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我听到岸上有声音，回头一看是贝思，正透过风雨声夹杂着马达的轰鸣声喊着我的名字。
  “约翰！”
  “什么？”
  “等一下！我来了！”
  “快上来！”我赶紧把船往后倒，紧握轮盘，终于把船倒到岸边。“快跳！”
  她跳到我身边摇晃不定的甲板上跌倒了。
  “你没事吧？”
  她站起来，这时一个浪头打到船上，贝思再次跌倒，接着又站起来。“我很好，”她来到左手舱位说，“走吧。”
  “肯定吗？”
  “走！”
  我向前推动阀门，汽船穿过船坞一下子冲进暴雨中。随即一个大浪从右边向我们袭来；就要击到舷测时我向右转动方向盘，让船头面对巨浪。船被送到浪尖，仿佛到了半空。又随着身后的彼浪落下来，整条船真的悬到了半空，又猛跌下来，船头率先扎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当船头再次升起时船尾击打着海水。转动的螺旋桨把我们送向错误的方向。利用波浪的低槽间隙，我将船转个一百八十度，向东开去。经过船坞时，我听到一声清脆的破裂声，整个屋架倒向右边，随后坍塌在沸腾的海面上。“了不得！”
  贝思在暴风雨声中大声喊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当然。我修过一门叫‘紧急制动’的课。”
  “开船吗？”
  “对。”我看看她，她也回头看我。我说了声：“谢谢光临。”
  她说：“开你的。”
  现在“方程式303”减速一半，这大概就是在暴风雨中保持行驶的技巧。我是说，我们看上去比海浪要快半节，飞越低槽，破浪向前。螺旋桨鸣鸣作响，然后船身跌到水面，像滑板一样一下子把我们向前甩去。我所知道惟一要做的事便是保持船头对准前面的波浪，以防被大浪击中船舷。船大概不会沉，但可能会翻过来。我曾在海湾看过翻船，那时风暴比这小得多。
  贝思又喊道：“你懂得航海技术吗？”
  “当然，红色的是向右回转。”
  “那指什么？”
  “回港口时就把红色指示器调到你的右边。”
  “我们不是往回开，而是在离港。”
  “哦……那就找绿色指示器。”
  她告诉我，“我看不见任何指示器。”
  “我也一样，”我又说，“我坚持照着双白线的右边开，不会有错。”
  她没有回答。
  我竭力把思路转向航海知识，开船不是我的头等爱好，但几年来曾在许多船上做过客人，而且从孩童时候起也就了解过这方面知识。六、七、八三个月里，我又随戈登夫妇出海几十次。汤姆谈起话来滔滔不绝，喜欢让我分享他的航海热情和知识。记得当时我对此并不在意（除了对穿着比基尼的朱迪更感兴趣）。但我坚信在自己大脑表层的某个小空格里标着“船”，得把它找出来。事实上我相信自己知道的航船知识比预料中的还多。我希望如此。
  此刻我们正进入匹克尼克海湾，船在海水的撞击中艰难地行进着——短促尖锐的声音此起彼伏，如同汽车驶过铁路口。我感觉到随着船的上下晃动胃部失去了平衡：船往下行时我的胃仍然悬着，而当船被抛到半空中，胃又像是落了下来。透过挡风玻璃什么也看不到，于是我站起身从玻璃上面向前观察。屁股靠在后面的座椅上，右手握住方向盘，左手抓着仪器板。我已经喝了不少海水，足以提高血压五十点。海盐开始烧灼我的眼睛。我盯着贝思看到她也一样在擦眼睛。
  我见右边有一只大帆船侧翻在水面上，龙骨依稀可见，桅帆业已被水淹没。“上帝……”
  贝思问：“他们需要帮助吗？”
  “我没看见任何人。”
  我开近到帆船边，但没有迹象表明有人正附着船桅或其它索具待援。我找到仪器板上的喇叭键猛按了几下，仍没有求救信号，于是我对贝思说：“他们可能乘救生筏上岸了。”
  她没有回答。
  我们加速前进。我记得自己甚至连轻轻荡漾的渡船都不喜欢，居然驾驶着三十英尺宽的飞艇在接近腿风的风暴里破浪前进。
  此时我感到脚部一阵疼痛，像是有人用棍子敲打我的鞋底，这种震动从腿部传到头部，全身疼痛，让我有点受不住。
  海水中剧烈的动荡和海盐令我开始反胃，另一方面我不能看清或分辨出地平线，再加上受伤后尚不稳定的身体状况……记得麦克斯向我保证过不会有大问题，要是他此刻在眼前我一定把他绑到船头上去。
