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早已领着新娘溜到后排，拧住了说话的小伙子的耳朵：“我让你小子再胡说！”
  “救命呀！快救命呀！大家看，厂长虐待工人喽！杨厂长饶命呀，我的耳朵快掉了，耳朵掉了以后就不听你的话了……”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新娘子边笑边拍着杨锐的脊背说：“使劲拧，拧下来我给你炒菜下酒喝。”
  杨锐是个老实又耿直的人。这些年满社会风行的是拉关系走后门拍马溜须阿谀逢迎，他对此却一窍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尽管他有着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声誉，可是一直提不上去。提不上去就提不上去，他从来不想这些，也不愿想这些，也就无所谓痛无所谓不痛，可是却有不少的人替他痛着。厂里的老工人、老工友常常替他抱不平：
  “凭杨锐的贡献，不要说对玻璃厂的贡献，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早该提一提了。把他压在玻璃厂就这样被埋没了。”
  “不要说当个正厂长，就是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也不算过。”
  “怪只怪他那坏脾气，肠子直，肚子里不藏货，肺里面不装气，舌根下不压话。违时悖景，违时悖景呀。”
  “你不看现在那些官老爷，就怕身边的人本事比他大，能力比他强，影响比他好，交往比他广。你强了，就会对他造成威胁嘛。人们宁肯重用那些一事无成的奴才，也不敢稍微用一下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不用倒也罢了，他们还想方设法整你害你，恨不能一脚将你踩进地下去。”
  杨锐每每听到这些，总是装作没听见。
  有许多朋友劝他：“这年头，啥事都要跑一跑。为了你自己的前程，你就低低头，弯弯腰，到有关领导那儿跑一跑，说几句人家喜欢听的话，向人家求个情吧。”
  他只是摇摇头，嘿嘿一笑了之。
  也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一改你那坏脾气，这年头不兴你那样的人，那样的脾气吃不开。”他也知道朋友们都是为他好，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暗自想着改一改，可是一遇上具体的事，脑子里的那股儿黑血就不听使唤的往上涌，喉咙眼的那些话语就失禁般地往外冲，肺里面的那些脏气就咕嘟咕嘟往外冒，于是，脖颈也硬了，脸也红了，气也粗了，声也高了。人也就这样在自觉不自觉间被他惹下了。惹下就惹下了，反正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又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怕个啥。他这样想。可是人家却都不这样想。人家想，你杨锐还不是为了出风头，还不是跟我过不去，还不是为了讨得大家喝彩。所以明抢暗箭都来了，绊子陷阱也来了，污蔑嘲讽也来了，报复的小鞋也来了。
  他大学毕业刚到玻璃厂来的时候，厂长是落实政策的时候被恢复工职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文革前的老牌大专生。这老头知识还算可以，就是有个毛病，不服人，不认输，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认为谁都不如他，而且心眼极小。杨锐刚毕业，是玻璃厂第一位大学本科生，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而且锋芒毕露，老厂长心里便有点胆怯：这小子来势凶猛，弄不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拿在马下，甚至夺了我的位子，骑在我的头上。得折一折他的锋芒，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有了这种想法，老厂长便专门找杨锐的碴儿，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故意抓他的把柄，找他的麻烦，挖空心思地给他脸色看，给他小鞋穿。杨锐哪里吃得下他这一套，便三六九地和他论理、顶嘴甚至吵架。他便在几次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咱们厂有个别年轻人，凭着自己有着大学文凭，便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会后，杨锐就又找他说理，又少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后来，他有了与杨锐斗争的经验，便不正面与之交锋，采取了经济制裁和迂回战术。他经常给他找点儿小毛病，罚他个三块五块的工资。对于罚款，杨锐不大在乎，觉得不就是几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少吃少花点就节省出来了。可是老厂长的迂回战术却把杨锐整惨了。