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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实：
  挺进西方主流文化中心的坐标
  谭恩美的小说创作并不只停止于打破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女性的传统偏见，其目标更远。用她本人的原话，“如果我不得不给自己某种身份，我会说我是一位美国作家。……我相信我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国家，我的情感、想象和兴趣都是美国人才有的。我的特征可能是华裔美国人，但我认为华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她特别反感主流评论家们将她的作品一味地以非小说，描写文化冲突，移民，或以族裔文学为主题等等的分类将她的作品边缘化的倾向。她在多个场合再三强调，她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如果她对移民和文化冲突等等了解很清楚的话，那她就是一位社会学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位作家了。她认为当代作家有必要说出自己的创作目的，“那样可以作为矫正他人对他们创作目的的妄自揣测。”因此，谭恩美创作小说以挺进主流文化中心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
  现实生活中，谭恩美是华裔，就像其他当代美国作家如托尼·莫里森一样，选择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物作为对象进行创作，她因此选择华裔美国人这个美国特殊群体进行创作。我们不能因为她们的创作对象不同就否认其中某位作家创作的不是美国小说。作为女性，谭恩美从自己在美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关心周围与自己一样的女性的生活现状，挖掘女性创作题材，创作美国小说。
  细读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对当代美国人之间情感和关系的探索是其小说创作的最大主题。尽管小说背景都与中国有关，但她关注的一直是当代美国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包括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夫妻关系、情人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她将当代美国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内心纠葛一览无余地展现给读者。在前四部小说中，她突出了对母女关系和姐妹关系的探索，捕捉到了当代母系文学话语的显著特点，顺应了女性主义的运动，凸显了当代美国文学中强韧的华裔女性形象。在最新出版的小说《救鱼不溺死》中，她则聚焦于当代美国人之间的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和朋友关系，将一个后现代式的当代美国人的内心情感细腻、真切地刻画出来，反映出一种后现代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小说中，十二位美国人在他们的朋友兼导游六十三岁的华裔美国女性陈碧碧意外死亡后，按照事先的日程由中国边境进入缅甸，坚持自发旅游。经过旅游中种种意外经历之后，夫妻、情人和朋友之间都有了新的了解、新的发现。在这部小说中，谭恩美借陈碧碧之口述说了当代美国人的内心情感：“当你生命中所有失去的东西被发现之时，将它们用记忆和理智的胶水拼贴在一起，你将会有新的发现。”
  同时，无论是从小说的标题，还是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谭恩美在其最新一部小说中都是在用一种中国佛家的思想来考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在小说的扉页，谭引用了无名氏讲述的一则故事：一位虔诚的人教导自己的门徒：夺人之命，恶也；救人一命，善也。因此，他每日用网去湖中取鱼，好让它们不至于溺死在水中，可很快发现，鱼儿离开水后，却溺死在空气中，他只好把鱼拿到集市去卖，然后买更多的鱼网用来救更多的鱼。同时，作者在该页还援引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和剧作家加缪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的恶事总是来自于无知，因此，良好的用心也会因为缺乏理解而铸成大错。”无论是无名氏的故事，还是加缪哲理性的话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佛家的思想。中国文化又一次被谭恩美巧妙地用来服务于她创作的目的。
  评论界对谭恩美的创作早有这样公允的评论：“事实上，谭恩美开始创作的是一种美国文学的新样式。”“谭的作品，一度被归类为族裔文学，然而却回荡着穿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共同主题，……她的作品给她带来的有评论家的赞誉和诋毁，爱好者的崇敬，还有当代最有名的美国作家之一的地位。”谭恩美凭借自己对普通人之间情感与关系的探索挺进主流文化中心。她的作品缘于现实，用记忆和想象作为铺垫，而后又归于现实，现实是她用创作挺进主流文化中心的坐标。
  结语
  记忆、想象和现实在谭恩美的作品中交错庞杂、彼此交融反射。记忆是现实的积累，想象是现实的能动反映，现实因记忆和想象的作用而发生改变。在《命运的另一面》中，谭恩美对其创作有这样的观点：“记忆孕育想象，”“我的想象和现实几乎无异，”“我对现实和想象生活记忆的把玩犹如女孩们对于芭比娃娃、男孩们对于他们的阳物那样痴迷。”谭恩美在其作品中充分运用记忆、想象和现实材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进行利用以服务于其创作目的——走向中心。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曾受到美国华裔男作家赵健秀的严厉批评。他对谭恩美和汤亭亭进行全然的批判，斥责她们更改中国神话、歪曲它们的意义，以逢迎西方读者。表面上看，赵健秀的批评不无道理，因为赵本人就是文化民族主义阵营的一位鼓手和呐喊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华裔民族在美国属于少数族裔，19世纪以来的移民历史给他们的内心流下了很深的创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一直受到排挤，结果，他们在文化上处于一种相对无根的状态；而且，白人主流文化对华裔，尤其是华裔女性，向来操持一种传统偏见：华裔女性不是“邪恶的龙女”，就是“害羞的莲花”。这种对华裔女性既定的偏见决定了华裔女性的文学创作道路，比之于华裔男性，更曲折、泥泞、举步维艰。华裔女性只有利用深刻的人生和民族文化记忆去走一条隐性的创作道路。谭恩美的作品成功地进入主流文化并且影响巨大是其小说创作策略的成功运作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创作策略并没有显而易见地跃然纸上，而是体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本文为南通大学05W045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佘军：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226007）
