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午，王岐山的行程非常紧凑，从居民区到大学，两个小时走了五个地方。
  虽然有的市民投诉的问题当场获得了解决，或者是至少明确有人来负责，但是我更加关心的是，难道所有的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由市长亲自来解决吗？对于我的疑问，他说，其实他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作为一个市长，应该负责处理更加大的事情，制订全盘的政策，但是如果制订的政策不能够在下面落实的话，再好的计划和方案都是没有用的。因此他要亲自到基层，到市民当中去，就是为了看看，上面制订的计划和方案下面有没有真正做到。他说，他并不希望太多直接干预下面的工作，并不希望批示太多具体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基层做起，深深地体会到，领导批示一件事情非常容易，大笔一挥，希望立即解决，但是对于下面的人来说，这个批示就像一把刀，很多时候可能会干扰了下面的工作。如果下面不能够全面落实工作的话，市民要求市长处理的具体事情会越来越多，而这也就是他召集全北京城八区的区长来开会的原因。可以看到，虽然他平时显得非常随便，但是在说到原则性问题的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甚至是严厉。他的会非常短，他说他不希望开太多的会，但是他也明白，不开会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希望把会开得越短越好。
  和王岐山工作，一些工作人员表示，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适应，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经常会突然改变行程。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原本他的行程里面并没有清华大学，但是他在参观了大运村之后，突然决定马上到清华大学去。他说，因为在大运村看到的学生太少，觉得不过瘾，所以要到大学去看看。其实选择清华大学，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心结，原来他的老父亲就是清华大学第五届的毕业生。虽然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同样进入清华大学，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的清华梦当时没有实现。不过事情总是会有转机，几年前，他成为了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说，当他告诉他的老父亲的时候，老人家高兴的程度比听到他当了什么官都要大多了。而前些天跟着王岐山到北京的发烧门诊去走一走，他身边的人都非常紧张，虽然事先工作人员和他说好，不能够到距离隔离区比较近的地方去，但是等他到了医院，和医护人员握手之后，他径直就往隔离区门口走，因为在那里站了很多的医护工作人员，结果是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使劲地拽了回来。
  王岐山是一个说话非常有鼓动性的人，听他讲话的人常常会被他感染，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真实，他经常用直率的方式把一些事实讲出来。比如他来到医院，马上就和那些在门口等候他的医护工作人员说，其实他的心里非常矛盾——虽然他很想亲自来看看，但是又知道他的到来会让很多的工作人员在门口站很久来欢迎他。而正因为他的直率，也容易和别人沟通。那天他和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的代表会面，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让曾经对于北京挑剔的世卫人员，非常满意地离开了市政府大楼。事后我和一些西方的外交官聊。他们说，世卫的代表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一次坦诚的对话，王岐山知道目前面临的问题，也知道北京的公共卫生系统里面存在很多问题，他没有隐瞒任何东西。
  王岐山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没有因为眼前的一些进展而沾沾自喜，而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很多时候是坏的一面，有很强的危机感。正是因为这样，他总是在想，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比如他不断地说，虽然感染数字在下降，但是当民众的生活开始正常，大批民工开始返回北京的时候，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可以控制局面。
  王岐山是一个很懂媒体的人。他对于媒体的友善态度，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之前的工作经历让他和媒体，特别是香港的媒体有着频繁的接触。除了他自己主动配合媒体的采访，他也不停地向自己的同事和手下灌输这样的一个道理：传媒可以让大家知道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我想他深明如何利用媒体。其实这样的关系往往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对于媒体来说，可以更加全面和权威地报道政府的行踪，而对于领导人物来说，可以通过媒体创造出一个透明开放的形象，缩短和民众的距离。这样的道理，很多人没有想到，或者说并不相信。但是王岐山，他不单单是这样想，而且也这样做。
  王岐山很像一个明星，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大家从电视上看到他的时候，一定会被他的讲话所吸引，这样的特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具备的，所以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受媒体欢迎。他所到之处，经常有人要求和他合影，而他总是来者不拒。
  有几次采访他，每次别人要求和他合影的时候，如果我在场，他总是要向别人推介我，让大家和我来个合影。然后当大家和我合影的时候，他就非常得意，因为他终于能够成功地把我从他身边支开。我还记得那次在大运村，一群女大学生围住了他要求拍照，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不过站在那里准备拍照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人群里惟一的男士，“看来我成了洪常青了。”拍完照，他马上指着我对那些大学生说：“你们应该找她拍照，她就是那个去伊拉克的女记者。”看到我被他搞得有点不知所措，他显得非常得意，哈哈笑着走开，把我撇给那些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女生们。
  在市政府里面办公的王岐山和公开场合的他有点不同。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总是穿着西装，保持着那种在商业银行工作时留下的痕迹。不过，在办公室里面，他就会穿着他的夹克，端着他的保温杯去开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和市委书记刘淇一样，两个人都没有架子，所不同的是，刘淇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的人，而他，个性分明，有的时候让人觉得他有点意气风发，虽然这样的意气风发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但有的时候还是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
  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属于北京市的文物古迹之一。我不知道，从王岐山住的地方，能不能够看到大楼门前那棵葱郁的大树，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留意它。
