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一道去。你需要照顾，我也要在草坪上寻回祖母的项链盒。”
  我把羊皮纸放到雨衣的衬衫里，提着消防斧朝楼梯走去，又顺手将一盏台灯扔出一扇高大拱形的窗户。顿时透过破碎的玻璃刮进一阵狂风，将咖啡桌上的几本杂志掀到地上。“风速还是65海里？”
  “走吧。”
  32
  从托宾葡萄园开车到“发现者登陆处”，通常只需二十分钟，因为暴风雨却花了一个小时。路上到处是树枝，暴雨猛击着挡风玻璃；虽然才下午五点钟，我不得不开着车灯慢慢地蠕行。狂风不时地使得吉普车偏离方向。
  贝思打开收音机，天气预报说暴风雨尚未升级为飓风，不过快了。“贾斯珀”仍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北推进，风暴边锋距长岛海岸约七十英里，风暴经过大西洋洋面时的湿度和强度均很大。我评论道：“这些家伙要吓倒所有人。”
  “我父亲说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一场赡风彻底毁坏了长岛大片地区。”
  “我父亲也谈过，老年人就会夸张。”
  贝思换个话题说：“如果托宾在家，我来对付他。”
  “行。”
  “说真的，约翰，你得照我的方法办。这并不是要我们在破案时相互妥协。”
  “我们已经做了。不要老想着能完美地破案子。”
  她没有回答。我试图打通自己的留言机，但电话响个不停。
  我说：“我屋里的电力已经中断了。”
  “很可能此前就已全断了。”
  “真可怕，我想我开始喜欢腿风了。”
  “是热带风暴。”
  “对，一样喜欢。”
  我忽然打算今晚不回曼哈顿，也就不准备参加必须出席的会面了。这样一来，我的工作会有大麻烦，但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在意。
  我又想到爱玛，要是她还活着我的生活会幸福得多。唠叨了这么多乡村和城镇生活，我实际上描绘的是自己和爱玛·怀特斯通一起生活的情景，钓鱼、游泳、收集夜壶，或者人们外出时常有的活动。我又想到眼下在北福克地区的所有关系都已结束——琼恩姨妈死了；哈里大叔正在卖地；我和麦克斯也不能再恢复过去的任何关系；戈登夫妇也死了；现在爱玛又离我而去。此外曼哈顿的情况看上去也不妙。我盯着贝思·彭罗斯看了看。
  意识到我在看她，贝思也回头看我。四目对视，她说：“暴风雨过后，天空很美。”
  “不错。”我点点头。
  不幸的是，“发现者登陆处”附近的地区有很多古树。有几棵大树倒伏在路上和草坪上，又花了十五分钟转来转去，才到达托宾的别墅。
  锻铁的大门关着。贝思说：“我去看看是不是锁着。”为了节省时间，我把车子开了进去。
  贝思说：“你为什么不看看能否把自己的肾腺素指数降低一下？”
  “我在努力呢。”
  沿着长长的车道往上开时，我看到不久前举行晚会的那片草坪现在满是断技残叶，还有垃圾罐，草坪上的设施和各种破碎物。
  草坪尽头的海湾正惊涛骇浪，大浪冲击着沙砾海滩，甚至冲上草坪。托宾的船坞保持完好，但停放游艇的地方却丢失了许多木瓦。我说声：“好笑。”
  “什么？”
  “他那艘游艇不见了。”
  贝恩说：“那一定停在哪个无水船位上。这样的天气晚上不会有人出海。”
  “对。”
  车道上看不到车辆，房子也是一片漆黑。我开向双车车库，那是一间在房子后边的独立单间。我转向右边把车开进库门。库门有一部分已经损坏。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看，前面白色“保时捷”车顶上有一块车门碎片，车库的另一边停着辆福特布伦科轿车。我对贝思说：“这儿有两辆车——狗娘养的大概在家。”
  “我来对付他。”
  “当然。”我把吉普转过来开向屋子后面，穿过后草坪，停在天井中间，周围有一堆被风刮来的草坪设施。
  我带着消防斧下了吉普，贝思前去按门铃。我们站在门檐下，可无人应声，我当即用斧子打开门。贝思说：“约翰，看在上帝的分上，冷静一点。”
  我们走进厨房，里面断了电，又黑又静，我对贝思说：“瞄准这个门。”
  我走进大厅，朝楼上喊道，“托宾先生！”没人回答。“弗雷德里克，你在家吗？嗨，伙伴！”我可要削掉你的鸟头。
  这时头顶上的木板吱吱作晌，我丢下斧子，抽出手枪，四步并作一步地跃上楼梯。我转过楼梯的栏柱，靠近发出响声的地方。“举起双手！我是警察，警察！”我叫道。
  听到一间卧室里有响声，我冲进去刚好见到卫生间的门关上了。推开门，一个妇女尖叫两声，约有五十岁，很可能是管家。“托宾先生在哪儿？”我问她。
  她只是双手捂着脸。
  “托宾先生在哪里？”
  这时贝思来到卧室，从我身边擦过，扶着妇女的手臂说：“没事，我们是警察。”接着引她走出卫生间，坐到床上。
  经过一分钟的亲切交谈，我们得知她叫爱娃，英语讲得不好，托宾不在家。
  贝思对她说：“他的车子都在车库里。”
  “他回来后又走了。”
  “去哪儿？”贝思问她。
  “开船走了。”
  “船？”
  “对。”
  “什么时候？有多久？”
  “时间不长。”爱娃说。
  “你肯定吗？”贝思又问。
  “对，我看着他走的。”她指指窗户外面，“船从那开走的。”
  “独自一个人？”
  “是的。”
