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固然有利于与民休息，生聚发展，却又很难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侵略、频繁的自然灾害与帝国内部来自人本能的要求权力再分配所带来的挑战。
  因此，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建立在亲子人伦基础之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成了帝国统治者的最佳选择。对于皇帝的欲望来说，这套理论显然比秦帝国的法制精神要赏心悦目得多。因此，尽管孔孟之道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是，却是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才正式登堂入室，成为钦定的帝国意识形态。
  董仲舒认为，道，就是宇宙和世间规律，源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意志，与上天具有天然的关系。因此，他是人世间最高最终的权威，他的仲裁带有神权的力量。这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显然将皇帝神圣化了。
  天人感应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意义延伸。指的是当皇帝作为人格化的神，代表上天进行统治时，世间好的事情，体现了上天的意志，不好或无道的事情，则是对天道的背离，上天将降下灾难或变异以示警告。如果还不改弦更张，则伤败乃至。这里，在将皇帝神化为天道化身的同时，委婉地对皇帝提出了行仁政的劝告。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伴随着皇权权威的确立，力图使自己变得更加柔媚可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通俗地解释就是所谓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即做人不应该违反的五种行为规范。这里的核心理念是君臣父子关系。儒家思想要求：在家庭关系上，要事亲以孝；在国家事务上，要事君以忠。他们认为，不孝的人不可能忠，能尽忠的人则必是大孝。不忠不孝者则是禽兽；既是禽兽，则人人得以诛之。他们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在人间世俗化了的天道。
  这套说辞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引申极为可怕：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则为不孝。
  于是，形成了一套极为严密的、与经济结构和国家形态严丝合缝的意识形态。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特别是这套意识形态理论，与帝王专制结合起来以后，极其野蛮地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禁锢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说：这种对中国大一统帝国统治结构的设计与建设，开始于秦始皇赢政，而最终完成于汉武帝刘彻。
  此后，中国的历代皇朝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展开的，绵延两千年而不衰。
  事实上，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其媚入骨，极端无耻。尽管他还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不过，人们能够记住并确实发挥了作用的，只有这些对帝王渗透到血液里的奴颜媚骨。其发扬光大，导致中国人的膝盖和脊椎长达两千年严重缺钙，使得千千万万中国人在两千多年里，只能跪倒在一家一姓的皇帝脚下，任凭其为所欲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套半宗教化的理论，才为聪明的汉武帝刘彻所立即接受，并迅速在帝国朝野推广开来。
  汉武帝刘彻所推行的一套财政制度也很有意思。他任命了一批像桑弘羊这样出身商人的财政官员。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
  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极为厉害的“算缗”和“告缗”令，对工商业者实行全面的管制与搜刮。
  “算缗”指的是举凡从事物品制造、借贷、买卖、租赁、储存、金属冶炼、囤积、贩卖以及私人使用的车辆、船舶等，一律要主动申报，并按照财产数额与营业额的双重标准与比例纳税。对于不主动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的惩罚是：发配边疆戍边一年，财产没收。
  “告缗”则是一种告密奖励制度，规定：凡是对于不主动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实行告密——揭发检举的人，将获得被检举者的一半财产作为奖励。
  为了推行这套制度，汉武帝曾经以“废格沮事”——阻碍法令实施的罪名，下令将相当于首都行政长官的右内使公开处死。结果可想而知。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告密自肥的无耻之徒。史书接着记载说：国家没收了成亿的钱财、成万的奴婢、成千万计的田地、数以千百计的房屋，“中家以上大抵破产”——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家大体上都破产了。
  遥想当年，当官员与其治下的人民，兴高采烈地分享着主观色彩浓厚的告缗的成果时，可以想见，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肮脏龌龊的鬼蜮世界。
  元狩五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的国家垄断专卖，并一度实行了江河湖海中捕鱼捉虾莲藕菱角的国家垄断专卖。只是由于物价立刻腾跃——即物价暴涨，而不得不终止。史书对此的记载是：实行盐铁专卖后，盐铁宫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业绩，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们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并且价格昂贵。垄断专卖的结果是：农具“割草不痛”，意即连草都割不断。导致农民不得不“木耕手薅”——用木头做的工具甚至用手耕作。
  而由于食盐价格过高，百姓们已经吃不起盐，其应对办法则是“淡食”之，大约就是饭菜里不放盐的意思。
  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又下令，在流通领域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在其他地区高价出售；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使商贾无法牟利。史书的记载是：朝廷大获其利。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些财政政策对国家敛财不可能不起到立竿见影的明显效果，其对社会的重大杀伤力也不可能不是持久而深刻的。由此，到汉武帝中后期，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已经十分严重，这一套杀鸡取卵式的财政政策已经日渐失去效用，并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副作用与后遗症。为此，曾经受到过后世历朝历代相当广泛的批评。
