“啊，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带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带着那么一点伤感回到北京来了。这就是常常梦见的长安街吗？它原来不过是天安门的两臂，从东单到西单统共只有八里地，现在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不知开阔、崭新了多少倍。汽车走了很久，可一问司机，说是才刚刚进了图到，金色的路灯仍然像两条灿烂消流星；直通到望不到边的前方，那份气派，那种辉煌，使我兴奋得眼泪直往下吞，我说：“司机先生，请你停一停，我要下车自己走。”我从建国门内大街一直走到东单，一点也不累，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手里还提着大皮箱。我觉得自己就象个新生儿，满眼都是陌生的东西，长安街居然这样伟大了。
  儿子的信上说过，他们还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老房子里，于是我从东单口往北走，走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是走过了头儿还是没走到，总也不见无量大人胡同的牌子。街道的样子变化很大，哪儿是哪儿都认不出来了，想跟谁问个路，话到嘴边老是开不了口，哦，可真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走去一像大楼跟既，我终于忍不住向几个年轻人间路，可都．说没这个胡同，又问一个年纪大的，才知道我已经走过了头。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叫红星胡同，而眼前这座计算机中心大楼就是原来“无量大人”斜对过那座有名的“那家花园”。
  红星胡同？我心里茫然，听着有那么点不是味儿，说不清为什么，也可能是觉着不如无量大人胡同叫着那么顺口吧。
  找到胡同，找家还是不容易。快四十年过去了，只见旧时地，不见旧时人，老街旧邻大概没剩几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胡同里人不多，灯暗，门牌号也看不清。改朝换代多少年，门牌号不知换了多少次，看清了也没用。我心里有点发慌。
  迎面过来一个中年人，带眼镜，样子挺和善，我站定了唤他：
  “先生，请问原来的139号院在哪里？”
  “什么时候？”
  “民国……啊，一九四七年时候……”
  “哎哟，那可是老皇历了。”
  “总还有些老住户吧？”
  “那时候的住户？伯木多了。”中年人想了一下，“对了，你跟我来，我领你找一个人去。”
  我连连点头称谢，心里踏实了些，如果真能找到个几十年前的人物，他准会记得我们那个院子，说不定还是熟人呢。
  中年人把我领进不远的个小四天院。　，不，靠大nrt面没有房子，所以应该说是个三合院。那古朴、素净的院落立即唤起我许多温暖的回忆。墙根栽着夜丁香，一片翠绿、一片浓香。我印象中这院里当年曾住过一位在“北平国立图书馆”做事的学究，还有他加很有风度的太太。这胡同雅，当年住着不少学子名士，一代名旦梅兰芳就在这胡同住过。
  正房坐北朝南，亮着灯，中年人喊了一声：
  “二勇！”
  应着喊声，屋门恍地拉开了，一个身穿深红运动衫的半桩男孩毛毛躁躁地探出身子来，看见中年人，把头点了一下：“哟，王叔叔。”
  “瞧，给你领一个客人来，找人的。”中年人又转过脸冲我说：“他熟，这一带他最熟。”
  台湾就有那么一种专门研究民俗学和地方史的学究们，他们熟掌故、擅诗文，谈及地方上的风土人物，市井变迁，以及习俗传说之类，如数家珍，可做这类学问的多半都是上了岁数的遗老们，后生之辈如何得知其详？我望着那小伙子，一个大约不满H十岁的青年，完全孩子气的圆脸，单薄的两肩，眨着一对大而单纯的眼睛。四十年前，连他的父亲大概还托着鼻涕，而中年人居然把我荐给这么个黄口小儿，并且象大功告成似的转身走了，只留下我和他，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
  “大爷从哪儿来？”那年轻人让开半个身子，做着请客进屋的样子。
  “从台湾来。”
  “我是回来找人的。”
  “懊，”年轻人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些，“您是台湾同胞吧？”
  “啊？啊，就算是吧。”
  “您回来找谁呢？”
  “旧门牌139号，有个叫小成的，大名叫……”
  “嘿！　”年轻人不等我说完就抢过话来，“您准是找121号的那人，他妈去世了，他爸爸就在台湾呢。”
  “对对，我现在回来了呀！”
  “您就是吗？您就是他父亲吗？对了，你们长得还真挺像的，我领您去找，您先进屋坐坐，我穿上衣服领您去找。”
  听这年轻人满有把握的口气，我又惊又喜，心想大陆竟有这等奇事，街道上这些快成了古董的旧事，一个毛头小伙儿居然如此熟悉。
  我进了屋。这屋子里外两间，很宽敞，也很高，是那种冬暖夏凉的好房子。我问：“你一个人住这儿？”
  他点头：“我爸爸妈妈都在国外工作。”
  我说：“想不到北京的住房现在这么宽敞，比台湾好得多了。”
  他说：“住房？挤得没办法，这是我爷爷的私房，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还给我们的。”
  小伙子进屋穿衣服去了，我在桌子旁边坐下，点上根烟，等他。
  外屋只亮着一盏幽幽的台灯，灯座是个古色古香的花瓶，罩子却极洋气；一只簇新的写字台摆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而那乌黑沉重的红木书柜已被日月磨去了光泽，想必是小伙子爷爷的家底儿吧。也许当年我住在这条胡同的时候，这些家具就已经摆在这间屋子里工，如今置身其中浑然如梦．不禁使人感慨系之。只可惜墙上装点得过于琐碎：有挂轴字画，虽欠古朴，却也儒雅一脉；也有新派挂历，一色美人头像，俗红艳绿；还有几个镶在镜框里的奖状之类。雅俗共备一堂。这年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咕咕咕，”一串熟悉的声音惊醒我，我眼睛墓地一亮，就象一个神奇的梦，我发现这挨身的桌子上，一臂之隔，竟站着一只鸽子，灰色的鸽子。难道它真的飞回来了吗？我差点叫出声来！不对，这不是我的鸽子，它的颜色偏淡了些，精气神似乎也不那么抖擞。然而我的心潮却怎么也压不住地澎湃起来，不自觉地在感情上认定那就是我的鸽子，是刚刚飞渡重洋，追随我回来的鸽子，我亲眼看见，它的确是往北飞的啊！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抱它，它往旁边跳了两步，最后还是让我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它光滑的脊背。
