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宋一坤打来电话：“阿杰，我让小马去和平饭店接周董事长了，中午小聚一下，就免去了晚上的马拉松饭局，既不失礼又节省了时间。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一小时后咱们去餐厅。”
  夏英杰想了想，说：“我去不合适，就免了。”
  “免不得，饭总是要吃的。”他似乎是在命令。
  “好吧。”夏英杰同意了。
  午餐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小聚，一张小圆桌只坐了他们三个人，饭菜也非常简单。从谈话中夏英杰得知：周立光原是民工队的包工头，两人是同乡，而两人相识却是因为一起经济欺诈纠纷，宋一坤为这场纠纷连续写了三篇报导，披露了某官商的欺诈行为，引起了社会有关部门的关注，为周立光的民工队挽回了十几万的损失。周立光组建了建筑工程队之后，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就是宋一坤介绍的，当时正值他任厅长秘书。周立光的成功使他成为穷县里的致富能人受到推崇，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他联合另外几支建筑队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深圳。
  四
  十一月十八日晚，宋一坤即将乘火车离开上海，周立光和赵洪前来送行。夏英杰在窗前看着他们在站台上交谈，脑子里却装满了自己的事情。想到火车开动之后，她与宋一坤将有二十个小时单独在一起，心里暗自说：最后摊牌的时刻，到了。
  此时的宋一坤与刚出狱时判若两人，一套合体的深蓝色西装与白色衬衣、暗格领带和暗花羊毛衫配在一起，他随意地站在那里，不经意地流露着他那种独特的淡然和高贵，加上那件高档风衣披在肩上，更显出一表人材。只是那张白净的脸依旧缺乏表情，不尽如人意。
  周立光身材高大、强壮，一副老板派头。他笑着问：“老弟，真的没有考虑余地了？”
  “你都看到了，”宋一坤说，“我现在是内外交困，需要时间休整，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嘛。等有一天活不下去了，我会投奔你讨口饭吃。”
  赵洪一笑，说：“周兄，你现在能给坤哥的只有那把董事长的交椅了，坤哥不会去的。”
  ‘夏英杰听着也不由地笑了笑。
  “言重了，言重了。”宋一坤连着说了两遍。
  小马和另一名司机已先行离开上海，所有重行李全部随轿车拉走了，只有夏英杰手里的这只皮箱除外，这里面装有三十多万元现金和几个电脑磁盘。这就意味着：宋一坤的重心已经从上海转移了。
  列车驶出不久，大多数旅客都人睡了，软卧车厢里已经很少有人走动，过道里静悄悄的，只有车轮撞击铁轨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窗外，依稀可见远处的灯光如星星一般在流动。
  夏英杰还是第一次乘坐软卧，既看不到硬座车厢里的拥挤，也看不到硬卧车厢里的脏乱，这里安静、舒适。
  宋一坤在上铺，他把那只双密码自动报警皮箱锁在床铺的铁栏上，躺下休息了一会儿。确切地说，对夏英杰的事他已经在心里做出决定了，然而怎样表述却是一个难题。他在努力协调自己的思路，选择最佳的方式。
  夏英杰在下铺，虽然她十分疲劳却毫无睡意，她在等着宋一坤最后的裁决。应该说她已经推断出几成了，她能够分析出宋一坤大体上的态度，但是她需要知道细节，知道每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才能拿出相应的策略。
  人，她是要定了。
  她见同包厢的另外两位旅客已经睡了，便起来伸手碰一下宋一坤，轻声说：
  “咱们谈谈吧。”
  夜深了，过道里空无一人。宋一坤轻轻把包厢的门关上，在过道里与夏英杰对面坐下，把烟放在小桌上。
  “江州已经没有你的家了，你下一站去哪里？”夏英杰问。
  宋一坤答道：“先去玉南油田，一是送你回家，二是给方子云一个经商的机会，让他负责与专家合作研究一个专利产品。然后我回山东老家，陪姐姐待一段日子。”
  夏英杰心里止不住一阵酸楚，涌上来的泪水使眼睛蒙上了一层薄雾，她沉默不语。
  宋一坤看在眼里，严肃地说：“为了这次谈话我已经思考很久了，今天晚上只讨论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你和我。为了充分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头谈起，否则中心问题就说不明白。所以，请你拿出点耐心来。我们缺乏的不是时间，而是你对我的了解。”
  夏英杰点点头。
  “请你先谈谈你的家庭。”他说。
