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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希莫几乎要往下跳了，抬起一条腿，可是两种冲动在他心里发生冲突一一天生的自卫本能同宁死不下地的决心一一与此同时他又用胯骨的膝盖夹紧了树干。当少年犹豫不决之时，那猫觉得正是扑过来的时机。柯希莫不知如何做是好，索性闭上眼睛，抽出短剑，胡乱地砍过去，那猫轻易地躲过了落到了他的头的上方，打定主意用爪子将他抓起来。柯希莫伪脸上埃了一爪子，俱他却没有摔下去，他原本用膝盖夹着树干，此时两腿紧紧夹住身子往后上仰，顺着树干倒翻下去。一切与猫的估计相反，猫的身子倒向一侧，它自己险些掉下去。它想稳住自己，用爪子勾住树干，扭动躯体在空中转一圈。一秒钟，这对于柯希莫足够了。他趁其不备一下子翻身挺起，将短剑刺向猫的腹底，深扎进去，那只猫痛得嗷嗷直叫。
  他脱险了，浑身粘满血污，举着那柄扎着野物的短剑就象是拿着一根烤肉扦，一边脸领上被抓破了，留下一道从眼脸至下巴的长长伤痕。他由于伤口的疼痛和胜利的欢欣而放声嘶吼起来。他的头脑还不清楚，在这初次获胜的拼命时刻，只是紧紧地搂着树干，牢牢地握着短剑，死死地揪着那只死猫。现在他体验到赢得胜利要经历何等的痛苦，他明白自己从此踏上了自己所选定的道路；在这条征途上失败者是无退路的。
  于是我望见他沿着树干走来，一脸一头直至背心上都是鲜血淋漓，变形的三角帽下发辫松散开来，手里揪着尾巴提着那只死野猫，这会儿这东西象是一只猫了，也只是一只猫了。
  我向站在阳台上的女将军跑去“母亲大人，”我大声喊：“他受伤了！”
  “什么？伤势如何？”她已经调准了望远镜。
  “他伤得象个伤兵！”我说道。女将军认为我的形容很贴切，因为她将望远镜对准他时，他在树上跳得比以前更迅速。她说：“一定是。”
  她立刻叫人准备好纱布、橡皮膏和药膏，象是一个营的救护车应当提供的一应药品，她把这一切交给我，让我送给他，根本就没有提起让他回家来就医的表示，我拿着绷带包，跑进花园，在紧靠着翁达利瓦家院墙的那棵桑树下等他；因为他已经从玉兰树上下来了。
  在翁达利瓦家的花园里，他手里提着那只被杀死的野物，神气活现地象个凯旋归来的勇士。他在别墅前的空场上看见什么啦？一辆正待出发的马车，仆人们在顶层上装放行李箱，在一群管家和穿黑衣棠的表情极其严肃的大姑小姨之中，只见薇莪拉穿着出门旅行的衣服搂着侯爵和侯爵夫人。
  “薇莪拉！”他喊道，提着尾巴举起那只猫。“你去哪儿？”
  站在马车边的人们一齐举目向树上望去，看见他衣衫褴褛，血迹斑斑，疯疯傻傻地提着那只死兽，开始一阵恐慌的骚动。“他又来了！变成了这副模样！”那些姑妈姨母们象是生气了，一道上前将小女孩推向马车。
  薇莪拉高高地翘起鼻子，露出一脸的轻蔑，那是对亲眷们表示厌烦和傲慢的一种轻蔑，但也可能是针对柯希莫的，她清清楚楚地说：“他们送我去寄宿学校！”她转身跨上马车，不屑一顾，对于他和他的猎获物。
  车门已经关上，车夫在他的座位上坐好，而柯希莫还不肯承认出发的阵势，设法吸引她的注意力，力图让她明白他那血淋淋的胜利品是奉献给她的，但是他除了朝她大声叫嚷之外不知道如何解释：“我打到一只野猫！”
  马鞭劈啪一声甩开，马车在女人们挥动的手帕中启程，从车门里传出一声：“真棒！”是薇莪拉的声音，不知是夸奖还是嘲弄。
  这就是他们分手的情景。在柯希莫身上，紧张、抓伤的疼痛，由于没有从自己的业绩中获得光耀而产生的沮丧，那种突然的离别带来的伤心绝望，一齐堵在胸口，化作一阵放声痛哭释放出来，他狂呼、尖叫，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起来。
  “滚出去！滚出去！野小子！从我们家花园滚出去！”女人们骂起来。翁达利瓦家的人全体出动，操起长棍或掷石子来驱赶他。
  柯希莫抽泣着厉声吼叫，将死猫朝走到他脚下的人脸上摔过去，仆人们提着尾巴捡起那只畜牲，扔进一个粪池里。
