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上帝！”我心里顿时惊呼起来。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这么可爱、这么笑容可掬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脸上洋溢着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身上透出一种颇具教养的学者风度……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日夜思念的老人，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就这样，我终于走近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比利时母亲”的老人。
  老人的住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的条幅是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桌子上摆着一尊铜质塔形香炉，那是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得知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老人像孩子似的笑起来，连连摇头：“N0！N0！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的人大为震惊。老人的监护人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欢迎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令人发笑的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口逼过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先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我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跑到布鲁塞尔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都是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跟中华民族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我说：“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仍然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是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国，有人大老远地跑来采访，子孙三代都会觉得脸上有光。而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儿子不理解，孙女说祖母的荣誉是祖母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不过，米加先生对我的来访却很支持。他从自己家里拿出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玲老人的英雄勋章，以及德国将军1966年去世时，他妻子西西拉温特写给钱秀玲的信给我看。
  当然，对我支持最大的是钱宪人夫妇。钱先生看我住的地方实在可怜，就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这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每天早晨，我就跟着负责照顾钱秀玲老人的钱宪人妻子杜大姐，来到钱秀玲老人的家里，跟老人聊天，陪她散步，中午在她家共进午餐。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要靠我一点点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能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却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含混的记忆，我跟着她走回遥远的过去，走进她鲜为人知的人生及家庭——
  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文化底蕴丰厚、有着良好家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门望族。
  钱家出过两位国民党将军、八位博士。她父亲钱西勋是泽被四方的乡长。1934年，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位高级军事顾问，他就是后来被希特勒派驻法国（北部）及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将军。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将军就负责他在中国四年的联络工作，正因有这段渊源，所以才引出后来的故事。
  在宜兴电视台徐风台长的陪同下，我曾去寻觅过钱家的旧居，但时间太久远了，钱家只留下一处老屋的残破台阶、一块林木葱郁的老宅地，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徐台长告诉我，宜兴是紫砂之都。这里山清水秀，地灵人杰，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曾出过十名状元，十名宰相，二十名院士，七千多名教授，两位清华、北大的校长，两位大陆、台湾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钱家为人善良，家里办有学堂，全村几十个孩子都免费到钱家来读书。钱秀玲在六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从小聪明伶俐，三岁就跟老师读《百家姓》、《木兰诗》，十一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1929年春，她得知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她也要同去。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父亲只好同意放行了。当然，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原因，她三岁时父亲给她定下一门“娃娃亲”，这位未婚夫正在比利时留学呢。
  1929年11月，十六岁的她随同哥哥及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踏上了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在船上，她遇到宋庆龄女士，还给宋庆龄唱了一首《运动歌》。至今她还记得这首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到布鲁塞尔以后，她就向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提出解除婚约。当时，深受“五四”思想影响的女子，对学业、对婚姻，都表现出一种先锋女性的独立人格。
  不久，她以优异成绩考进欧洲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唯一一名中国女性。六年后，二十二岁的她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5年10月27日，她同鲁汶大学医学系白俄罗斯青年白兰芝先生携手走进新婚殿堂。他们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地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相继生下五个儿女，直到三年前，白兰芝医生先她而去。
