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斯：这很令人惊奇。
  谢尔顿：他拥有的是天赋。
  科瓦斯：你写道，你最珍爱的财富是你的书写纸和笔。一场大火摧毁了你居住在峡谷中的房子，你当时抢救的是你的纸和笔。
  谢尔顿：警察来了之后说，如果发生了大火，我们应该抢救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我妻子抢救了我们的孩子，我只抢救两样东西：我的纸和笔。然后我准备逃离。我知道我们将在一家汽车旅馆待上一阵，我希望能继续写作。所以我丢弃了房中的奖章和奖品——它们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科瓦斯：在你写作剧本《我梦见珍妮》的过程中，你有了写作一部小说的念头，但你觉得你那时还不能写作一部小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改变了想法，觉得自己能写小说了？
  谢尔顿：首先，我从未确定我能够写小说。当时的情况是，在我写作《我梦见珍妮》时，我有了一部小说的概念，它很令人兴奋，但我知道我还无力写一部小说，于是我就忘记了这件事，继续去做其他事。但是这个概念事后又被忆起。为了最终摆脱这件事的缠绕，我认为我应该把它写出来。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对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结果书销售得很好，所有的乌云一扫而尽。于是我又开始写另一部小说——《午夜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Midnight），这部小说反响很好。
  科瓦斯：你的自传中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任何天赋只是件礼物，我们应该不断地努力工作。”
  谢尔顿：确实如此。有些作家说，“吉，我是个天才，看我写的东西。”然而，我对此深不以为然。我认为他们需要帮助。天赋可以作为礼物给予，它也可以被拿走。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科瓦斯：当我阅读你自传的时候，我惊讶于你并没有投入更多的时间在你的小说上。但是我自认为明白你为何那样做；因为当我重读《午夜的另一面》时，我对于里面人物的理解比你自传中的要好。
  谢尔顿：是的，自传叫《我的另一面》。小说是虚构的。而在自传中我想告诉公众我生活的故事。
  科瓦斯：你的处女作《裸脸》销售了17000册，但你并不满足。你能就此事对读者作个解释吗？
  谢尔顿：我认为这个销售数字是失败的，虽然出版商很满意。这本书荣获了埃德加奖中的最佳处女小说奖。但是我的电视剧每周的观众就有2000万。
  科瓦斯：在自传中你讲到了你与拉里·霍格曼之间的冲突。他想成为《我梦见珍妮》中的明星，但是芭芭拉·伊登占据了所有的风光。这件事使得角色安排上出现紧张局势了吗？
  谢尔顿：是的，是这样。拉里的母亲是玛丽·马丁，她是百老汇的著名明星之一，拉里觉得他必须赶上她，以显示他所拥有的天赋。这件事折磨着他，以致他遭到重大打击；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科瓦斯：回顾你的职业生涯，似乎你在写作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谢尔顿：是的，毫无疑问。当你创作一个电影剧本时，你是在使用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你不说你的英雄是高的、瘦的和懒散的。你本来考虑把剧本交给约翰·韦恩来主演，而他们却选择了达斯汀·霍夫曼。所以你只能笼统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在一部小说中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你不把人物的性格精确地刻画出来，读者就不知道你想要说的是什么。
  科瓦斯：有没有一件事让你觉得作为一名作家是最值得自豪的？
  谢尔顿：当我确定我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小说家，却完成了一部小说。那就是《裸脸》。
  科瓦斯：谢尔顿先生，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和你谈话真是荣幸。我强烈推荐大家都去买一本由华纳图书公司出版的《我的另一面》。这是一本令人着迷的书，其作者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谢尔顿：谢谢你，卡采。你太友善了。