  当我得知我们的芳邻离去时，顿时觉得柯希莫将会下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把我哥哥留在树上的决心同她，或者说也同她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并没有把这想法说出来。我爬上树把绷带和药膏送给他，他自己医治脸上和胳臂上的抓伤，后来他要一条带钩子的钓鱼线。他用来从一棵树干横斜在翁达利瓦家的粪池上面的橄榄树上将死猫钓上来，他剥下猫皮，鞣好，替自己做成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看见他一生之中戴过的皮帽中的第一顶。
  七
  最后一次捕捉柯希莫是由我姐姐巴蒂斯塔出的主意，她的独出心裁，像她平素行事一样，自然是不同任何人商量，偷偷摸摸地出笼了。她半夜里走出家门，带着一只盛满粘鸟胶的锅子和一张木梯，把一棵角豆树从梢顶到根座刷上胶。那是柯希莫匀惯于每日早晨栖身之上的一棵树。
  早上，被粘住的红额金翅鸟扑打着翅膀，鹪鹩一个个被裹粘在胶糊里不能动弹，粘在胶上的有夜里飞出的蝴蝶，风吹落的树叶，一只松鼠尾巴，还有一片从柯希莫的燕尾服上撕下来的下摆。不知道他真是坐到一棵枝上，然后设法脱身了，还是相反一一更可能是，园为我见他早就不穿燕尾服了一一那块衣服碎片是他为了捉弄我们故意放上去的，反正那棵树一直脏兮兮地沾满胶，后来就枯死了。
  我们开始相信柯希莫不会回来了，我们的父亲也这么想。自从我哥哥沿着树木在整个翁布罗萨的地面上跳来跳去之后，男爵就不敢四处走动，以免被人看见，因为他担心公爵的尊严受到的损害。他变得日益憔悴，面颊瘪陷，我不知道，我们父亲的焦虑程度如何，他为王朝延续的担忧程度如何，而现在这两者已经合为一体。因为柯希莫是他的长子，爵位继承人，如果说让一位男爵像一只鹧鹄似的在树上蹦跳不好的话，那么让他来当公爵就更糟糕，虽然他还只是个孩童。对于有争议的爵位问题，在继承人的这种行为表现中当然找不到支持性意见。
  人们认为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翁布罗萨的平民百姓把我们父亲的幻想当做笑话看待，而在这附近有别墅的贵族绅士则认为他精神不正常；在适意的地方修建别墅居住的习惯已经在贵族中蔚然成风，他们很少住在领地的城堡之中了。这表明他们更喜欢像普通的市民一样生活，不愿意忍受闭门幽居的冷清沉闷。翁布多萨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属于大家而不属于某一个人。翁达利瓦侯爵府对它享有某些权利，几乎全部是土地的领主，但是它早已是热那亚共和国之下的一个纳税自由市镇；我们可以宁静地在我们从祖上继承下来的那些土地和一些我们过去从市政府没花几文钱就买到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因为市政府曾一度负债累累，还希求什么呢？在那周围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贵族社交圈子，他们有别墅、花园和延伸到海边的果园，大家互相拜访、打猎，生活费用低廉，都过得很快活。他们享有在朝廷供职的人的一些利益而无须操劳费力，他们的花销由庇护他们的皇室支付，却不必服从某个首都、某种政治。我们的父亲却没有品味出这些好处，他觉得自己是个被废黜的君主，他同邻近的贵族们终于断绝了一切关系（我们的母亲是异国人，可以说她与他们一向不来往）。这样也自有好处，因为没人登门拜访，我们节省了许多花销，并掩饰住了财政上的窘迫境况。
  不用说，我们同翁布罗萨的老百姓保持了最好的关系。你们可知道翁布拉萨人怎么样吗？这些人有点吝啬，一心经营他们的店铺，那个时候由于在阔人中饮用加糖柠檬汁的风气盛行，他们卖拧檬的生意开始兴旺起来，他们到处种植拧檬树，并且修复了早年被海盗侵犯而毁坏了的港口。他们往来于热那亚共和国、撒丁国王的属地、法兰西王国和教会的领地之间，向所有的人贩卖货物。他们对谁都不在乎，假如没有那些他们必须上缴给热那亚的税款，那些一次次榨干他们血汗的征税的话。每年都要发生几次反对共和国政税官的骚动。
