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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的基督（gentle　Jesus）。教堂铭刻宣扬的“神爱世人”，并不是天生的教义，在“有知识有财富”的法利赛人把持犹太宗教的时代，喊出这样的话的耶稣，当然是一个革命者。这篇小说似乎离经叛道的宗教认识和尚显生涩的革命想象，往往使得研究者望而却步，或略过不提，但它确是一个认识陈映真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文本。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弱势关怀的层面取得了奇妙的结合，而宗教信仰下养成的自省、谦卑，以及对“爱”的期求和宽容，也使得陈映真的思想不曾倒向偏激，使他的写作即便“主题先行”也不会僵硬得令人生厌。在理念上或许激进，在面对复杂的台湾现实的时候，他的文学，可能更多了“温情”。
  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地方，他总是温和地、坚定地重复着：
  文学为的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与陈映真同时代或年龄略小的人，如后来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作家郭松棻、“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用《青春之歌》回顾20世纪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火热年华的郑鸿生……在他们的青春时代，都曾直接感受着陈映真的这一文学理想。如郑鸿生在《台湾思想转型的年代》中所说：
  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对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有着巨大的冲击。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能力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相互映照，一直触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旧俄小说也在60年代的台湾风行，内地时期翻译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随着那时的出版潮纷纷翻印出来，为60年代的台湾补足了30年代的内地氛围。从19世纪末的旧俄知青，到30年代的内地知青，最后是60年代面对威权体制的台湾知青，那种心境似是一脉相传。而陈映真充满深刻内省的作品，似乎就在直接呼应这个时代传承，深深吸引了心中有所觉悟，但现实上却几乎无能的台湾青年学子。
  二、作为镜子的美国，映照台湾“从属的心灵”
  1965年，陈映真离开任教的中学，进入美商辉瑞药厂。20世纪60年代，台湾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作为富裕、自由之象征的美国，成了台湾人最为依赖和向往的国度。“跨国企业”的工作给了陈映真直接的经验，写于1966…1967年间的小说，开始隐约而敏感地意识到“美国”这个矗立在台湾上空的巨大而虚幻的符号，将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损耗了，虽然“美国”此时只是小说里的一角影子。
  《第一件差事》里，他继续关注从内地赴台的人精神负荷与生存危机。早期《文书》（1963）里国民党将门之子安某，背负着战场上公报私仇杀死排长、战后作为镇压方枪毙“二二八”犯人的秘密，最终精神错乱；而到了《第一件差事》，内地钱庄财主家的独子、流落台湾的“胡心保”，则在苦苦奋斗终于有了美丽的妻女、体面的人生之后，忽然丧失了奋斗和生存的动力，在虚无中走向自杀。胡心保的情人，一个台湾本土富家出身、大学毕业、在美国企业工作的女子林碧珍，其略显颓废、叛逆的个性，透露着陈映真对美国影响的一代人的一点浮面的观察。无论如何，笼罩“外省人”的阴影，从“历史”进入“现实”，或许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将把外省人和本省人一同挟裹到“富裕的虚无”中去了。
  于是，在《最后的夏日》里，我们看到美丽的中学女教师，一边躲避着或偏执猥琐，或自命不凡而在她眼里皆是“自私、自作多情”的男同事们的追逐，一边将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男友——工程博士“康”的身上，她的理想，正是到那个富裕之地，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在更为著名的《唐倩的喜剧》里，唐倩，一个周旋于台北文化名流的漂亮、丰腴的女人，折射出台湾知识界追随西方理论风潮的空虚可笑。最后，唐倩将“大师们”抛在身后，奔向美国那个“伟大的新世界”，嫁给军火公司的“物理学博士”了，台北“小小的读书圈”失去伊人，益发寥落不堪。在资本主义怪兽的强大威力面前，什么存在主义的痛苦、实证主义的福音，全都失声了。
  这一阶段的小说，陈映真描写60年代台湾社会僵硬而浮躁的文化知识界，语多嘲讽。但讽刺的文体显然并非他所长，他既不够刻薄，也不够机智——这或许和他的个性有关？但是这些并不算成功的小说，却在日后证明了他的敏感和“先知”能力。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人的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弊端和危机，日后一一显现；而知识界对西方理论的空洞追逐和话语游戏，不是一再重演、至今不曾消歇？
  那个时刻，陈映真已经意识到台湾的又一条后街的存在，那就是飞速发展的消费社会的后街。但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思考和辨明，1968年，他就入了监狱。
  如今看来，他几乎是命定着要走向绿岛（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所在地）。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讽刺、批判风格，是秘密受着内地文革这一激进风潮的影响的——努力摆脱“浓郁的个人感伤主义”；这影响在实践层面，便是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那侦探密布的年代，做着成立小组织的准备了。即便有过内地政治经验的姚一苇意识到这个为理想燃烧的年轻人的危险，发出了委婉的警告——“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我看，写小说，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莫过于此”③——他还是为他想象中的革命，入狱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政治犯特赦，陈映真提前三年出狱。他再度进入一家美商企业温莎药厂工作。狱中七年，正是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七年——所谓“经济起飞”，出狱后的陈映真面对商业经济下的沧海桑田，而以自身在企业中的更深层体验，陆续写出了反思跨国企业中的台湾社会问题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包括《夜行货车》（1978）、《上班族的一日》（1978）、《云》（1982）、《万商帝君》（1982）等。