  在路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奥威尔
  李　锋
  王小波推崇的作家不多，这寥寥数人当中，除去早成巨擘的罗素与海明威，其他几位，诸如昆德拉、杜拉斯、卡尔维诺，都在1990年代受到小资们的狂热追捧，至今余热不减，只有那个老是板着面孔的乔治·奥威尔，相形之下似乎总有些不温不火，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张“政治作家”的标签，让时下热衷格调、情趣的读者心生成见，可一旦我们细细品读他的小说和随笔，则每每会被其中的睿智和洞察力所折服，心灵也受到道德与情感的强烈触动。
  李敖说过，“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久的。”政治似乎永远是艺术的天敌，总在毁损着它的价值，可奥威尔偏偏就能把政治作品书写成一种艺术，把政治讽刺写得撼人心魄。纵观中西文学史录，但凡经典之作，无不求索生命意义、触及人类本性，奥威尔的成功，就在于他的政治题材仅仅是个躯壳，而实际上苦苦探索的，依旧是人的情感、欲望和心性，而非宣扬哪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党派观点。
  奥威尔的人性求索之路是艰辛与苦痛的，他一生辗转流离、饱经世事，阅读他的传记，有时会恍惚以为手上所执的是一本历险记，缅甸、巴黎、伦敦、西班牙、摩洛哥……倘若不是患病早亡，天知道他的下一站会是地球的哪个角落？
  出身中产阶层的奥威尔，原本可以以安逸、体面的生活在英国终其一生。从公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绝大多数伊顿生那样，去牛津、剑桥继续深造，而是远赴缅甸，当起了皇家警察，可谓是“文化苦旅”的肇始，也由此得以从英国本土作家所无法获取的跨文化视角来看待问题。服役期间，奥威尔深切体会到，大英帝国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不论是对当地民众还是对管理领地的殖民者，都带来了沉重的心理痛苦，同时，他也为自己在当中扮演的角色疚愧不已，于是在回国休假期间，打定主意辞职，同时放弃的，还有高达700英镑的年薪。从这一刻起，奥威尔似乎就没有摆脱过贫困，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动物农场》的成功而资财丰厚，却也为时已晚。
  此后，他落魄于巴黎伦敦的街头，体味着肉体的苦楚和精神的困顿；北赴威冈码头考察工人生活，受尽艰辛；投身西班牙内战、抗击佛朗哥政权中差点成为党派争斗的牺牲品而被清洗掉，敌人的一颗子弹穿喉而过，更是让他险些命归西天……可奥威尔依旧行进在路上，去发现、去倾听、去战斗，直至病入膏肓才不得已隐居苏格兰的朱拉岛，可即使如此，他的思绪却仍然不肯停歇，而是在现实和梦幻中不停游走。无怪乎有评论家将奥威尔称为“体验者”（experiencer），而非“观察者”（observer）。当其他作家打着“体验生活”的旗号，仅仅满足于一些浮光掠影的采访、调查时，奥威尔已然启程上路，跟流浪汉一起去乞讨，跟矿工一起下井挖煤，跟西班牙民兵一同扛枪抗击法西斯。他甚至故意喝醉酒，跑到警察面前滋事，以期被抓进监狱，借此获取对穷人圣诞生活的直观认识，可他那字正腔圆的伦敦音恰似“打在舌头上的烙印”，马上暴露其真实身份，当警察听出这是一个“绅士”之后，只能善意相劝，但至少他投身生活的意愿和热情，足以令我们心生敬意，也让其他很多作家为之汗颜。
  当然，奥威尔确实是个不太识时务的人，他的特立独行和坚忍克己，往往给人留下不合群、难与之交往的印象，也因此开罪了不少人，给自己造成了诸多麻烦。然“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奥威尔的个性与气质，看似离群而怪僻，却实在是出于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而非刻意的标新立异。文学界就是一个江湖，但凡江湖，就要有其潜规则，如果不按此游戏规则出牌，难免会碰壁受挫。拿奥威尔的书稿来说，面对编辑为了迎合市场所提出的修改建议，他常常不能变心从俗，而是坚守其原创的完整性，结果自然是销路欠佳、影响有限，自己也只能愁苦而终穷。不过，奥威尔始终认定，对文学价值的真正考验只能是时间。他自走自路，可谓无意间做到了“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因此反而在撒手人寰后不久被评论界和读者奉为经典。我在同西方学者谈到奥威尔时，凡是读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几乎都对这本传记作品赞誉不已，称其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冷峻良心”，让人很难相信该书当年在英国面世时，居然鲜有人购阅，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更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将之付梓。
