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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十分钟过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我们的翻译到他的邻居那里打探了一下，原来这些枪声，是他的邻居庆祝在没有了电力供应半个月之后终于有电了。
  开枪成为不少巴格达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战争进行的时候，我问的每一个伊拉克人都说，他们的家里面有枪，他们会拿起武器和美国人战斗。虽然我不能够去论证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过在巴格达，要拥有一件武器真的非常容易。在不同的露天市场，AK…47　和其他的商品一样普通，民众只要付上十几美元，就可以拥有。为了测试这件货品的性能，在付钱之前，需要向天开枪试一试。在嘈杂拥挤的市场里面，这样的情景随时可见。在没有政府、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自救，但是在自救的同时，武器的泛滥，也对别人产生了威胁。
  虽然发生在巴格达的大部分抢掠行为并不是过于暴力，但是在巴格达的医院里，我们还是看到不少伤者，是因为暴徒的枪击而受伤。当武器变得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总是担心，人们会因此变得暴力起来，从原来的自卫，慢慢变成攻击，于是整个社会变得越发动荡不安。
  巴格达的海德公园　　　　巴勒斯坦酒店门前的天堂广场肯定会成为历史的一页，因为通过电视，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萨达姆的铜像在这里被美军拉倒。
  望着电视屏幕，虽然我告诉自己，电视画面只是告诉大家真相的一部分，只是现场的一个被聚焦的角落而已，但是，我还是无可救药地为这样的电视画面感到震撼。似乎，整个伊拉克，整个巴格达，都在为铜像的倒塌而欢呼。
  重回巴格达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到天堂广场。虽然第一次来巴格达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距离广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广场实在太小，加上当时到处都是萨达姆的雕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特别留意过它。现在，这个广场成为巴格达的一个标志。萨达姆的铜像已经被搬走，广场上聚集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伊拉克人。
  一看到我们的摄影机，就会有人走过来，然后用流利或者是不流利的英文对我们说，我要说话，我要表达我的意见。而我的手里面已经有了大大小小的传单，每一张都是不同的伊拉克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的看法。不同的团体，也在这里集会，高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大致的意思，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政府。
  我忽然觉得，我可以把这里称为巴格达的海德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有一个让不同政见的人发表演说的角落，没有想到，在巴格达也出现了同样的地方。不过，这样的情景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广场变得空空荡荡——激情过后，人们开始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温饱。
  其实对于这些习惯了专制统治的伊拉克人来说，民主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抽象。
  我问过很多伊拉克人，到底什么是民主和自由，大部分人觉得，能够让他们讲自己想说的话，那就是民主和自由。但是很快，这些伊拉克人发现，光是言论自由，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没有一丝帮助。整个城市没有电，没有水，不断发生抢劫事件，枪声充斥着全城，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从空谈民主自由的热情中醒过来，他们开始要求有人为他们负责。
  天堂广场很快又热闹了起来，每天都有大批的伊拉克人来到这里举行反美示威，他们的口号非常简单，那就是“No　Saddam　，　No　Bush”。　　　　　很多时候，我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国家，民主来得是不是太快，太匆忙。当人们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的时候，民主可能会变成一种变相的放纵。没有了政府的强制管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却可能无意当中伤害了自己。
  比起渐变的过程，瞬间的改变肯定要经历更大的痛苦。伊拉克现在正在经历着改变当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只是这种阵痛，不知道会不会变成长痛。
  病床上的男孩　　　　如果留意有关伊拉克的新闻，大家一定会记得阿里的故事。一个巴格达的男孩子，在美军轰炸巴格达的时候被炸断了双臂，当传媒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救救我。后来在西方一些大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下，拯救阿里的行动展开，他被送往了科威特。虽然他永远地失去了双臂，但是和伊拉克其他的有着同样遭遇的孩子相比，他要幸运得多。
  看到哈吉是在我们第二次回到巴格达的时候。当时，我们听说，巴格达几乎所有医院的医生都不上班了，因为医院已经没有人管，而且水电也没有保障，于是，我们决定到医院去看看当地的情况。
  来到巴格达脑科医院，走进医院大楼，可以看到死去的病人被丢在走廊的一角。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病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医生上班了，在这里忙碌的都是些医护助理，他们自愿来到这里，因为不想看到那些病人就这样活活地死去。不过他们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基本上就是一些最简单的护理，像包扎伤口等等，而且即使是用来包扎伤口的药品也只够两三天用的了。
  病房里面的病人大部分是被美军的炸弹炸伤或是被子弹打伤的。一个巴格达妇女，在她通过美军检查站的时候，被子弹击中，她的怀孕的姊姊当场死亡，而她已经成为一个植物人躺在那里。
  就在这个病房里面，我看到了十二岁的哈吉。他的头上包着绷带，不断地呻吟着，在床上转来转去。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是在美军轰炸巴格达一个市场的时候被炸伤的。那次轰炸，我正好在巴格达，我还记得那是3　月26日，我们赶到被轰炸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马路两边的楼房都被炸毁。马路上开过的汽车被炸成了一堆废铁。当时我们走进了一个家庭，在他们的早餐的旁边就是一摊血迹，卧室的床被整个掀翻起来。