  他写了台湾人如何在跨国企业中奋斗钻营，如何与同胞勾心斗角，与洋上司巧妙周旋、忍辱负重——当情人哭诉被洋上司调戏，但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负的什么重呢？从创作之初就将贫穷与富裕的辩证当作重要主题的陈映真，在这个“腐败的经济成长”的时代，在这个美国挟强大资本以经济“入侵”的时代，察觉到台湾人在个人心性和民族尊严上的双重失落。《夜行货车》中，通过苦干、隐忍和心机，终于爬到中高层位置的台湾人林荣平，风度俨然，但是决不轻忽诡诈的力量；关爱情人刘小玲，但情人与事业相较是可以舍弃的。这无疑是跨国企业中最惯见的“成功”的台湾人，与此同时，陈映真写了另一个有着模糊的反抗意识的人，詹奕宏，他能力突出，但讨厌诡诈，他也喜欢刘小玲，却对她的过往不饶恕——也许也是因为爱！这样一个带着鲁莽、粗野的气息，心灵充满矛盾挣扎的人，恰是陈映真寄予希望的人，希望他是那个被金钱蚀毁的社会中，勇敢地逆向而行的人。
  六七十年代，也是陈映真的好友黄春明、王祯和写出他们重要的乡土文学代表作的时期。黄春明的《再见，撒呦娜拉》和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一个写日本商人在台湾“买春”，一个写花莲妓院老板们如何利用“美军过境”的商机，嬉笑怒骂间，可以看到他们的乡土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对于经济发展时代被牺牲被抛弃的乡村的关注，以及对于美国、日本“经济再殖民”和台湾社会的软弱性的批判。可以说，陈映真的台北跨国企业，和黄春明、王祯和的乡村小镇，共同构成了经济起飞年代最有力的、批判现实的台湾文学的图谱。
  三、狱中记忆，连接“后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出狱以来，陈映真先是忙着在跨国企业为稻粱谋，而后几年内，在现实的直接刺激下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狱中七年那些震动和感动的经验，正在此间静悄悄地发酵、酝酿，或许也在等待一个政治气氛相对松动的时机，终于，《铃铛花》（1983）、《山路》（1983）和《赵南栋》（1987）相继推出。这些小说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以快要被台湾社会遗忘的那一段历史中的动人故事，以回归陈映真更适合的一种温和、稳健、真挚的文体，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山路》的故事，开始于会计师李国木的大嫂蔡千惠的突然病倒，直接诱因是一张报道了50年代政治犯出狱消息的报纸。原来，在那个年代，少女蔡千惠的恋人黄贞柏被捕入狱，而他的朋友李国坤因为千惠家人的告密被枪毙。千惠为了赎罪，也因为对国坤大哥的秘密爱恋，找到了他在山里的家，谎称是他已娶的妻子，从此留在这个贫困的、已然残破的家。她终于将国坤的弟弟国木抚养成人，读完大学，并且有了自己的“殷实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这样日渐安适的生活中，突然看到黄贞柏出狱的消息，千惠蓦然发现她已经背叛了他们的青春和理想，如今的富足，“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遗忘了。”
  千惠完成了对国坤家庭的责任，但曾经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力量，也随着这“完成”垮掉了。她无奈地承认：她和她所抚育的国木，都已是“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和蓄养的人”。怀着这忏悔的心，而不是几十年来期盼的得到往昔恋人、战友的赞赏的心，她悄然赴死了。
  写作这个故事的1983年，台湾仍在戒严体制下，陈映真坦言，他有很大的顾虑。但是狱中遭逢的50年代理想者的面影和故事，在他胸中澎湃太久了。1979年，他突然遭到拘捕和审讯，两天后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他醒觉他的自由仍然会在旋踵间被荒谬地剥夺，越是如此，他越是意识到，把自己知道的、思考的那些历史、那些故事留下来，是多么紧迫和重要。
  终于，他让千惠的忏悔和死亡，对着一个以富裕为职志、以遗忘为自然的台湾社会，提出了哀婉而庄严的控诉。但人们会因此反省吗？出狱后的黄贞柏，又当如何面对沧海桑田的新社会？
  这个问题，要到若干年后的中篇《赵南栋》才得到回答。围绕着出狱的政治犯叶春美、赵庆云，以及赵庆云的儿子赵尔平、赵南栋，陈映真试图展现一幅几十年间两代人的命运的全景图。
  少女时代的叶春美，同蔡千惠一样，有一个左翼恋人，恋人在大清洗中被枪毙，而春美因为他送的一本《辩证唯物论之哲学》，也被捕入狱。在狱中，春美为同牢的宋大姐所经受的严刑拷打，为她的信念、坚强和想到腹中婴儿会忘记疼痛的母爱，一再潸然泪下；她也亲眼看着宋大姐和许月云老师先后赴死，听到狱中难友送行的歌声……春美出狱后，千方百计寻访宋大姐的丈夫赵庆云和两个儿子。那在狱中出生的第二子，“赵南栋”，正是取自狱中关押女犯的“南所”。
  当她终于见到这个狱中出生的“小芭乐”（一种台湾水果，狱中女犯们给他的昵称），他已是一个逃离家庭、流浪在娱乐场所和不同女人之间的吸毒青年，他高大、漂亮，但没有了灵魂。而赵庆云，此时正在医院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他曾用日本“浦岛太郎”的童话形容自己出狱后的感受：一个叫浦岛太郎的渔夫到海龙宫去了一趟。回来发现自己眉须皆白，人事已非。
  他陷入了完全的沉默，即便对自己的儿子：整个世界，全变了。说那些过去的事，有谁听，有几个人听得懂哩？
  是的，他们的受难，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冷战”时期是罪恶，在“后冷战”时期是不可理喻的古董，是必然要被新时代的人们遗忘的，即便是活在他们的阴影中的子女。
  但陈映真不能忘。从《铃铛花》到《山路》再到《赵南栋》，陈映真接续了他早年对台湾“历史的巷道”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