  透过暴雨，我能看到左边二百码远的海岸线，右前方“避难岛”的轮廓隐约可见。我知道我们一旦进入该岛的下风口保护性水域便会安全一些，这大概就是岛屿名称的由来吧。我对贝恩说：“我可以让你在避难岛上岸。”
  “你还是开你那该死的船吧，不要替脆弱的小贝思担心！”
  “是，女士。”
  她又用柔和一点的声音说：“约翰，我以前在汹涌的海面上坐过船，知道应在何时惊慌。”
  “好，随时告诉我。”
  “快了，”她说，“这会儿，我下去拿些救生衣，看看有没有更舒服的衣服穿。”
  “好主意。”我说，“擦干你的眼睛，找张航海图来。”
  贝思从座椅之间的过道下到船底。“方程式303”有个大小合适的快艇船舱，舱头也不错，也许很快就有用。总之它是个舒适的航海工具。汤姆或朱迪掌舵时我总觉得安全，当然和约翰·柯里一样，他俩也不喜欢暴风雨天气。一看到有白浪，我们便会掉船回头。可我此刻在海上正面临着极大的恐惧，可以说我正眼注视着它，它也正朝我吐唾沫呢。尽管听起来有些疯狂，我还是高兴驾船时手握节气阀调节动力的感觉，发动机的震动和手中的方向盘都使我感到快乐。也许是紧急制动造成的，也许是先前已经在后廊那坐了很长时间的缘故。
  我站在那儿，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扶着挡风玻璃的顶端保持平衡。同时注视着瓢泼大雨，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仔细寻找一艘船，准确的说是克里斯工艺的客艇，可我连海平线和海岸都找不见，更不用说船只。
  这时贝思从楼梯爬上来，递给我一件救生衣。“穿上它，”她叫道，“我来掌舵。”于是在她站着掌舵时，我换上救生衣，同时看到她颈子上套着一副双筒望远镜，黄色雨衣下面穿了套夹克和一件桔黄色救生衣，脚上穿着一双乘船专用鞋。我问她，“你穿的是托宾的衣服吗？”
  “但愿不是，我觉得这些应该是桑德拉·威尔士的，有点紧。”
  她又说：“如果你想看的话，我把地图乎放在桌子上。”
  我问道：“你会读地图吗？”
  “会一点，你呢？”
  “没问题。蓝色代表海洋，棕色代表陆地。等一下我再看。”
  贝思说：“在下面我想找架无线电设备，但没有。”
  “我会唱歌，你想听‘俄克拉荷马之歌’吗？”
  “约翰……别傻了，我是说用于船只与岸上联络的无线电发射机，好发射呼救信号。”
  “哦……嗯，或许这儿也没有。”
  贝思说：“下面有节移动电话的充电电池，但没有电话。”
  “对。人们倾向于在小船上使用移动电话，我则宁愿要双向发射机。不管怎样，你是说我们已经和外部失去联系了。”
  “对，我们甚至不能发射国际求救信号。”
  “没事，当年‘五月花’号上的人也做不到，不必担心。”
  她没理我，接着说：“我还找到一枝信号枪。”她敲了一下自己的雨衣大口袋。
  我觉得今晚不会有人还能辨认信号灯，但我没说：“好，说不定就需要它。”我又重新掌舵，贝思坐在我旁边过道的楼梯上。行船的间隙我们冲着暴风雨大喊大叫，休息一下或者静坐片刻。两人都已浑身湿透，胃里也搅动得厉害，不由得有了些惊恐，但我感觉冒着暴风雨驾船的恐慌业已消失，因为此刻我们都意识到浪涛不会淹没我们。
  大约过了十分钟时间，贝思站起来，靠近我好听见她说话：“你真的认为他会去普拉姆岛？”
  “对。”
  “为什么？”
  “重新找到宝藏。”
  她说，“暴风雨天气不会有史蒂文斯手下的巡逻艇和海岸警卫队的飞机。”
  “什么也没有，而且道路不畅，巡逻卡车也不会出来。”
  “对……”她又问，“托宾为什么不等到拿到所有宝藏后再杀戈登夫妇呢？”
  “我也不敢肯定，或许在他搜查戈登夫妇的住宅时他俩惊动了他，我肯定所有宝藏都要被重新找到，可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托宾只能自己动手，可他知道宝藏在哪儿吗？”
