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她讲话不会加助动词，这无妨我们的沟通，可是当我知道她住在美国已经十一年了，而且嫁给一个美国人已经十六年了时，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那你先生讲你国家的话？”我问。
  “不，他只讲英语。”
  说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种自得。也许是很想在班上找个姊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轻轻踢了我一脚，那鞋子是半吊在脚上的，所谓风情。
  这在另一个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赏，可是同样半脱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学说：“你，找个美国老头子嫁了，做个美国人，不好？”
  我笑看着她不语。
  她又说：“嫁个白人，吃他一辈子，难道不要？”这几句英文，她讲得好传神。
  听见她讲出这种话来，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长年的越南战争、饥饿、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带回了东南亚新娘的美国人。
  又上课了，阿雅拉一把将我拉过去，说：“那个女人你别理她——廉价。”
  “她有她的生长背景和苦难，你不要太严。”
  “我们犹太人难道不苦吗？就没有她那种下贱的样子。”阿雅拉过份爱恶分明，性子其实是忠厚的，她假不来。
  这个班级，只有我跟这位新同学做了朋友，也看过来接她的好先生——年纪大了些，却不失为一个温文的人。我夸她的先生，她说：“没有个性，不像个男人。”听见她这么衡量人，我默默然。
  没上几次课，这位同学消失了，也没有人再问起过她。至于杰克，他开始烘蛋糕来班上加入我们的游乐场教室，大家宝爱他。
  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可敬可爱的全班人，在相处了三个月之后。
  阿敏不再来上学了，虽然过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军官，很可能为生活所迫，听说去做了仓库的夜间管理员。
  南斯拉夫来的奥娃以前是个秘书，目前身分是难民。为着把她四年不见的母亲接来美国相聚，她放弃了学业，去做了包装死鱼冷冻的工作。
  这两个弃学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种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变成如此的渺小而无力。看见他们的消失，我心里怕得不得了。“不要怕，你看我们以色列人，是什么都不怕的。”阿雅拉说。
  我注视着那三五个日本女同学，她们那么有守有分有礼又有自信。内心不由得对这个国家产生再一度的敬——虽然他们过去对中国的确有着错失，却不能因此把这种事混到教室的个人情感上来。
  日本女同学的丈夫们全是日本大公司——他们叫做“会社”派驻美国的代表。她们生活安稳，经济情况好，那份气势也就安然自在。我们之间很友爱的。
  瑞恰也是个犹太人，她的黑短发，慢跑装，球鞋，不多说话，都在表现出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稳当。那份永远只穿两套替换衣服的她，说明了对于本身价值的肯定。她的冷静中自有温柔，是脑科开刀房的护士。
  阿雅拉同是犹太人，却是个调色盘。从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现实生活，都是一块滚动的石头。在她的人格里，交杂着易感、热忱、锐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对待活着这件事情强烈的爱悦。越跟她相处、越是感到这人的深不可测和可贵，她太特殊了。却是个画家。
  伊朗女同学仍是两个。一个建筑师的太太，上课也不放弃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国大气，她披金戴钻，衣饰华丽，整个人给人的联想是一匹闪着沉光的黑缎绣着金线大花。真正高贵的本质，使她优美，我们很喜欢她。
  讲起她的祖国，她总是眼泪打转。忍着。
  另一位伊朗同学完全相反，她脂粉不施，头发用橡皮筋草草一扎，丈夫还留在伊朗，他带着孩子住在美国。说起伤心事来三分钟内可以趴在桌上大哭，三分钟后又去作业边边上用铅笔画图去了。画的好似一种波斯画上的男女，“夜莺的花园”那种童话故事里的神秘。虽然遭遇堪怜，却因为本性的快乐，并没有悲伤得变了人。
  古托是唯一南美洲来的，深黑的大眼睛里饱藏寂寞，不过二十多岁，背井离乡的滋味正开始品尝。好在拿到语文证书可以回去参加嘉年华会了。他是我们班的宠儿，不跟他争的。
  月凤是个台北人，别跟她谈历史文学，跟她讲股票她最有这种专业知识。那分聪明和勤劳，加上瘦瘦而细致的脸孔，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张爱玲笔下那某些个精明能干又偏偏很讲理的女子。月凤最现实，却又现实得令人赞叹。她是有家的，据说家事也是一把抓，精采。
  日本同学细川，阅读方面浩如烟海，要讲任何世界性的常识，只有她。有一次跟她讲到日本的俳句，不能用英文，我中文，她日文，笔谈三天三夜不会谈得完。在衣着和表情上，她不那么绝对日本风味，她是国际的。在生活品味上，她有着那么一丝“雅痞”的从容和讲究，又是个深具幽默感的人。不但如此，金钱上亦是慷慷慨慨的一个君子。我从来没有在日本人之间看过这么出众的女子。一般日本人，是统一化的产品，她不是。
  班上总共十几个同学，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绝对没法形容。他们五官普通、衣着普通、思想普通，表现普通，使人共处了快三个月，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种最适合做间谍的人们。怎么看他们的样子，就怎么忘记。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那惊人的坚持普通里。“我觉得我们这班太精采了。”我靠在门边跟老师艾琳说话。
  “的确很棒。”艾琳说：“可是，你是那个团结全班感情的力量，要加上——你，班里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说：“不是，是你在我们里面才叫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吧？”我问艾琳。
  “我又没有留你。”艾琳说：“你现在一个人去哪里？”我摇摇车钥匙，说：“进城——PIKEPLACEMAEKET去玩。”那里数百家小店，够疯了。
  “祝你快乐！”艾琳收拾杂物一同下楼。
  我跑得好快，跑到老远才回头，高叫：“艾琳，我也祝你快乐！快乐！”
  说起快乐，在春季班还没注册以前，阿雅拉找我，说：“有一门课叫做——快乐画廊。我们三个，瑞恰、你、我，下学季一起去修，好不好？”
  我很惊讶居然存在这种保证学生心情的科目，跑到注册组去查课目表，这才发现阿雅拉看英文字是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的。
  那门课叫做“画廊游览”。游览是我给想的中文，原意是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停留太久。英文用了HOP－PING这个字。阿雅拉把它看成HAPPY，真是充满想象力。
