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上到底缺什么？是男人的野性，还是青春的热情？
  可介绍人把你领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将近二十九岁的老姑娘了，这年龄连我自己都心虚是否还有资格挑剔别人。“他能对你好，就行了，可千万别再挑了。”父亲倒是非常实际，“你呀，就是让那些玫瑰色的幻想给耽误了。”
  木错，按目前的“行市”，你和小样的身价确有天壤之别。小洋栩父母虽然是指态行轨颠技创建者和初期在格须寻人，但早匕去世，他实际上是靠着微薄的抚恤金长大的孤寒子弟，后来又端上了你最最看不起的饭碗——警察。而你呢，中医院里堂堂的按摩师，尽管这个行当初初听来会让人联想到理发馆里给人捏肩的剃头师傅和那些瞒珊的瞎眼老太太，可我已经懂得你当然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医生，正式的骨科医生！”你不止一次愤愤地向我强调：“我不光会按摩，还得懂解剖学、经络学，　得会看X光片，看心电图，我有处方权！他们那种按摩算什么，不过是让人舒服舒服，保健性的，扒拉脑袋就是一个，要是在国外，象他们这种按摩的其实就是妓女……”非我族类，越说越难听了。
  当然，在国外，医生是高尚的职业。
  要是真到了国外，你一定如鱼得水了。你能玩，会享受，喜欢一切热闹，不管是有趣的还是无聊的还是肉麻的热闹。我呢，恰恰在这方面没法与你合拍。我这些年越来越喜欢缩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寄托的天地，我的气质忧郁也崇拜忧郁，似乎只有在忧郁中，感情才能充分发泄，而在这一点上你又恰恰满足不了我。
  新婚燕尔，我尽管并无玩兴，但仍然打足精神随你到杭州去度蜜月。结婚毕竟不是儿戏，哪怕仅仅是承担一种义务，我也该为我们的百年建设一个好基础。
  逛“灵隐寺”，你每殿必进，慷慨地打发着那些站在门口收“买路钱”的和尚们；登“藏山阁”，你兴致勃勃地在一个个迂回迷离的山洞里钻来钻去，刻意选择各种刁钻古怪的角度留影存念；你能在“楼外楼”前的码头上排上两个小时的长队，为的是租一只脚踏游艇绕半圈西湖。哦，比起地灵人杰的西湖，那勾留了多少骚人墨客的洋洋十景；那令人神往和凭吊的人物传说，使村野的清河相形见细了。清河虽美，却绝没有那种亭台楼村、柳绿桃红的雍容气派，也从没有什么人肯对她折腰膜拜。但她也是一个母亲，统率着众多的子孙支脉，滋养着方圆几十里的土地，每一条支流都那么胸有成竹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扭力，都好比那条透澈见底的“孩儿河”，小祥只领我去过一次，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她仿佛是清河朴拙气质的一个缩影，那河水多清多凉，活泼温存而又无事无挂地流动着；一还有河边那个结满扫光的小钟·林，安静得甚至带了点仙气，象一派鸿蒙朱开的原始天地，一个出世未久的单纯的“孩儿”……我永远都记着那个闭塞的村野小景带给我的欢愉。
  那天下雨，不能出户，就在临靠西湖的那个旅馆的舞厅里，你迷上了迪斯科。你至少换了十个舞伴，跳得那么认真、疯狂。我一点也不忌妒，大家天南地北、素不相识。我甚至庆幸你能不知疲倦地跳下去，好让我独自呆在阳台上，凭栏远眺，看西湖在雨雾空檬中多么辽阔、神秘。望不及尽头的茫茫平湖，辨不清轮廓的深深孤山，似乎模糊了西湖的形貌，只给人一片山和水的抽象感受，正是这种浑浑沌沌的感受，使我又悠悠地，回到了清河。
  果然是大年初一，这趟火车就象是给我一个人开的，空荡荡的车厢在铁轨的交错处显得格外摇晃。也许我真的发了疯，居然跑到火车上来过春节了。
  在清河，只有这趟逢站必停的慢车。早上七点半钟从永定门启程，出丰台，过天津，然后在视野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上行进两个多小时，进入河北省宁河县境内。下午一点多钟，过了又宽又在的潮白河以＆透过车窗远眺；能看见地平线上冒出一片密密一的枯槐，这就是说，火车已经踏上清河的地头了。
  我的心也忽地提了起来。
  小样，算起来你今年应该是二十九岁了。二十九岁，如果你那英俊的脸上再长出一层黑花花的硬胡子，准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了。你知道我此刻正在一步步走近你吗？我甚至已经站在你的家乡的门口了。