  不过，最能体现奥威尔“孤独行走者”本色的，还是他思想上的独立性。所谓独立，并非仅仅是拒绝依附权贵，有时候，不被群众的热情左右往往更加难得，而奥威尔，就是这样一个冷静的智者。国民党元老徐谦曾对蔡元培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地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本该是思想上的领航人，就这样被躁动的群众牵着鼻子失去故步，可悲可叹。遥想1944年之初的欧洲，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奏凯、诺曼底登陆引弦欲发的关键时刻，整个欧洲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圈，对俄国、对斯大林怀有英雄般的崇仰和挚爱，将他视为终结暴政、拯救世界的弥赛亚，对几年前刚刚发生的肃反和清洗运动，却默契地保持着集体缄默，而奥威尔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写了那部讽刺斯大林极权专制的《动物农场》，这种“谩骂盟友”的做法，结果自然是举国哗然，招致很多非议和攻讦。有关这部寓言的是与非，现在依然争议不断、难有定论，然而，即使对奥威尔的立场未知臧否，单凭他在一片激荡狂躁的热潮中敢于站将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十分值得我们敬服。反观中国历史，在面对社会问题和对外关系时，知识阶层虽心存忧国忧民的情怀，却常常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常常是有人振臂一呼，随即万众相应，激奋之情绪越来越烈，结果自然也只能是“越来越左”，于事却并无助益。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法捷耶夫式的激情颂扬、斯坦贝克式的愤怒声讨，还要有奥威尔式的冷观与静思。
  除去在思想立场上卓尔独行、不群不党之外，奥威尔的生活方式也体现出他的不识时务之处。此君似乎跟生活质量存心过不去，有时简直是在自讨苦吃，抛开钱财不谈，单是他的苦行僧经历，对其身体健康就绝对是莫大的损害。奥威尔从小就有肺炎的征兆，南亚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流浪欧洲时贫病相交的生活、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意外遭受的“一弹封喉”，都为他日后的早亡埋下了伏笔。即使是他在生命最后几年选择栖居的朱拉岛，由于位置偏僻、经济落后，各方面条件也远不及伦敦，对奥威尔的康复绝无好处。可就是在最后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依旧以疲弊之身，写就了不朽的《一九八四》。不夸张地说，写作《一九八四》，大大地加速了奥威尔的死亡，提早结束了他“无穷动”的人生历程。有批评家由心理分析入手，认为他有自虐的倾向，对此，我深不以为然，弗洛伊德的文字，我也是读过一些的，他对受虐狂的解释是：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换言之，受虐在开始阶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而奥威尔却是有意选择这条艰辛之路，尽管在健康上付出的代价实在有些大。
  如同很多国人预测，假如王小波在世便有可能会问鼎诺贝尔一样，众多的批评家也在揣度着，假如能走过1950年的奥威尔，会在未来的旅程中有何成就，结果往往是扼腕慨叹天妒英才，空留怅惘。对于奥威尔本人来讲，短命无疑是个悲剧，可就其文学创作而言，其实也没有什么余憾了。假使他一生安逸舒适，虽说可以保全性命，但在缺少苦难历练的情形下，很难指望他能写出如此触动灵魂的作品来，而穷困与多病反而使他拥有了诗意的生活、优雅的姿态、执傲的思想。
  记得张国荣在电影《红色恋人》中有一句话让我当时震颤不已——“如果不能骄傲地活着，我选择死亡。”后来读书多了，才发现这句豪言，原来弗洛伊德在多年前就已经说过，当时身患口腔癌的弗氏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偏偏执拗地拒绝服用任何麻醉剂，理由便是“我宁可在痛苦中思考，也不愿无法清醒地思考”。而同样笃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