  夏英杰简要地介绍道：“我一家四口人，父亲是地质研究院院长，母亲是油田职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哥哥是油田外事办公室翻译。我是北京大学毕业，在《玉南日报》社当记者。”
  “书香门第。”宋一坤下了结论，说，“了解你几句话就够了，因为你涉世浅而透明度高。但是了解我就得费点口舌。方子云除了向你介绍我的身世之外，有没有提到过一封举报信？”
  “没有。”更英杰肯定地说，她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
  “那好，就从这封信说起。”宋一坤从西服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她，“你先看看这封信。”
  夏英杰打开信，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下去——
  坤哥：
  签证、机票全都办好了，时间大紧来不及向你道别，托赵洪转交这封信，请坤哥原谅。
  维也纳那边请坤哥放心，叶红军全部替我们安排好了。当然，是看你坤哥的面子，我们心里有数。
  按坤哥的意思，你的“皇冠”轿车和三十万资金总作价五十万元已经交给赵洪使用，不算股份，只按银行一年的定期存款算利息，合同我们替你签的，由小马保管一份。
  公司这场官司你一个人顶了，我们无话可说，只图友情后补。据调查，举报人是刘金龙，我们花了几个小钱废了他两条腿，也算给坤哥一个交待吧。
  来日方长，还望坤哥保重身体。
  王海孙刚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夏英杰把信还给宋一坤，问：“你想告诉我什么？”
  “第一，正如刘金龙自己所说他是冤枉的，只是他有口难辩，他只是一场阴谋的牺牲品。那封举报信其实是我自己所为，是我毁掉了这个人，也毁掉了那个家。第二，王海和孙刚与我合作了两年，可我还是坑了他们。因举报偷税而损失四十万是坑他们，诱使他们出国发展也是坑他们，为的是有朝一日让他们俯首帖耳，为我所用。第三，我借钱给赵洪并不是出于仗义，而是为了阻止这笔钱落到邓文英手里，赵洪不知道他只是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而已。我想告诉你：我既不高尚也不坦荡，我与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或者说，是由骗子和傻瓜组成的集团。”
  夏英杰注意到，宋一坤在谈举报信时只字未提方子云。然而，她却要感谢方子云曾经给她的提示，使得她此时依然能够保持表面的镇定。她问：
  “你为什么要举报自己？”
  宋一坤拿出一支烟放到嘴上，见没有弹烟灰的地方，只得又收进烟盒。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问：
  “林枫，江州中行信贷部主任，有印象吗？”
  夏英杰心里一震，脱口说：“这个人半年前已经被执行死刑，伏法了。怎么，你跟这人，有关系？”
  据报道，林枫在任期间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公款五百七十万元，案发后偷渡澳门。警方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追捕，在澳门将他捕获归案，经过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江州市执行枪决。同案宣判的还有另外四个人，分别以偷渡罪、窝赃罪、窝藏罪判处十二年至五年刑期不等。这是一个轰动全省的大案，在全国也有影响。曾一时，省电台、电视台和各种报刊纷纷连续报道此案，可谓人人皆知。
  难道宋一坤与案件有关？夏英杰不敢往下想了。
  “我与他，算是不远不近的朋友。”宋一坤沉思着说，“当年他当省劳模时我曾采访过他，便有了一些交往。我在省侨办工作期间也经常与他在场面上见面，关系更进了一层。我辞职后是他介绍我与王海和孙刚认识的，他们是林枫的上海同乡，在江州开餐馆十一年。当时林枫帮我贷款五十万元，期限为一年，王海和孙刚各出资两百万元。我们一起来上海办公司。协议规定我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智商投资为主，担任总经理。两年中公司盈利三百多万，现在那辆车和这箱钱就是我的收获。从这一点，没有林枫就没有我的今天。”
  宋一坤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林枫帮我的动机可用三七开解释，三分出于友情，七分思路却在意大利，在叶红军身上、他是为将来的后路作感情投资。叶红军是我大学时的朋友，关系密切，他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人奥地利，后来移居意大利。这个人脑子灵活，善于交际，很有活动能力。”
  夏英杰似乎领悟到一些东西了，问：“林枫案发后找你了？”