  我答道：“他必须知道，否则不会现在去那儿。我从爱玛处发现托宾曾经和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勘查小组去过普拉姆岛，那时他可能已经确信汤姆或朱迪指示给他的是宝藏的真实所在，当然也就是汤姆所谓发掘的考古洞之一。”我接着说，“托宾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人，毫无疑问，戈登夫妇并不特别喜欢他，也不相信他，他们在互相利用。”
  贝思说：“小偷们最终总会反目。”
  我想说汤姆和朱迪不是小偷，尽管他们事实上是。而且当他们从诚实的公民失足成为预谋的窃贼时，命运便已基本决定了。
  我不是个伦理学家，但工作中我已司空见惯。
  大声的喊叫和海水中的盐分使我俩的嗓子感到疼痛，于是又都恢复了沉默。
  我把航线靠到介于北福克的南海岸线和“避难岛”之间，但海峡口处的水面更不平静。一个大狠不知从何方袭来，将船的右半身掀起足有一秒钟，贝思看着尖叫起来。海水冲到船板上，顿时我们仿佛陷身于瀑布之中。
  我发现自己倒在舱面上，水流又把我冲下楼梯，掉到贝思上面的下层甲板上。我们挣扎着站起来爬上舱面，船已失去控制，轮盘在乱转。我抓住轮盘，稳稳地握住它，同时坐到座位上，正好及时把船头对准了又一个狂涛。我们又冲向浪峰，这时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自己身在十英尺高的空中，两边的海岸线看上去比我矮了许多。
  巨浪把我们悬在半空中，瞬间又将我们抛落到下一个浪槽里。我努力打好方向盘，把船调向东方，竭力使它驶向海峡，那儿总比现在这样好。
  我向左找寻贝思，过道的楼梯上没有人。我叫道：“贝思！”
  她从船舱里喊道：“在这，就来！”
  贝思手脚并用才爬了上来，我看到她额头在流血。“你没事吧？”我问道。
  “没事……只是碰了一下，头很瘩。”她竭力想笑，听上去几乎像哭泣。她说：“简直疯了。”
  “快下去，让你自己成为马提尼酒——要搅拌的不需摇勾。”
  贝思说：“你愚蠢的幽默感好像很合情境。”又说，“船舱开始进水，我听见污水泵的声音，你还能编个玩笑吗？”
  “啊……想想……那不是污水泵的声音，而是桑·威尔士按摩用的水下电力震颤器。怎么样？”
  “我得跳水了，”她又问我，“那些水泵能应付涌进来的水吗？”
  “我猜可以。得看还有多少波浪冲上甲板。”事实上，我已注意到舵轮的反应显得迟缓，应该是船舱里的污水加重了船身。
  接下来十分钟我们谁也没说话。在狂风吹送阵阵暴雨的间隙里，我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看到前方大约五十码处。但仍不见托宾的豪华游艇，或其它类似的船只，只有像浮木一样被暴风雨刮翻的两艘小船。
  我注意到一个新现象，或许应该说是一种新恐惧——当时我随戈登夫妇出海到海峡时他们称作“后继海”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海水紧紧跟在船只后面，猛击“方程式303”的船尾，使船左右摇摆，几乎失控。现在除了摇晃和颠额外，我还得和左右摇摆这一险情相抗争。大概只有两样事情运转正常：我们仍在向东行驶，另一方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居然还在船上。
  我向后转过头，以便雨水能冲走脸上和眼里的盐分。不管怎样，我朝上望着天空，暗自祷告：上帝，周日上午我去了教堂，你看见我在那儿吗？那个循道宗教堂，我坐在左侧中间。爱玛？告诉他；嗨，汤姆，朱迪、墨菲夫妇——我正在为你们这帮家伙冒险，你们可以在三十四年后亲自谢我。
  “约翰？”
  “什么？”
  “你朝那儿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接一些淡水。”
  “我从下面给你取些吧？”
  “不用，就在这待会儿。”我说，“过会儿你来掌舵，我得歇会儿。”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