他不仅不再批评杨锐，还设着法子找杨锐的一些优点当众表扬，这可把个老实刚直的杨锐给懵了。他不知道厂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倒觉得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好理应受到表扬，而且觉得厂长从前之所以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他，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厂长对他缺乏认识。现在时间长了，厂长摸透了他的脾性，认识了他这个人，所以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他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是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就会改变以前对待事物的不正确态度。
  他在厂里工作的第五年，全体职工一致评选他为市级劳动模范，可是报到市经贸委却被刷下来了。厂里职工都愤愤不平，找厂长评理，厂长哈哈一笑双手一摊说：“我总把他报上去了，至于批不批就不是我能管的事了。”大家还是不服，纷纷鼓动杨锐去找市经贸委。杨锐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亏，加上大家一鼓动，便真的去了经贸委。谁知一进门，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一听他是玻璃厂的杨锐，便指着他的鼻子把他猛训了一顿：“你杨锐都不在厂里打听打听自己的名声，玻璃厂不开除你都算宽容了你，你还想当劳模？你年纪轻轻，凭着有个大学文凭，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杨锐一听这话正是厂长前几年批评他的那些话，脖颈就硬了，脸就红了，气就粗了，声音就大了。他也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发出一长串的质问，直问得那小伙子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说出是玻璃厂厂长亲自反映的情况。一气之下，杨锐便一不做二不休，拿着自己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和有关部门发的荣誉证书，带着全厂职工的意见直接去找市长。市长听完他的话，当即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安排人去玻璃厂就杨锐劳模一事进行调查。市政府三人调查组来到玻璃厂，回绝厂长接待，召开了几个层次的会议，了解到杨锐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回去报告市长，杨锐不仅当上了市级劳模，还被报到省上，参评省级劳模，结果也评上了。之后，省市两级都组织了劳模报告团，杨锐讲红了全省。
  老厂长一看自己的手脚暴露了，自己的伎俩失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杨锐不仅没被他搞臭，反倒炒得更红，心中便极大不快。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不能对杨锐采取反面行动了。相反地，还要给他锦上添花，以消除杨锐对他的怨恨和市上领导们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所以在杨锐还没从报告团回来的时候，他便主动打了一份报告，提请市上提拔杨锐为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
  这就是杨锐第一次升迁的内幕。
  杨锐在生产科副科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多次被评为省市的劳动模范。老厂长想，劳模由群众选，愿选谁是谁；提干由我报，报谁谁当。你杨锐在我手上就别想着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一直到老厂长退休、高登来接他的手续的前几天，老厂长不知怎么就良心发现，觉得这些年确实不该将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埋没在自己手上，才打了一份报告，将杨锐提成了生产科的科长。
  高登来当厂长了，全厂上下都有点不服，各种非议便在厂里散布开来：
  “一个玩泥巴烧砖头的要来统治我们这些做精细活儿的了。”
  “过不了几年，我们厂里生产的玻璃一定会和砖头一样的。”
  “那才是新产品哩！”
  “现在那官都是花钱买来的，有水平有能力的能有几个？”
  “……”
  杨锐什么也没说。他想，咱是搞生产的，不管你来个秃子瞎子，拐子瘸子，都与咱关系不大。搞好生产是咱的本分。
  高登刚来的那些日子，由于在吕丽萍面前表现自我才华的需要，背下了那些句子，一时间竟让职工们刮目相看，杨锐也觉得这人确实还有两下子，便在心里暗暗的对他有了几份儿敬意，打算好好的配合他的工作。