  想象中全班十几个人由老师带了一家一家看画廊，看完再同去吃一家情调午餐才散课，那必然非常快乐才是。于是我们三个就去注了册，上了课。那不是国际学生班。起初，我忍住那份疏远而客气的人际关系，五堂课以后，不去了。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诚的班。艺术罩顶，也没有用。假的。“噢，做人真自由。”跷课以后，我满意的叹了口气。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欢那堂课的一切，可是她们说，付了学费就得忍下来。我们彼此笑骂：“没品味的、没品味的。”也不知到底是放弃了叫做没品味，还是坚持下去叫做没品味。
  说到坚持下去，除了我们这种不拿学分的同学之外，其他中国学生大半只二十多岁，他们或由台湾去、或由中国大陆去，都念得相当认真。表现第一流。
  这种社区大学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国青年，上个一两年，就转到那种名校去了。他们念书为的是更好的前途，跟我的没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这七八个中国同学里，没有懦弱的人。一群大孩子，精采绝伦的活着，那成绩好不必说，精神上也是开开朗朗、大大方方的。
  就这样，北京来的周霁，成了我心挚爱的朋友。我老是那么单字喊他——“霁——呀——”远远听起来，就好似在叫——“弟——呀——。”
  弟的老师私底下跟我喝过一次咖啡，她说：“你们中国学生，特别特别优秀，无论那一边来的，都好得不得了。这个周霁绝不是个普通人，不信你试试他。”
  我不必试他，我知道。
  春天来了，午后没课的时候，霁的脚踏车被我塞进汽车后座，他和我这一去就去了湖边。两个人，在那波光闪闪的水影深处，静下心来，诚诚恳恳的谈论我们共同的民族。
  在美国，我哭过一次，那事无关风月，在霁的面前，我湿湿的眼睛，是那份说不清楚的对于中华民族爱成心疼的刻骨。
  跟霁交往之后，汽车的后座垫子永远没有了靠垫。我把靠背平放，成了小货车，摆的是霁随时上车的附属品——他的单车。
  春天来了，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忽而赶场好电影，忽而碰到那东南亚来的女人跟着另一个美国老头在卖名贵化妆品——不是她的先生。我们匆匆做功课、快快买瓶饮料、悠悠然躺在草上晒太阳。
  艾琳说，这才叫做生活嘛！热门音乐大集会，艾琳买好票，兴奋的倒数日子——再三天后的晚上，我要去听我的儿子打鼓——他是一个音乐家，住在好莱坞。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课捏雪人，我的日子也不只是下课泡咖啡馆、图书馆，我脱离了那一幢幢方盒子，把自己，交给了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我再度看见了那位“纸人老师”。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那种折好的东西，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他的行踪不出西雅图。“你还想砍树吗？”他笑问着我。
  “现在不想了。”我笑说：“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得当心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来的。”
  纸人老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弄得安静的咖啡馆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他说。
  “怎么样？我们去中国城吃？”我把桌子一拍。“你不回家吗？”他说。
  “你、我什么家？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纸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里，我们不知为什么那么喜欢笑，笑得疯子一般都没觉得不好意思。嗳，都中年了。咦——都中年了吗？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课，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铺开信纸，照例写家书。
  写下：“爸爸、妈妈”这四个字之后，对着信纸发呆，窗外的什么花香，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一弯新月，在枝丫里挂着。
  我推开笔，口中念念有词，手指按了好多个数目——电话接通了。
  妈妈——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连问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可以比信快一点。”我快速的说：
  “春天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来不及的在享受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对呀我是在上课呀也有用功呀不过还来得及做别的事情呀我很好的好得不得了都穿凉鞋了不会冻到别担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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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shu
  那天我刚进教室才坐下，月凤冲进来，用英文喊了一句：“我爸爸——”眼睛哗的一红，用手蒙住了脸。月凤平日在人前不哭的。
  我推开椅子朝她走去。
  “你爸怎么了？”我问。
  “中风。”
  “那快回去呀——还等什么？”
  月凤在美国跟着公公婆婆，自己母亲已经过世，爸爸在台北。
  说时艾琳进门了，一听见这消息，也是同样反应。一时里，教室突然失去了那份欢悦的气息，好似就要离别了一般。
  那一天，我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想着想着，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月凤，讲好一同去订飞机票，一同走了。毕竟，我还有人子的责任。
  就决定走了，不等学期结束。
  “什么哦——你——”阿雅拉朝我叫起来。
  “我不能等了。”我说。
  “你爸也没中风，你走什么？”同学说。
  我的去意来得突然，自己先就呆呆的，呆呆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促的，躲在心里的枷锁不可能永远不去面对处理。我计划提早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一个月，然后再飞赴西班牙转飞加纳利群岛——去卖那幢空着的房子了。这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
  学校其实并不小，只是在我们周遭的那几十个人变成很不安——月凤要暂时走了，带走了他们的朋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