  这难道是菩萨的安排？
  里屋的门拉开了，我抬起头，想对鸽子的主人笑一下，可是咪地一声，我愣住了，鸽子惊惶地从我怀里挣扎着飞出去，那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全身剧烈地打了个冷战；只觉得头皮忽地炸了一下；只觉得一股子麻苏苏、酸溜溜的电流从后脚跟、腿肚子，一直贯穿了整个儿脊梁骨，敏芳，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警察！
  我严然也是长者了，本来木应该无端憎恨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木应该无端恐惧一个正在帮助我的后生，但那一到我的确是被一种下意识的慌乱和厌恶的情绪攫住，以至于在那个小伙子弯腰去提我的皮箱时，竟尖声叫了起来：
  “不！不！”
  也许我的叫声太恐怖太尖锐了，那年轻人吃惊地后退半步，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又看看皮箱，以为做错了什么事，他这种木安和歉意使我猛省；我怎么能拿着自己这大半生的积怨和伤痕，在一个全不相干的孩子身上发泄呢？人不能那么没理智。
  “这皮箱怎么了？”年轻人问。
  “啊，没有，我是说这箱子沉，我自己提。”
  “咳，没事。”年轻人挥了一下手，“别看我瘦，我有干巴劲儿。”
  他放做轻松地提起皮箱，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用目光催我走，我连忙把抽了半截的香烟匆匆掐灭，塞进衣服口袋，听到他“哟”地叫了一声，我才发觉这个动作有点失态。
  “我们在外面，”我想解释一句，“在外面安身立命不容易，一点一滴省着过。”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半截香烟，笑笑说：“我们习惯这样了，让你见笑了。”
  “没有没有，　这是应该的5咱们都是中国人嘛／’一小伙子反贫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是怕您烧了口袋，这么好的衣服。”
  敏芳，我忘了跟你说一句了，他就是二勇，我刚才提起过的二勇。他在派出所里当警察，对咱们这一带户籍人口的变迁，是个名符其实的专家呢。敏芳，你看这孩子怎么样？
  那天，是二勇领我穿过大半条胡同，找到了我们原来住过的院子，那院子变得几乎快认不出来了，比过去拥挤，也旧了许多，颜色好象也变了，空地被许多简易的小棚子占去了大半。我心里茫然。
  找邻居一打听，小成刚好在一个星期以前搬了家，搬到不远的那片新楼里去了，具体地方谁也说不清。二勇领我去找。天黑，那片新楼区的地上坑坑洼洼，幽黄幽黄的路灯照着二勇一晃一晃的背，——那箱子确是很沉的，他不时换着手，又不时站下来等我，嘴里老是说着“快到了，快到了，”仿佛在安抚一个不耐烦的孩子。
  找了一个楼，进去一敲门，说楼里没有这家人。下来，再换一个楼。进去敲门，又说没有。二勇着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在路边站下了。
  “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呢？北京完全变了，路遥八千里，人别四十秋，我已是人地两生了，能有什么办法？
  快十二点了，春夜，乍暖还寒。做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木管如何好善乐施，帮忙至此，也该算仁至义尽了，可我真怕他说一声抱歉，丢下我走开。这么晚了，街上已看不见人，一个精疲力尽的孤老头子，你让我上哪儿去？
  “也许，能找个旅馆？”我试探着问。
  “北京住店难，这么晚了根本找不到。”年轻人不假思索地答。
  “也许……再找两个楼，能找到他们？”
  “深更半夜的，就怕再敲人家门人家也挺烦的。”
  “是啊是啊，把你也耽误得这么晚，实在……”
  “我没事。”
  年轻人看着我，眨眨眼睛，“要不然，上我家住一宿？”
  我望望他的大盖帽，心里犹豫，“这怎么敢当……”
  “没事儿，我家就我一人，被子、床单，都有干净的。要不　然您说怎么办？”
  万般无奈，我只好感谢他的盛情。可实在是种战战兢兢的感谢，他毕竟是一个警察呀！尽管看上去是一个多么讨人喜爱的少年。
  这个警察的家看上去是温暖而干净的，那些老式家具所特有的那种陈旧的书香气，使人依依，恍然觉得就是我自己用过的；日物。
  当然，还有那只很安静的鸽子。
  “你也喜欢鸽子？”我问他。
  “喜欢，北京一般还不让养呢，我这只入了信鸽协会了，算是在籍的，有证书。”
  “北京也有信鸽协会？”
  “有，去年还搞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的竞翔呢，还给它们评了名次，发了奖。”
  “你的鸽子是第几名？”
  “咳，”他笑了，“没评上，到发奖那天它还没回来呢，都以为它再也回不来了。那时候把我难过的，饭也吃不下……”
  “它给你丢脸了。”
  “那倒没什么，我主要是舍不得它，它可懂事呢。”
  “怎么又回来了？”
  “它自己回来眈．站在窗户外面咕咕地叫我。”二勇笑了一下，“其实它忘不了家，走得再远也会回来，就是笨点儿。”
  二勇的话使我联想到自己，不觉怦然心动。
  二勇用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直率招待我，像倒家底儿似的搬出新被子，新床单，还换了干净枕巾，用热水叫我烫了脚。他自己就支个折叠床睡在外屋。他的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