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她的心情。
  无论如何，我不能没有她，我不能舍弃她，我不能伤害她。我要永远以她为妻，永远善待她，和他白头到老。高登想。
  可是这个赌注实在是太大了呀！与她永远结合就意味着与耻辱永远为伴，就意味着他永无出头之日，意味着他甘愿自我毁灭。这是与他远大的志向相悖的呀！他要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百炼成钢，成为一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为一个大人物，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高登处在尖锐的矛盾与心理斗争之中。
  大队干部们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他觉得这是党和组织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给他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是对他的关怀和爱护。他同时想到了一个伟人的一句话：在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以革命利益为重。
  终于，他拿定了主意。
  回到家，他将自己的打算先说给父母，父亲是个火爆脾气，二话没说先给了他两个耳光：“狗日的翅膀梢子刚硬了些就反了！你再敢说一句离婚，老子就杀了你这个杂种！”母亲也劝他：“运动就像一阵风，一股儿一股儿的，刮过了就完了。媳妇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怎么能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茜茜已经娶到了咱家，就算已经脱离了娘家。她娘家是富农成分，她父亲是五类分子，这些都已经和她没有了关系，她只是咱贫农家的媳妇！咱家有多红，她就有多红。”她摸了把老泪：“唉！多好的一个媳妇呀。人见人爱，人见人夸，千里寻一，万里找一。你离了她，这辈子打上灯笼也别想找下这么好的媳妇。”他想，父亲粗暴，和他没法说理，有理也说不清；母亲不懂政治，只有妇人之仁，与她也无法论理。父母的工作他只好求助于组织。这是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的。
  他试探着将离婚的事说给妻子：“……你爱我，就要为我好，就要一切为我着想，你不能一辈子守着我，让我背着你这口黑锅永远抬不起头，永无出头之日……”
  妻子的肩膀抽动了几下，流了几股眼泪，然后抹掉，只说了一句话：“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高登将家里的情况汇报给大队革委会，大队革委会一班人集体出马，软硬兼施，剿抚并用，威逼利诱，终于把高登父母给降服了。
  高登的第一次婚姻宣告结束。
  茜茜挥泪回到了娘家，娘家也没有一个人敢说高登一个不字，全家人抱着女人偷偷地哭了一夜。
  谁知茜茜离婚前已经身怀有孕，在娘家呆了一个月便有了妊娠反应。全家暗暗的计议了一下，决定去找高登说说。
  这天夜里，月黑风高，母亲领了茜茜做贼似地溜到高登家门首。开门的是高登的母亲，她见是茜茜母女，便热情地招呼她们进来。这时高登出来，硬是堵着门不让这母子俩进门。茜茜母亲悄悄地把茜茜怀孕的事说了出来。话音未落，高登就发大火了：“离婚都一个月了，在哪儿混下的杂种却来骗我！滚！”
  “是你的……”茜茜轻声说。
  “是我的我也不要！滚！”高登喊着便关了大门。母女俩只好悄悄溜走。
  就在她们回家的路上，茜茜发疯了。
  茜茜疯了之后，便每天到高登的村里来。她穿着不整，头发蓬乱，手脸脏污，拉着一条打狗棍，边走边喊，“我不离婚，我不离婚。高登，你收下咱们的孩子吧，收下吧……”一群孩子跟在她的后面嘲笑她，用土块打她。高登的母亲见了，便呵走那些孩子，看看四下无人，偷偷里将她领回家去，给她洗洗手脸，再给她两个馒头，然后赶紧支她走开。她硬是不走，还走进从前和高登住的房子，上了炕，拉开被子睡下：“我回家了。我终于回家了！毛主席万岁！”
  高登娘拿她无奈，又见她实在可怜，便只好站在炕前流眼泪。
  高登回来，见到此状怒不可遏，揪起茜茜的头发，将她拖下炕来，像扭送阶级敌人般的将她扭送到门外，然后在她的屁股上狠狠的踹了两脚：“疯子，快滚！你再胆敢到我的门上来，我就杀了你！”说着便从背上抽出马刀，在空中晃了两下。茜茜吓得撒腿就跑。
  此后，茜茜再也没敢到高登的村子里来。再后来，有人说在街道见到茜茜了，她的肚子已经很大，走路很不方便，看来快要临盆了。嘴里仍然念叨着“我不离婚，我不离婚。高登，你收下咱们的孩子吧，收下吧……”再后，传说茜茜生了个儿子，生在雪地里，冻死了。高登娘听到这话，放声哭了一场。