  你爱你的家乡，对这片淳朴的水土一往情深，光是那地平线上透道的树林，你就不知对我夸耀过多少次。树，是这个大型劳改场取之自然的“界墙”。你曾引我登高远望，那层层叠叠望不到边的荫盖使你骄傲，为清河赚得了鱼米之乡的美誉。
  然而此时此地，正笼罩在苍茫的严寒中。火车在茶淀站仅仅喘息了一分钟，就行色匆匆地开走了。一个穿绿色铁路服的老头儿应付差事地从屋里跑出来晃了晃那面肮脏的小旗，匆匆忙忙从我手里收去了这趟车唯一的一张到站票，便又缩回到那肯定十分暖和的小屋里去了。从远处传来的零星错落的鞭炮声，为这里异乎寻常的冷清做了有力的注释：今儿是春节！我突然觉得整个儿身。动都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孤独之中。我既不知道身后，北京的家里——丈夫、公婆，还有我自己的双亲，对我的出走会怎样反应，也不知道前方，前方的一切还是不是旧日的模样。但愿不会有人认出我……大年初一跑来看小样，我算他什么人？大年初一离家而去，搅得人人不安，也许这明明的，就是疯了！
  农场接这趟火车的班车并未因过节而取消，来的是辆崭新的北京牌大轿车。我记得地震那年的班车还是辆烧柴油的“大鼻子”，开起来摇晃得吓人。小祥曾断言，那车比他父亲的年纪都大，八成是慈模太后时代的产物。
  这也算一个信息：这儿，已经大大地变样了。
  公路也变得新了，宽了，已看木见地震留在它身上的斑斑伤痕；路边的树木好象也粗壮了许多，虽是枯寒时节，却还能依稀唤起当年浓绿成行的夏天的印象来。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条路。
  那条艰难泥泞的长堤。
  那天的夜黑得出奇，小祥居然有胆量要一个人背上药箱穿过那片漫长的泥泞，尽管他的这个要求立刻被洪场长断然否决，但无疑使当时每个人退缩犹豫的内心，得到一种力量和无畏的感染。
  “谁也不能后退！”洪场长威严得近于专制，“现在咱们就算是进入灾区了，灾区就是战场，谁也不准停步！”他不容大家答话，便冲几个司机叫道：“把车给我发动起来！”虽然局机关的司机们那些年都养了一身大爷脾气，但受环境气氛使然，也不由自主地紧张和认真起来，只有一个年轻些的慢吞吞地刚要说什么，就被洪场长大吼一声打断：“服从命令！”声气阵势，把他吓得一愣，老老实实钻进驾驶楼去了。
  这是战场，这是战争！每个人都咀嚼着这句话，对从来在平淡的都市生活圈子里打转的人来说，是那么新鲜，令人兴奋，又惊心动魄！
  人多胆壮，靠两条腿一齐走进去，其实也不难，可要把装载着药品的几辆卡车也架过去，却横竖木是件简单事了，我们连推带垫，整整走了十三个小时，不知多少次差点连人带车滑到堤下的沼泽里去，直到天亮，直到明晃晃的太阳高悬在头上，才走出了这条被三十里烂泥封锁的长堤。
  卡车沉重地喘着气，疲惫不堪地顺着公路往农场的深处开去。大家横七竖八挤着歪在车厢里，谁也不说话，生怕说话会耗去最后一点残余的体力。
  只有你，小祥，扒着车厢的槽帮紧张地向前方张望，当你终于看到第一片残毁的村落在远处灰蒙蒙的树林后面露出身来的时候，竟象孩子般地惊叫起来：
  “看！五分场！”
  大家挣扎着爬起来，那片残垣断壁越来越近了，已经看得见其间的人迹出没。五分场位于全场的最西线，在本来已是穷乡僻壤的清河，又是最偏僻的角落。村边的空地上，胡乱排着尸体和伤员，整个地村子几乎没剩下一间完整的屋子。人们望着几辆沾满烂泥的卡车自远而近，象见到了天外来客一样激动得发呆。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几十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任何外界（包括清河其它地方）的人员和消息来过这里，人们所经验的那种被遗弃被忘记的强烈恐慌是不难想见的。正在废墟上挖人挖东西的男女老少，全都停下手中的工具，愣愣地看着我们从车上下来，只有一个人用胆怯得发抖的声音，向走在前面的洪场长叫了一声：
  “老洪…”
  “同志们，不要慌！”洪场长大步往前走，亮开嗓门：“北京派工作队来啦，来救大家啦！”