  对于他来说，市长这个职务和他以往的工作实在太不相同，因为这是一份需要真正走到老百姓当中去、去解决他们的需要、去感受他们的感受的工作。
  我爱香港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上班，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坐渡轮。我想渡轮是香港的独有的地方，虽然其他的城市都有渡轮服务，但是谁也比不上香港的天星小轮。尽管轮船公司不断地翻新渡轮，但依然掩饰不住它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沧桑。
  坐在渡轮上，没有坐车那样拥挤的感觉，我总是挑最后面的位置，然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就这样欣赏两边的风景，倾听海的声音。
  这个时候，会发现香港真的很美，港岛区的那些高楼大厦，高楼后面的太平山，还有偶尔在海面上飞过的海鸟，这些只有在香港才能够同时拥有。
  很多时候，在这个城市住的时间久了，总是会有一些厌烦的感觉，但是每当飞机从另外一个国家，从另外一个城市飞回香港，在香港机场降落的那一刹那，我都会发现，原来那种回家的感觉竟是那样强烈。香港机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在那一个瞬间，都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
  我爱香港，是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成为一个电视记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1995年的冬天，我移民来到香港，当我在巴士上看报纸的分类广告的时候，看到一家国语电视台招聘记者和国际编译，我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就去面试。面试非常简单，先被负责人问了一些基本的数据，然后他递给我一份外电稿件让我翻译，我还记得那篇稿子的内容是有关美国某个州遭受暴风雪袭击的。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来说，不算难，所以用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我已经把整篇文章翻译了出来。我还记得当负责人拿到我的稿子的时候，先是惊讶我的速度，然后开始看稿子，边看边露出笑容，最后他抬起头来说，如果这最后一句“安坐家中看电视”，改成“苦坐家中”，可能就和全文的内容协调了。
  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成为电视台的一名国际新闻编译。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进入的这家电视台，用的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数码系统，我的上司和大部分同事都有着丰富的电视工作经验，我开始了进入电视这个行业的第一课。
  从计算机系统的运用，到如何利用电视画面来进行剪辑，还有电视文字稿独特的结构，都从头学起。虽然我在这家电视台只是工作了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却有了很好的基础。
  其实如果当时我还是在内地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做这份我从小学就立志要做的职业，因为要进入电视台或者是其他媒体工作，除了激烈的竞争，还有就是要看关系和后台。对于什么都没有的我来说，我只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和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一毕业，就通过考试进入了外资企业。也正是在外资企业的工作，让我的英文有了更多的运用机会。我想我要感激香港，因为在香港，我真正体会到，原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只需要依靠自己的实力。
  进入第二家电视台，同样印证这样一个道理。在这家台湾和香港合资的电视台里面，大家每天都是在高度紧张地工作着，因为电视这个行业，直播就是直播，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差错，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工作做好。而就是在这家电视台，我的上司给了我做记者的机会。我想很大的原因，一来是自己的工作表现，手脚快，反应快一直是我的特点，从小学开始就是这样，做作业和考试，我一定是全班第一个完成的。事半功倍的好处，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其他的事情。第二个原因，之所以给我当记者的机会，我想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自己的长相，虽然不漂亮，但是有亲和力，而这也是当电视记者和平面记者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貌会成为被考量的职业因素之一。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香港出外景采访新闻，那是调景岭最后一批居民拆迁。
  为了这次采访，之前我还特地去买了一套套装，虽然之前在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每天都必须穿套装，但是到了香港之后，当电视台编辑，服装就变得随意多了。不过出外景毕竟不同，需要展示记者的职业性，服装非常重要。从进入电视台的第一次开始，我就留意记者如何进行采访，又或者自己真的天生适合当记者，虽然那次全港媒体都挤在那里，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怯场，除了做民众的访问，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串场，那是我的第一个出镜串场。为了赶新闻播出，在从现场回公司的路上，我开始写稿子，到了公司马上冲进剪辑房，和剪接师一起剪片，就这样，我的第一条电视新闻报道完成了。
  在香港从事电视新闻行业，并不是一些观众想象的那样风光。因为在香港，记者只是林林总总的职业的一种，要约访问总是得抱着求别人的心态。我还记得有一次到内地采访，我约一家公司，结果对方问我是不是要给钱，要多少钱。当时我愣了很久，因为我是在求对方给我们访问的机会，为什么变成了好像是对方求我。之后我才明白，付钱做新闻的现象在内地存在一段时间了，这让我在觉得看不惯的同时，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是在香港的媒体工作，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我们从来没有收钱做新闻这样的念头，因为这是记者最基本的操守，而且我们的工作约章里面也提醒我们，超过五百元的礼物一定要上交公司，收受超过五百元的红包就是受贿，香港的廉政公署会请喝咖啡，也就是请上门接受调查。每次我和内地的同行或者是被访者介绍和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收礼物和金钱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觉得不可思议的表情，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现出赞同。
  除了并不风光，在香港，电视新闻是一个团体工作，记者再出色，如果没有好的摄影师，好的剪接师，那么就不会制作出一条好的新闻。在香港，分工非常细致，因此每个步骤都非常专业和严谨，在外出采访的时候，每个人都谨守自己的岗位，就好像记者可以让摄影师做任何和采访有关的事情，要加班工作，摄影师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或者大家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争执，但是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这就是让我觉得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