  “如果那样，我还能坐在这里么？”宋一坤反问道。他摇摇头说：“我得到消息时他还蒙在鼓里。林枫出事前半个月，江州检察院曾来人向我调查那笔贷款的事，检察官来公司隐瞒了真实身份，临走时又要求我严格保密，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我意识到，林枫要出事了，而林枫这种人是决不会为几个小钱弄脏手的。于是我断定：只要他没有落网，就一定会来找我。当时表面上平静，可事态已经明朗了，林枫躲不过检察院，而我也躲不过林枫。”
  “我能理解你。”夏英杰说，“帮林枫实际上已经救不了他了，而且你和叶红军都得搭进去。不帮他，你落个贪生怕死、忘恩负义的名声，对你这种人可能是个损失。”
  “场面上的人全凭一张脸打发日子，失去了威望和信任，那就寸步难行。”来一坤说完沉默了片刻，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问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对这种冷不防又包含多重意思的提问夏英杰丝毫没有准备，她愣了一下，不说帮，也不说不帮，而是说：
  “不知道。也许我举报，也许沉默。如果我能解开这样的难题也就用不着打你的主意了。”
  “让谁解都伤脑筋。”宋一坤继续说，“我权衡一夜，认为只有监狱才能解决我和他之间的问题，而如果付出坐牢的代价，那就必须从全局出发，着眼于长远利益，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于是，我勉强制定了一个计划，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材料员刘金龙辞退了，为下一步行动埋下伏笔。如果林枫直接被捕，那就是一场虚惊；如果林枫潜逃，他必然得有一个暂时藏身的过程，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自己先一步送进牢房，即使他侥幸逃出去了，我也多了一个投资的朋友。”
  “这个时间差不好掌握，稍有偏离就会弄巧成拙害了自己，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你当时在上海，怎么能及时得到林枫潜逃或被捕的确切消息呢？”夏英杰问。
  “我在报社工作三年，熟人总少不了。对林枫这种重头新闻省报能落后吗？”宋一坤以反问的形式回答。接着说：
  “等林枫派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已经失去自由了。因为辞退刘金龙在林枫案发之前，我被捕又在林枫派人来上海之前，所以没人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内在联系，人们只知道刘金龙因拿回扣被炒鱿鱼了，然后怀恨在心而举报了我。至于王海和孙刚出于感动而分担了四十万元的全部损失，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况且，那时他们正有求于叶红军，就更需要表现一下。”
  夏英杰记得，刘金龙确实承认自己拿过回扣。她想：可怜的刘金龙到死都不会明白，他有没有拿回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符合整体计划的需要，他符合充当牺牲品的条件。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漏税的事。宋一坤什么都不说，只是启发、引导别人的思想，让别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断出错误的结论。
  她想了一会儿，说：“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王海和孙刚出国发展正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维也纳又是一座人人向往的世界名城，可你为什么反而说是坑了他们呢？”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在举报自己之前给叶红军打电话讲了三件事。一、以访友的名义来上海，实际为了与王海和孙刚见面。二、王、孙二人早有出国之意，见面后必然会流露出此意，要答应他们。三、要尽全力在较短时间内把他们办出去。当时的情况，一方是有目的而来，一方是急于找出路，所以一拍即合。
  王海和孙刚回了出国梦，而叶红军也因此得到了一万美元的辛苦费，双方都满意。”
  面对夏英杰的疑问，宋一坤进一步解释道：“解体公司，那是我决定坐牢的附加原因之一。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对于我白手起家、自我测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