  这一喊，　人们才想起扔下手上的东西，　轰一声向我们拥过来。不少人喊着：“毛主席万岁！”但多数人只顾得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不放，象抓住了从天而降的救星似的，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把我的手握得生疼，泪流满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第一排房子还都摇摇欲坠地站在那儿，但正面的墙壁全部不见了，墙砖整齐规则地铺满了房前十余米远近的空地。可以想象得出这些墙砖是多么可怕地在一刹那间齐齐的飞迸出去的。有些房里的家具一件不剩地被甩了出来，只有里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和年画之类还保持原样，而另一些房子里，全部摆设竟安然未动，从敞开的一面看去，活象一个个家庭陈设的逼真的蜡像模型。
  在一座倒塌的房子里，还压着个女人，我们光能听见她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下连哭带喘的呻吟，人却一点看不见。因为怕悬搁的预制板掉下去砸了她，所以不能用锹和镐这类工具硬挖，只能靠手慢慢地往外掏土，一点一点试着挪动那块水泥塘子。
  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坐机关的人真是出丑了，几个男同志把五分场的人换下来，轮流哈在那憋憋曲曲的地方往外掏土，干几下就汗流泱背。他们都不如小样干得好，小样并不魁梧，干起活来却如鱼得水一般，动作之协调，甚至让你觉到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时我就开始羡慕他了，凡是在体魄和精神上特别强的人，我都羡慕，尤其是在那个“战争的危险时刻存在”的年代。
  预制板终于挪开了一条缝，小样跪在乱石上，把腰哈得低低的，想把上半身探进那条缝隙把人拉出来，可马上又缩回头。眼睛四顾，突然看到了我。
  “你，还是你来吧……”
  “怎么啦？”洪场长问。
  小样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里边…没穿衣服。”
  “混蛋！”洪场长瞪眼骂：“人命关天，你还废什么话！”
  我说：“我来。”又上来一个中年人，把满脸通红的小祥推开，我们俩把那一丝不挂的妇女从石板缝里拖出来，洪场长拿自己的雨衣给她裹上了。
  我们把几个重伤员连同那奄奄一息的妇女一道，用卡车送到了农场医院。医院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躺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地震发生后，各分场挖出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地往这儿送，也不管这个房子塌掉一半的小小医院是否还有能力接纳，横竖把人一放，转身再回去抬别人。据后来估算，送到这儿的伤员足有七、八百人。头天下大雨，第二天又是罕见的暴晒，·不少伤员就是在这儿断了气。远远就能听见广场上一片悲惨的哀嚎，成群的绿头苍蝇在令人眩目的热浪中寻找着血腥，那场面我至今难忘。
  我们没在那个浊气逼人的广场上呆多久。
  下午四点多钟，通知工作队的人都到总场集合。这个通知似乎意味着这一天战斗的结束。我们从昨天下午起水米没沾牙，将近两天一夜没合眼，倒不觉得困饿，就是渴，渴得头昏眼花。
  爬上被太阳烤得灼人的卡车，大家谁也不想费唾沫说话。小样也一声不响，双手抱膝，在车厢角上缩成一团地坐着。
  “你叫什么？”我不知为什么想亲近他。
  他略感意外地愣了一下，羞涩地回答：“陆小样。”
  “有二十了？”
  “差不多。”停一下又说：“十九。”
  “你住哪儿，家里房子塌了吗？”
  “就住总场，没塌，我们那儿的房子隔一排塌一排。”
  后来我曾经问过一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内行”，他不相信会有这种非常规律的坍塌现象，但我在总场附近的居民区却亲眼见到了这个情形。小祥家的房子在第一排，没塌。那房子用大块石头砌成，看上去很结实，四周槐荫掩映，石墙上均匀涂着据说是防虫子的白灰，临一潭幽幽水塘，很有点田园诗味。
  如果说总场的秩序已趋于正常，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职工食堂在那天下午恢复了开饭。大米是从倒塌的库房里刚刚扒出来的，在露天搭起的土灶里购起，有点窜生，而且各家都限了极少的配量，当然对我们管够。
  饭盛上来了，却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