  婚后，她和丈夫决定回中国定居，就在他们辞去工作准备起程之际，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无奈，她只好随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我去过艾尔伯蒙小村。这里环境幽静，林木葱郁，一条清澈见底的色莫河，从村外蜿蜒而过。我找到了他们当年居住的三层小楼。
  在这里，她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直到1943年3月12日，她30岁的生日这天，一张布告忽然打破小村的宁静，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改变了许多比利时人的命运。
  布告上写到：三天后，将在村里绞死反战青年罗杰！
  罗杰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他在夜里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国军列时，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看到布告，全村顿时陷入了极度恐慌与绝望之中，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这时，钱秀玲却跑来对大家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
  人们都以为她在吹牛，当时，罗杰父亲找国王说情都不行，她一个中国女人能有什么办法？然而，当她拿出堂兄的来信，大家顿时看到了一线希望。
  原来，早在三年前，德国入侵比利时不久，她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的名字，就给堂兄钱卓伦将军发去一封急信，问堂兄，这位法根豪森将军是不是给蒋介石担任过军事顾问的那个人？如果是他，他了解许多中国的军事机密，会不会把这些机密透露给日本？堂兄回信说，法根豪森虽然是德国将军，但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堂兄还告诉她，法根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接待。
  于是，全村人急忙联名写了一封求救信，又请市长写了一封求情信。
  当天晚上，她抱着吃奶的孩子，将几封信藏在孩子的被子里，连夜乘火车赶往16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第二天，她通过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查到法根豪森的电话。法根豪森一听是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立刻同意了。
  1943年3月13日上午11点，她第一次走进森严壁垒的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纳福城堡。
  我去过塞纳福城堡，它距离布鲁塞尔60多公里，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所建。半个多世纪的风剥雨蚀，丝毫没有削弱城堡的恢弘气势，它仍然显得宏伟而壮观。城堡正面是二层主楼，侧面对应着两座圆顶小楼，宽阔的庭院外设有铁栅栏围墙，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视野十分开阔。城堡既幽静又安全，难怪纳粹当年把“总督府”选在这里。
  已过花甲之年、一身戎装、眼睛深邃而冷峻的法根豪森将军，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她，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
  她急忙掏出几封信递给他，说：“法根豪森将军，听卓伦堂兄讲，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面上，看在堂兄的面上，赦免罗杰的死刑，留他一条生命。我们对您将不胜感激。”
  说完，她紧张地注视着法根豪森，尽管堂兄在信里说他富有正义感，但他毕竟是纳粹将军，是比利时执行纳粹意志的全权代表。而她却跑来为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说情。
  他却说了一句：“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
  三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送到柏林集中营。而且，另一名被关押在波依隆小镇叫罗杰的死刑犯，也因重名而获救了。
  这个消息在比利时引起了极大震动。当时，纳粹对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国王出面说情都不行。而她却一下子救出两名被宣判死刑的反战志士。
  于是，全国各地被捕人员的亲属都纷纷跑来找她。而她则有求必应，经常奔波在艾尔伯蒙到布鲁塞尔160公里的铁路线上，一次次走进塞纳福城堡。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她怀抱吃奶孩子，怀里揣着被营救人员名单，提心吊胆地坐在火车上，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分子一次次从她身边走过，甚至用怀疑的目光盯住她……我不知她柔弱的躯体里，蕴藏着何等勇敢的精神，又蕴藏着何等崇高的境界！要知道，被处死者不是她的同胞，更不是她的亲人——他们只是一些跟她毫不相干、毫不相识的生命。
  我问老人：“您想没想过，一旦被德国人抓住怎么办？”
  她笑着摇摇头：“No！No！我只想把他们救出来。”　“您遇没遇到过危险？”　“No！法根豪森将军多次叮嘱我，要我当心，他说在城里和乡下，到处都有比利时的卖国贼，好多事情都坏在这些人身上，要我一定把名单亲自交到他手里。”
  我又问她：“法根豪森拒绝过您的请求吗？”
  “No！他说他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所以，我每次去，他都把纸和笔往我面前一放，让我写出营救人员的名字。有时他还帮我出主意。”
  “您一共救了多少人？”
  “No！No！不记得了。”
  从我查到的资料看，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有的记载她救了25人，有的记载是50多人。但最后一批被营救的人质却是96人。
  那天是1944年6月9日，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午夜，三个风尘仆仆的男子突然闯进钱秀玲家里，他们说是从100多公里外的艾克兴市赶来求救的……
  我陪着钱秀玲老人去过艾克兴市，余美和参赞派使馆文化处的刘忠泽先生开车送我们去的。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位历史学者向我详细讲述了营救人质事件的经过。
  艾克兴距离布鲁塞尔60多公里，小城不大，像欧洲的许多小城一样，给人一种古朴而典雅的宁静，但这里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二战纪念馆里，我看到许多烈士的遗物及游击队使用的枪支、电台、发报机等物品。纪念馆门外还停着一辆锈迹斑斑、成为一堆废铁的雪铁龙轿车，它却向人们昭示着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在市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90多名人质从集中营出来后的合影，另一幅是钱秀玲老人与市长父亲的合影。市长对我讲，他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所以后来在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新闻发布会上，他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