  高登离了茜茜，解除了政治包袱，又恢复了从前的风光，而且比以前更加风光。他捞到了一笔不小的政治资本。大队将他树立为“与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典型，先是在各大队，再到各公社巡回演讲，最后还到县礼堂讲了一回。他因此被提拔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公社革委会委员。他显得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走在路上，一直高唱着革命歌曲……
  1972年，地区砖瓦厂招工，公社第一个推荐他当了工人。他跳出了农门。
  在地区砖瓦厂，他完成了第二次婚姻。
  一进厂，凭着大队、公社和县上的推荐意见，凭着他的身份——中共正式党员，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凭着他个人档案中的辉煌纪录，凭着他背来的一厚叠奖状，厂里立马就给了他个财务室主任的官职。
  他把他的作风带进了砖瓦厂。开会积极发言，批判会上总显得怒不可遏，像被批判对象杀了他的父亲一样。搞宣传，贴标语，写大字报，他事事当先。他将他的事迹带进了厂里。逢会便大讲特讲他如何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顶住反动势力和落后习惯势力的压力，如何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与发动亲属决裂。很快，他又成了厂里红得发紫的人物。从厂里讲到地区，从地区讲到省上，乃至讲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时间，他成了全地区乃至全省全国的标兵和典型。
  那时候，人们都崇拜英雄，崇拜典型，崇拜模范。高登便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尤其是厂里的那些大姑娘们，个个把他视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偷偷里给他写情书，要和他谈恋爱。他本来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可是禁不住这些姑娘们火热爱情的挑逗，便逐个偷偷地觑视厂里的姑娘，从中进行着密密的筛选。
  他终于选定了海菊红。
  海菊红是厂里连续三年的劳动模范，地区的“三八红旗手”。高登不为这些。高登只看中她的性格：泼辣，直爽，率真，倔强，要强，办事干净利落，说话直来直去。
  菊红姑娘也曾给他写过两三封情书，和其他姑娘的情书一样，他都付之一笑，没给回复。他想，找个人做媒牵个线，这事一定能成。
  他去找生产科的于科长做媒。于科长没搭理他。后来才打听到，原来于科长也偷觑着菊红，给橘红写过无数封情书，都被姑娘拒绝了，他正寻找着新的进攻途径呢。
  爱情这玩意儿最怕引入竞争。一旦两人争起来，就没有一个愿意讲点风格自动退下阵去，将姑娘拱手让给对方。所以许多嫁不出去的丑陋姑娘都喜欢搞点虚虚实实的三角恋，骗得小伙子抢先下手将她弄回家去。
  高登只是喜欢菊红的性格，对她的长相并不十分满意。中等个儿，红脸蛋儿，羊角辫儿，走路的姿势也不怎么好看，两只脚稍稍有点向外撇，比起他的前妻茜茜，那简直差下十万八千里。可是一知道有人正在给这姑娘撒网，她的身价立马就涨了一百倍。姑娘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是闪闪发光的。他决心非她不娶。
  他决定亲自出马。人家姑娘明明喜欢咱，爱咱，咱又为何要求别人做媒呢？真是糊涂！
  他鼓足勇气给菊红写了一封情书，借下班人乱的机会偷偷塞给了她。姑娘收到他的情书，受宠若惊，好像喜从天降，当天晚上就写好回信，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交给了他。
  他们开始了约会。在厂院里，他们经常手拉着手旁若无人的走路，亲亲热热地说话。
  这些被生产科于科长看见，气得浑身哆嗦，恨得咬牙切齿。他突然想到一个短平快的方法。
  女工厕所经过一孔废砖窑，他发现菊红姑娘每晚如厕都一个人去，从不叫同伴。他便一连在那废砖窑里等了菊红三个晚上。第四天夜里，没有月亮。于科长在砖窑里等得瞌睡，打了两个呵欠，正准备回去睡觉，女工宿舍的灯亮了，接着，门被推开一条缝，借着灯光，他确认出来的正是菊红。机会来了。他的欲火熊熊升腾。他的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那姑娘走过砖窑的时候，他猛扑出去，一手堵了姑娘的嘴，一手将她夹在腋下拖进了砖窑……