  哈吉就是当时五十多个受害人中的一个。炸弹的碎片嵌入了他的脑子里面，虽然他没有当场失去性命，但是从那天起，他就一直被脑部的伤痛煎熬。工作人员说，即使没有战争，在巴格达也没有一家医院有能力做这个脑部手术，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虽然没有实际的生命危险，但是他却要一直过着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
  我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向美国人求助。他们说，美国人来过一次，但是因为害怕，所有的病人家属都躲了起来，而美国人也没有走进这个病房。哈吉的父亲，一个消瘦的伊拉克人，他的眼睛已是干枯得通红通红、流不出眼泪的那种。
  他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够救他的孩子，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离开医院，我总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孩子做一些什么，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我希望我的报道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个男孩子的关注，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和西方的大型媒体相比，我们的声音真的很弱，很难让哈吉有着和阿里一样的命运，但是我还是要努力。我告诉所有我认识的西方媒体的同行，希望他们能够去采访哈吉，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的遭遇，我也趁着和国际红十字会做完访问之后，告诉他们哈吉的事情，问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不过对方的回答是，红十字会只是负责恢复巴格达水的供应，他们让我去找一些非政府组织。
  我终于发现，原来自己真的什么都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帮助这个男孩子。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们的媒体的声音足够强大，足够让国际社会不敢忽视我们的话，那么哈吉应该可以和阿里一样。
  我知道像哈吉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在这场其实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战争当中，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有的更是失去了生命。他们应该向谁去讨个公道，到底应该由谁来为他们负责？
  每一次的战争，让我觉得最为无奈的就是平民和士兵，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没有选择生命的权利，而战争却选择了他们。到底这是谁的战争？　　　　直到现在，我还在想，那个十二岁的巴格达男孩子，他现在怎样了。
  那杯Cappuccino　　　　我是一个无咖啡不欢的人。在巴格达，让我觉得高兴的是，这里的人爱喝咖啡。
  不管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争之后，在这里要找到一杯咖啡并不困难。只是，这里的咖啡，要么是用速溶咖啡冲的，要么就是非常浓烈的土耳其咖啡。
  我们第二次抵达巴格达，还没有餐厅开门做生意，也担心卫生的问题，于是我们午饭都在翻译的家里解决。我们的翻译说，正好让他的太太有点事做。他的太太原本是幼儿园老师，自从开始打仗，她就只能够呆在家里。
  他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厨师。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吃完饭要喝茶——那种很浓很浓，放了很多很多糖的中东式红茶。翻译说他有雀巢咖啡，他特意为我冲了一杯Cappuccino，请我一定要品尝。我有点奇怪他这种西化的习惯，另外，没有冲Cappuccino的机器，不知道他会怎样弄出来。
  端上来的咖啡很香，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牛奶沫。虽然和正宗的Cappuccino比较，它的泡沫没有那么多，但是这肯定不是用普通的速溶咖啡冲出来的。喝一口，很甜，奶味和咖啡味都很足。真的非常非常好喝。
  我们又要离开巴格达了。那天，吃完他亲手做的意大利粉，他说，我要教你一样东西，就是怎样来做Cappuccino。说着，他把我带到他的厨房。他家的厨房很大，除了煤气炉，还有一个大大的烤箱，烤箱里面正在烤制面包，而这些面包，是他的太太特地为我们准备，让我们在离开巴格达的路上充饥的。他拿了一个茶杯，然后拿出一瓶雀巢速溶咖啡，一瓶砂糖，放在厨房的桌上。他用一个小匙羹，舀了一勺速溶咖啡在杯子里面，加了三匙羹砂糖，然后十分小心地在杯子里面加上几滴水，开始用匙羹用力地进行搅拌。
  “你知道吗，水要少，一定要一滴一滴地加。如果水太多了，就不能够把咖啡和砂糖搅拌得非常均匀。”他边示范边解释，“做这样一杯咖啡真的很累，它需要时间和体力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杯咖啡给我？”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尝到我亲手冲出来的这杯咖啡。”
  听了这句话，我心头一热，随后又有一丝遗憾。今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对于我们的翻译来说，不单单是两个朋友的离开，更重要的是他因此没有了一份工作，没有了养家口的收入。他要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将来。
  想到这里，我变得沉默起来。看着他用奶粉冲了牛奶，煮热，然后冲进已经搅拌成厚厚的咖啡糖浆的杯子里面，牛奶的泡沫在杯子里面浮起来，喝一口，有点甜得发腻的感觉。
  这个翻译是我在街头碰到的。第二次回到巴格达的第二天，我们来到巴勒斯坦酒店门口拍摄驻守的美军。和萨达姆统治时期不同的是，我们不需要等待政府为我们分配一位翻译，而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找。在街头进行拍摄，不断地有人上来毛遂自荐，希望当翻译或者是司机，不过很多人的英文实在是连基本的对答都不行。这个时候，一个看上去非常灵活的伊拉克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是为美国电视台工作的翻译，他有一个朋友，可以当我们的翻译。
  我就看到他身后的朋友。他戴着眼镜，非常害羞地站在他的朋友后面。我们聊了几句，觉得他的英文还不错，我就开始和他的朋友讲价。看我们两个你来我往，他终于忍不住，给了我一个相当合理的价钱。他相当本分实在，没有因为我们初来乍到，蒙骗我们不知道行情。这给了我们良好的第一印象。
  上了我们的车，我们马上开始工作。他介绍自己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我并没有太留意，只是觉得他的英文只能说可以，但是不算流利。直到那天到了他的家里面，他拿出他的硕士答辩论文，原来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里面的专业术语大部分我都不认识，这让我觉得很惭愧，因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批评他的英文水平。不过他很谦虚，他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