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是我人生一个美好而又痛苦的开端——
  这天，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导，我觉得这个素材很棒，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简单讲了一下文章的内容：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她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后，她又为那位接受审判的纳粹将军奔走呼号……
  我听了顿时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他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国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创作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是文革后中国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批学员，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在作家圈子中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我的创作一直很鼓励。记得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
  我和李占恒都觉得这个素材本身所蕴涵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甚至超过了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力争推出一部好作品。
  开始创作以来，我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写低层的小人物，写他们的坎坷人生及悲欢离合，写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这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另一种倾向就是讴歌伟大人物。哈师大两位教授在写我的评传时，说我有一种“崇高美”的情结。我想这可能跟我从小就崇拜伟大人物有关吧。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只有1100万人口，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么宽松。我一连跑了几个月，跟比利时驻中国使馆的中方工作人员魏金凤女士、黄其光及梅斌先生都成了朋友，他们给我出了不少主意。可我始终没有拿到签证。
  无奈，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找到文化部的李英杰先生，通过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于是，我冒昧地一次一次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崇高人道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
  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在我采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接到邀请函之后，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去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等到第十五个工作日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生硬的中国话却令我目瞪口呆：
  “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当时，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从我身边兴冲冲地走过去，而我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那就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难了。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给我拒签，急忙给比利时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所以，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比利时人民，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之后，我通过我的朋友翻译局副局长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把这封信翻译成法文。在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我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
  总领事看信时，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看完信，他却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5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噢，上帝……我急忙打车回到北京家里，拿出准备出国的几千美金。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人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我像瞎虻似的在法兰克福机场里乱闯
  但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起飞前在首都机场就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屏幕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到布鲁塞尔机场接我呢。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3点45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此刻，距离我换乘的4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15分钟了。
  15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
  但是，一迈出国门，我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进了机场大厅，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更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我手里掐着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已不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人家“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所有的老外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终于跑到签证处了，却见排着一行中国人。我急忙气喘吁吁地恳求中国同胞：“对不起，飞机晚点了！我换乘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请各位让我先办签证好吗？”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膀，斜着眼睛瞟我一眼：“你晚点？我飞机晚点三个多小时冲谁说去？这年头谁照顾谁呀！”她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越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又不敢上前加塞儿，怕她把我拽出来。这时，一个中国男人奔过来，拿过我的护照急忙跑到前面，对签证官说了几句英语，签证官立刻在我护照上盖了章。我接过护照边跑边回头向那位男同胞招手致谢，急忙去寻找登机口……
  一名黑人警察在我行李牌上写下“B10”的字样。我终于跑到“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看一眼我的机票，立刻操起电话，好像在跟飞机上联系什么。她帮我办理完登机手续，急忙把我送上只有我一个人乘坐的大巴，大巴载着我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分钟就起飞了。我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个小时后，飞机到达布鲁塞尔，而我身上的汗还没消呢。
  后来，朋友们常常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练过速滑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十几分钟，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太，_就是年轻小伙子“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健康的心脏却变成了一颗“破碎”的心……
  到达布鲁塞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并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风雨声，敲打着我孤独的心
  到比利时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张绍唐夫妇很热情，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去住。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一天也要1600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400比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没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被褥、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丝网床，一扇窗子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壳，纸壳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情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去采访，到了欧洲才发现，你在国内的那点自
  尊及成就感，很快就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你就像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你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里根本算不上什么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的正餐都不够！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他感慨地说：“雅文，你当时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太难了。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情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纸条，无论去哪里，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条给人家看……不过，有过独闯俄罗斯的经历，这点困难也就无所谓了。这里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跟老人联系上，陆惟华先生认识钱秀玲的外甥陆嘉兴先生，但他外出一直没回来。有人传说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还说她儿子怕打扰老人家休息，拒绝任何人采访……
  听到这些，我越发心急如焚。我万里迢迢跑来采访，与老人近在咫尺，却迟迟见不到她。不过我坚信，只要老人神志清醒，我就一定能采访她。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阴雨连绵、凄风苦雨的，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壳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我这颗彻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带去的《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亲切感，仿佛在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于是，在后来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文化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拿破仑战败的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于廉……
  我还去了卢森堡和荷兰。在卢森堡，我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创作《安妮日记》的安妮的故居，去海牙观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本来我还想去巴黎，但时间不允许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999年11月8日下午3点。
  在陆惟华先生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我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30号公寓的门铃。
  当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激动、兴奋、紧张、忧虑，我不知老人会是什么样子：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上帝！”我心里顿时惊呼起来。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