  他将那姑娘压在身下，用嘴堵住她的嘴，三下两下将她脱个精光。等那姑娘无力反抗的时候，他才放开她的嘴，气喘吁吁地说：“菊红，嫁给我吧，我爱死你了。”
  那姑娘呻吟着说：“我不是菊红，我是水香……”
  “啊？！你是水香？水香就水香吧，错就错了，这时说啥也都来不及改正了。”
  第二天一早，女工水香找到厂长，哭诉自己昨晚被于科长了。上午，公安局来了几个人，找到水香搞了一个笔录，便把于科长带走了。一个月后，于科长被判了死刑枪毙在离砖瓦厂二百米的芦苇胡同里。过了几天，高登便和海菊红结婚了。
  婚后第二年，高登当上了厂长。
  高登的厂长是从原厂长王掌印手里夺来的。
  这一年，面对职工精神涣散出工不出活、厂里生产不景气的现状，王厂长订了一套办法，实行承包经营，执行计件工资，按劳分配，迅速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实现了产销两旺，盈利创历史新高。年底，厂里拿出八千元为职工们发了奖金，全厂上下欢欣鼓舞，职工们个个拍手叫好。
  就为这件事，高登在一次批判会上义正词严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写了一份状子交给了地区几大院，指责这种做法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王掌印是彻头彻尾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状子递上去的第二天，有关部门就派人下来查处落实，查对结果与状子上写的毫厘不爽。过了两天，公安机关来人抓走了王掌印，组织部门来人宣布高登担任新厂长。
  高登和菊红结婚后，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五年里，菊红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这五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高登这类人一下变得不吃香不走红不值钱了。厂里几位老职工联名写信给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要求罢免高登的厂长职务，要求给当年被劳改被开除公职的王掌印平反昭雪，并让他出任厂长。组织部门觉得高登尽管在前几年的运动中跳得比较高，占了运动的一些便宜，可是他的发迹只是因为一件个人的私事——离婚，这也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大气候造成的，在搞运动的几年里，他没有做过对人民利益有重大伤害的事情，也没参与过打砸抢，充其量只是一个小爬虫，不属于运动的骨干分子，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应该将他一棍子打死，而应该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是其一。其二，高登工作有闯劲，有魄力，凭他的能力，当个砖瓦厂的厂长还是可以的。所以，组织部门来了两位同志找高登谈了一通话，高登这个厂长也就被保留了下来。他一干就干了整整十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中国社会流行起了一股买官卖官的风气。许多下层官员暗暗的将贪污挪用下的公款、搜刮下的民脂民膏统统拿出来找门路送给上层官员，以换取高一级甚至几级的官做。他们当上高官后，又千方百计的大肆搜刮，以捞回买官时的损失。有个村的村长花一万元买了个副乡长，便丧心病狂的向各村的村民和村干部搜刮钱财。过年时竟然在自家门首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贷款修路”，下联是“收费还贷”，横批是“谁说错”。
  高登当厂长当了十多年一直提不起来，眼看着年龄就要过了，这张椅子也快坐穿了，他心里发急。见满社会的人都在买官做，他眼睛一亮，觉得时机来了。他这些年早早的丢掉了从前的那些原则和政治，思想早已蜕变。他想，砖瓦厂就是弄钱的地方，别处的官员一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我弄它个几万几十万算得什么？弄了白弄，不弄白不弄。于是，他便安排自己的老婆当了厂里的会计，三五年下来，少说也弄了它个二十来万。他要用这钱给自己买个大一点的官当当。
  他四处找门路，找与上级官员们有关系的人物，好给他牵个线搭个桥引个路，将他介绍给大官们，然后再去送铜进贡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