  《睡眠兄弟》：一部声音和爱情的寓言诗学
  张　帆
  罗伯特·施耐德尔（1961—）是德语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引人瞩目的新星，他以剧本创作夯实了自己在德语文学界的地位，年纪轻轻，就已经获得了德语戏剧界多项大奖，被誉为“戏剧家”的接班人。1990年代初，他获得了旨在资助欧洲青年作家的亚伯拉罕·华瑟尔·阿瓦德私人创作基金，激发起创作小说的潜能，处女作《睡眠兄弟》出手就是精品，被评论界认为“是继年轻的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之后，德语文学攀上的又一个新高度”，在沉寂已久的德语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小说以七十万册的发行量创造了当代德语图书界的新纪录，被翻译成二十四种文字，多次改编成戏剧和电影，风靡世界文坛，十数种奖项接踵而来，同名影片甚至提名角逐了1995年度奥斯卡电影大奖，形成了名重一时的“施耐德尔与《睡眠兄弟》现象”，这在流光溢彩的德语文学史上书写了一个传奇。
  寻觅自我的声音诗学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强调：“小说是一门探索的艺术。”而《睡眠兄弟》正是一部探索人类自我存在的寓言小说。它讲述了19世纪初，阿尔卑斯山脚下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一位音乐天才在上帝的操控下，挣扎在无知和愚昧的群氓笼罩中，遭受着失语的痛苦和刻骨铭心的爱情折磨，而最终在爱情的激励下实现自我的故事。上帝赋予早熟的主人公约翰尼斯·埃利亚斯·阿尔德尔天才的声音，却让他为之付出了容颜扭曲、性情乖戾、遭人厌弃的巨大代价；历经磨难的声音天才能够听懂一切天籁之音，并据此弹奏出精湛的乐章。他折服了众人，赢得了尊敬，由此催生了内心深处早已萌芽了的爱的种子。然而，因为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在爱情降临的关键时刻，他默不作声，而与天意之合的爱情失之交臂，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所以，这是一部以“声音”和“爱情”作为叙述主线和内容的寓言诗学；而我们可以通过小说寓言性的特质，穿越历史的、民族的、现实的时空隧道，把握作家破译人性秘密的创作意图，直达文本更深的内在意蕴。而“声音”作为小说缘起性的重要因素贯穿始终，是解读小说的最好密码和钥匙。
  作家施耐德尔笔下的小村庄——艾希贝格，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乡村世界，又是一个沉默无声的生存空间。其人物与景物都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不仅凝聚着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而且积淀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梦魇。村民们普遍存在着“声音”的焦虑症，对声音有着无端的恐惧，更缺乏有生命力和号召力的声音来唤醒他们。人们在沉默中生活，兄弟邻里老死不相往来，家庭内部没有理解、宽容和沟通，只有嫉妒、暴力和冲突。人们唯一可以听到的声音——教堂的圣乐和牧师的祷告，却是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的。更糟糕的是，当副牧师本泽尔死后，其继任者甚至连一首完整的乐章都无法弹奏。人们心不在焉地完成祷告，甚至在“庄严”的仪式上酩酊大醉，相互取乐，然后默默地回家，继续那种无爱的生活。面对一群失声的庸众，曾经伟大的宗教失效了，这迫切需要异域的新声来唤醒麻木的心灵。
  然而，可悲的是，即使有了声音——埃利亚斯天才的声音，在这样一个“无物之阵”中又能够怎样呢？埃利亚斯在本能冲动的驱使下，冒险在教堂偷偷自学了管风琴弹奏，并一鸣惊人，尽管他令村民们愕然，但没有回音和应和，更无法赢得属于自己的爱情。他在城市管风琴节上一举夺魁，貌似在自己钟爱的事业上成功了，但他只能弹奏和发出宗教与上帝之声。对于表达自我和爱情来说，他仍旧是个失语者和失败者。他无数次在夜深人静的教堂里试图与上帝交流，努力在生活中与世人对话，但都无功而返。心上人伊尔斯贝特的嫁人成为他情感爆发的一根导火索——促使他在爱情的绝望中敢于以死亡对抗上帝，皈依自我。他婉拒了大学教授为他设计的音乐成才之路，拒绝了堂兄彼得为他规划的都市发财梦，而选择了回归故里，默默地躺倒在那块让他听懂天籁之音的魔石上，八天八夜，在沉默中静静地死去。
  在一个集体失语的时代，声音的异化是无法规避的，这也成为西方文学的一个寓意深刻的书写母体。埃利亚斯在获得了听懂天籁之音的特异功能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的声音”，“那清纯的声音变了，”身体也骤然变形，乃至被视为“怪物”。“奇怪的声音在村里大受关注，父母亲纯粹出于羞愧决定将埃利亚斯关进童房，从今以后将他像个癫痫症患者似的关起来。”这与卡夫卡笔下《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从一出场就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一样寓意深刻；尽管两者的罪魁祸首不同，前者是上帝，后者是工业社会的异化压力；但是，造成的却是一个共同的后果，那就是对话的艰难和交流的障碍构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生存困境。外部力量的不可抗拒和对话主体的彻底物化，生活世界成为主人公的受难之地和消亡之所，而非人类诗意的栖居地。这种非对话情境，喻示着人类独立平等已不复存在，只有遭受无端的奴役和摧残。生活世界抽空了人的灵魂，斩断了对话的可能，人在尚未理解这个世界时，就被异化了。
  而个人的抗争，在强大的上帝和冷漠的生活世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米歇尔，一个先前宁愿全家挨饿，也要做宗教诗人的烧炭工，在“渎神的书籍”——《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的启迪下，自醒了，“他在这本书里遇到了对一个人种的描写，其方式和生活使他那么思念远方，他决定亲自去寻找，去那里度他的余生。”他决心出走和流浪。然而，在一个上帝和宗教统治的世界，人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在跋山涉水的艰难游历之后，他不得不返回闭塞的村庄，像一只可怜的无头苍蝇，嗡嗡地转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