  从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样的馊主意。事实上，这种依靠国家权力与民间争利，打击商业利益的做法，对窒息民间活力，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　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此外，汉武帝采取了一些诸如抑制豪强、削弱诸侯王对抗的能力，迁徙人口开发西部等等，做了一些他的祖先没有做到的事情。为后代对他的称颂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国内事务上称颂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一件相当危险而且乏味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汉武帝在国内政治上所推行的许多举措，或许恰恰是我们今天需要反省的。
  他对中华民族的真正贡献，很有可能表现在对抗匈奴侵略，开疆拓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庞大版图这一点上。一位名叫夏曾佑的历史学家认为：对于中国历史，有三个人很重要：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因为，“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恰当的评论。
  中国的北部边疆，东起辽东，经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到河西走廊的甘肃，连绵万里的边境线，裸露在亚洲腹地的草原与沙漠面前，成为历朝历代君主的一个噩梦。两千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游牧民族骑兵，从这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中国内地，给我们不可一世的帝王们带来无尽的屈辱与烦恼。
  高祖刘邦曾经被号称三十万之众的匈奴骑兵围困在山西，几乎全军覆灭。
  吕太后曾经被匈奴首领用几近黄色段子的非外交语言给予过戏弄和嘲讽。
  帝国政府每年必须支付相当大的一笔开支给匈奴，用于换取和平。
  如今，轮到汉武帝了。他必须与前辈们一样，面对凶猛的匈奴铁骑。
  匈奴，操阿尔泰语，民族起源不详，最终的下落也不详。有一种说法，认为匈奴西迁后，与今天居住在多瑙河畔的匈牙利民族有某种族缘联系。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汉武帝面对着的是一个极为可怕的邻居：这个邻居，满怀敌意，占据着从今天的东北，到青海以西，北到贝加尔湖畔，南到阴山脚下的广大土地。大汉开国以来，列祖列宗在这个邻居面前遭遇了一连串的耻辱，还未曾有过扬眉吐气的记录。
  从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夺取政权的故事里，可以看出匈奴骑士的剽悍与凶猛：
  冒顿单于是头曼单于的儿子。头曼单于宠爱的一个王妃生下幼子后，准备废冒顿而立少子。于是，派遣冒顿到月氏作人质。随后，头曼单于出兵攻打月氏，意图借月氏之刀杀掉冒顿。冒顿偷了一匹好马逃回匈奴，使父亲十分欣赏儿子的勇敢，让他做了一万名骑兵的首领。
  冒顿用响箭训练自己的部下，他下令，凡是不朝响箭所射目标放箭的人一律处死。
  第一次率众出猎时，冒顿用响箭射击猎物，有些人没有跟着射，结果，所有这些人全部被冒顿处死；
  第二次，冒顿用响箭射自己的一匹好马，不敢射者又被杀死；
  第三次，冒顿用响箭射击单于的宝马，他的部下立即向宝马齐射。
  由此，冒顿知道部下已经完全听命于自己。于是，在一次随父亲头曼单于出猎时，冒顿用响箭朝父亲射去，左右也一齐开弓，将头曼单于当场杀死。冒顿遂自立为单于，成为著名的匈奴领袖。
  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从军事理论上讲，匈奴人比中国人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生活在马背上，他们的谋生工具与战斗武器一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他们省略了中国人为进行一场战争所必须进行的一切准备工作：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等等。在他们具有高度机动性、来去如风的攻击面前，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命中注定了永远要手忙脚乱。从不停地修建长城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祖先们力图改变这一点的艰苦努力。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23岁，登基第七年。
  这一年，汉帝国结束了长达近七十年的“和亲”防御政策，正式拉开了与匈奴之间决战的序幕。到汉武帝晚年，这场决战整整进行了四十三年。
  在这场惨烈而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奴隶出身的卫青最先崭露头角。
  假如没有与匈奴的对抗，这位靠姐姐得宠而平步青云的年轻人，在历史上很有可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如今，他展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
  卫青曾经先后七次统帅大军远征，长驱数千里，在漫无边际的戈壁、沙漠、草原之间追奔逐北，在一连串代价惨重的胜利后，扭转了整个战略态势，并在西北部将中国的疆土拓展到了巴尔喀什湖。从此，匈奴走向衰弱，再也没有能够扭转颓势。而卫青一再获得军事功绩，也以过去奴仆的卑贱之身，被汉武帝封为大将军。并且，此时，他以前当奴仆时的主人平阳公主死了丈夫，居然拜托已经当了皇后的卫子夫做媒，改嫁给了卫青。于是，卫青从汉武帝的小舅子，又一跃变成了汉武帝的姐夫。
  另外一位罕见的人物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这是一位似乎专为这场战争而降生的军事天才。从18岁到24岁，这位青年将领六年间六次领兵出征．每次都奇迹般地取得辉煌战绩。汉武帝为了嘉奖他，准备盖一座大房子奖赏他，他坚决辞谢，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意思是：敌人还没有消灭，怎么能为自己的家庭考虑呢？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军出塞两千里，在几次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战役中大获全胜，将匈奴彻底逐出了祁连山一带，汉帝国设置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此次，水草肥美的河西地区易手，使双方势力消长大受影响。
  当时，祁连山下是水草丰美的牧场，焉支山则是出产胭脂的地方。匈奴人失去这些地方后，相当伤心，很难受地传唱着一支歌谣：“失去祁连山，使我的牛羊不能繁息；失去焉支山，使我的姑娘没有颜色。”
  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刚刚24岁，突然患病死去。一颗极为耀眼的将星就此陨落了。
  在这场战争中，还有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飞将军李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