  迪·隆多男爵每当发生这些抗税的骚乱时，他总以为授予他公爵之冠的时机就要到了。这时他走上广场，自愿充当翁布罗萨民众的保护人，然而每次他都不得不在一阵腐烂柠檬的袭击之下尽快逃掉，于是，他说是一次反对他的阴谋，由耶稣会士们策划的，通常都是如此说法。因为他以为在耶稣会士们与他之间会有一场殊死的战争发生，耶稣会士不干别的，专搞伤害他的阴谋诡计。实际上也发生过争执，也为了一块菜园，我们家同耶稣会争夺其所有权，吵了一次架。男爵由于当时同主教大人关系甚好，成功地将省里的耶稣会神甫赶出了多切西地界。从那之后，我们的父亲认定耶稣会将派人谋害他的性命和侵害他的权益。从他那方面来说，他力图拼凑一只由信徒们组成的民兵，以便解救主教，他觉得主教已沦为耶稣会士们的囚徒。他向所有声称受到耶稣会士欺侮的人提供避难和保护，甚至选那位神智恍惚的半个冉森派教士当我们的忏悔神父。
  我们的父亲只信赖一个人，他就是律师骑士。男爵对那位私生子弟弟很是偏爱，对他就像是对待一个不幸的独生子一样。现在我不能说我们那时曾经意识到否，但在我们对卡雷加的看法中肯定含有少许的妒意，因为我们的父亲把那位50岁的兄弟比我们这些小孩儿更放在心上。另外蔑视他的人不单单是我们，女将军和巴蒂斯塔装出尊重他的样子，实际上却不能容忍他；而他在顺从的表面之下显得对一切人和事都不介意，也许他恨我们大家，也恨被他辜负了一往深情的男爵。律师骑士沉默寡言，有时人们几乎以为他是聋哑人，或者说他不懂我们的语言，谁知道他从前如何当律师的，倘若那时他就是这么迟钝，那是同土耳其人打交道之前的事了。也许他也曾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他从土耳其人那里学会了那套计算水利工程的本事。这是他现在或许还能胜任的唯一工作，对此我们的父亲给予了言过其实的夸奖。我从不清楚他是过去，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何人，不知道他年幼时同我们的祖父关系如何（也可以肯定他是受到宠爱的，因为祖父让他学会当律师并叫人封他骑士的头衔），不知道他在土耳其的结局，也弄不清楚他真是在土耳其度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在某个野蛮人的国度里，如突尼斯、阿尔及尔。但是不论怎样，是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里，人们说他也当过伊斯兰教徒，人们关于他的说法很多，说他出任过要职，当过苏丹王的显赫高官，土耳其国务会议的水利工程师，或其它类似的官儿。后来一次宫廷谋反，或是一次为女人发生的争风吃醋事件，或者是一纸赌债使他坠人困境，沦为被贩卖的奴隶。据说威尼斯人在一艘俘获的土耳其战船上的奴隶中发现了带着锁链划桨的他，他们释放了他，在威尼斯他活得比一个乞丐略强一些，直到有一天我不知道他还干了些什么，吵了一架（一个如此胆怯的人能同谁吵架，只有上天知晓），他再次沦为阶下囚，经过热那亚共和国从中斡旋，我们的父亲将他赎出，于是一个秃头黑须的小个子男人，穿着一身合体的肥大衣服，十分局促不安，半聋半哑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当时还很小，但是那天晚上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们的父亲强令大家把他当做一个体面的人来对待，委任他当总管，给他配备了一间事务所，他总是杂乱无章地在那里塞满了纸片。律师骑士穿上件长袍，戴一顶土耳其式的圆形平顶无边便帽，就像当时许多贵族和资产者在他们的事务所的办公室里通常打扮的那样，只是说实话他几乎从来不去办公室，人们一开始便看见他这样穿戴着在室外转悠，在田野里行走。后来他还穿那一身土耳其装束来到餐桌边，最奇怪的是我们的父亲，那么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