  高登和吕丽萍的关系浮出水面后，全厂为之震惊，杨锐也觉得厂长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应该保持晚节，珍惜名誉，便找着和他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对杨锐非常不利。高登想，你个生产科长，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话？这不明明是撵在我的门上给我难堪吗？后来，姚春毕业来厂当了厂长秘书，高登暗箱操作要提拔吕丽萍当财务科副科长，厂里又掀起一股臭骂高登的风潮，杨锐又出面给高厂长提醒儿，又被人家碰了一鼻子的灰：“我说杨锐，你是厂里的生产科长还是组织部长？这些事情都是你能管得着的！”
  高登从此在心里深深的厌恶起杨锐了。
  随着杨锐的研究成果日丰，给厂里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多，他个人的声誉也在日益飙升。省内外的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前往光明玻璃厂参观学习，杨锐三六九的出外甚至上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市委有了惶恐感：万一这样一个人才被外面挖去怎么办？他们打算给杨锐个稍微大一点的官儿好把他拉拢住。组织部先找高厂长谈话了解情况，高登说：“这人是有点文化，技术上是有那么一套，搞个研究什么的还算可以。可是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只知道钻在书本子里钻牛角尖，根本不懂得管理，没有帅才，无法胜任领导职务。而且他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尽想着和上级闹矛盾……”领导们一听这杨锐目无上级，喜欢和上级闹矛盾，便担心把他提上来不听他们的话，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把玻璃厂搞成了台湾，也就没再提这事。
  直到有一天，省工业厅厅长陪同省委书记来市上视察工作，在视察完光明玻璃厂后的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和厅长先后都谈到人才培养的问题，都举了杨锐的例子，都提出要大胆的提拔和任用这样的科技先锋，技术骨干，生产尖兵。市委慌了，便急忙派组织部去玻璃厂组织有关杨锐的材料，勉强的给了他个副厂长的官儿。
  杨锐当了副厂长，工人们一片欢腾，闹着要祝贺祝贺，他嘿嘿一笑：“贺个啥！尿罐一个。嘿嘿……”
  他当了副厂长，仍然分管生产和科研。他一心一意抓生产和科研的信心和干劲没有变，他的性格也没有变，常常为着生产上的事情与高登闹得面红耳赤。
  他当了副厂长，成了厂里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便有了比从前更多的说话的条件和机会。厂里的事他管得多了，说话，尤其是在厂长高登面前说话比以前更理直气壮了，更硬朗了。
  厂里的财务由高登一人分管，财务科的几个人先后都换成了高登的心腹。厂里自他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公开过帐务，每年市审计局来人审计，都被高登拉到酒楼去灌得个稀里糊涂就回去了。
  许多工人聚在一起便窃窃私议，怀疑厂长和财务科的几个人串通一气贪污了不少，有那么几项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某年月日，发往广州的十一火车皮玻璃，结账时只剩了十皮；比如说某年月日一位外面来的老板在厂里来订货，一方玻璃说的是六千块钱，结果最后厂里只收到五千块；比如说厂里那年扩建厂房，包工头一次就送给厂长二十万……
  杨锐听到这话，心里便犯嘀咕：这家伙咋就这么胆大？咋就不怕坐监杀头？可是他总是怀疑，怀疑职工们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他曾经找财务科的科长谈话，想打听一些就里的情况，可是那科长却一口咬定没有问题，并委婉的提示他：这不是你管的事，你就别乱插手！后来科长将这事报告了厂长，高厂长在一次厂长办公会上还敲山震虎：“咱们有的副手，手伸得很长，连自己所分管的工作都管不好，经常出问题，还老想着干我厂长的事。”杨锐听着心里不舒服，一股恶气憋得慌，便也敲山震虎：“近些日子，工人们反响很大，说咱们领导层有严重的腐败现象，有些还举出实例，让人听了惊心动魄！无风不起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要引起咱们做领导的高度重视……”杨锐的话音还没落，高登便拍案而起，直指着杨锐的鼻子骂了他个狗血淋头。杨锐哪能服他？两人便对骂起来，直到把会议骂散。
  面子已经撕破，杨锐就无所顾忌，凡他在群众中听到的意见，凡自己对厂里工作的看法，他逢会便讲，遇到厂长就说。他想，大不了这个副厂长不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玻璃厂倒塌，总不能让大伙儿指着自己的脊背骂娘，总不能与高登这个贪官加色狼加恶棍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于是他和高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