  我对爱娃说：“站到窗户边来。”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我说：“那船——朝哪边开的？哪条路？”我挥着双手示意道。
  她指着左边说：“那边。”
  我看看海湾，显然那艘“金秋”号赛艇从停船处向东开走了，但水面上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到。
  贝思问我：“他为什么要开船出去？”
  我答道：“或许去处理杀人凶器。”
  “我觉得他可以选好一些的天气。”她又转向爱娃问道，“他走了有多久？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也许有十分钟，也许不止。”
  “往哪儿去了？”爱娃耸耸肩，“他说今晚就回来；叫我待在这儿不要怕，可我感到害怕。”
  “只是一场热带风暴。”我提醒她。
  贝思拉着爱娃的手领她到卧室外面，然后下楼进了厨房。我跟在她们后面，贝思对她说：“你必须待在底楼，远离窗户，知道吗？”
  爱娃点点头。
  贝思又说：“找出蜡烛、火柴和一手电筒。如果你害怕，就去地下室，好吗？”
  爱娃点点头，起身去橱柜里取蜡烛。
  贝思想了会，问我：“这种天气他会去哪儿？”
  我说：“他应该在酒厂设法保护好自己的产业，但他不会乘船去那儿的。”我对爱娃说，“你亲眼见到他上船的吗？是吗？”
  “对，我看见他上了船。”
  “他带什么东西吗？”我做了下手势，“手里提着？”
  “有。”
  “什么？”
  对此爱娃却闭口不想回答。
  贝思问：“他带了什么？”
  “枪。”
  “枪？”
  “对，大而长的枪。”
  “来福枪？”贝思做出瞄准的姿势。
  “对，来福枪。”她伸出两个手指说：“两枝。”
  贝思和我对视了一眼。
  爱娃又说：“还有挖地工具。”这回轮到她做手势了，是挖地的动作。“挖掘。”
  “铁铲？”
  “对，铁铲，从车库里拿的。”
  我思索片刻又问爱娃：“盒子吗？带的是大盒子吗？”
  她耸耸肩。
  贝思对我说：“你怎么想？”
  我说：“嗯，我觉得托宾不会带着两枝来福枪和一杆铁铲去钓鱼。”我对爱娃说，“钥匙，钥匙在哪儿？”
  她把我们带到墙上的电话机边，电话旁边是个钥匙板。托宾这个强迫性洁癖狂把所有的钥匙都用绳子分别串好。我发觉克里斯工艺游艇的钥匙不见了，但“方程式303”的钥匙还在。
  当我正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大胆行动时，爱娃说：“下楼，去地窖。”
  我们都朝她看着，爱娃指着厨房尽头的一扇门说：“他下了楼，楼下有东西。”
  贝思和我彼此看了看。
  显然，托宾先生并非完美的雇主，爱娃乐于有机会将他供出来——尽管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飓风更令她害怕。我肯定如果不是因为会在自己家里发现死尸而有所顾忌的话，托宾可能早已除掉了爱娃。
  我走到门口转动把手，门被锁着。我刚抽出消防斧要砸，贝思说：“等一等！这样做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理由。”
  我问爱娃：“你同意我们搜查吗？”
  “请便。”
  “谢谢。”我抡起钢斧砸向门把，把手穿门面过。打开门我发现一条狭窄黑暗的楼梯通向地下室。我对贝思说：“你随时可以离开。”
  这位行事规矩的女士仿佛此刻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我俩都陷得很深，或许还可能触犯任何本应避免的法令。她从爱娃处拿个手电筒递给我说，“大英雄，你在前面，我掩护。”
  “好。”我先走进去，一手拿电筒一手提消防斧，贝思拿着她的九毫米手枪跟在后面。
  这是一个很老的地窖，长宽不到七英尺，底部和地板都是石头做的。初看上去好像没多少东西——储藏东西大潮湿，即便作洗衣房也显得很阴森恐怖。里面基本设施大概只有一个火炉和供应热水的容器，我猜不出爱娃提醒我们来找什么。
  这时电简光停在地窖尽头的长砖墙上，我们向墙壁靠近。这个砖制灰泥墙比古老的石制底座建得新，而且正好把地窖前后一分为二。这墙也是通向上面旧式橡树柄木的惟一途径。
  墙的正中间是一扇雕制精美的橡树门。我的电简光扫射到门上的一块黄铜牌子，上面写着“爵爷的私人酒窖。”
  这位“爵爷”缺少幽默感，所以我猜测这块招牌应是一位仰慕者赠送的礼物，甚至可能是爱玛。
  贝思低语道：“我们进去吗？”
  我答道：“搜捕原则规定门没锁就可以进。”我递给她电简，又试试黄铜大把手。但门是锁着的，我看到把手上有个黄铜匙孔，便说，“没上锁，只是卡住了。”我朝着匙孔挥动斧子，橡树门被砍破，可仍没打开。我又猛敲几下才将它打开。
  门一转开贝思就关上电筒，我俩都背靠砖墙，持枪分立在门两侧。
  我大声叫道：“警察！举起双手出来！”
  没有回答。
  我把斧子扔进门的另一侧，落在地上发出金属的撞击声，没有人开枪。
  我对贝思说：“你先进去，今年我已经中过弹。”
  “谢谢，”她蹲下身子说，“我走右边。”她迅速穿门面过，我跟在后面，靠到左边。我俩举着枪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感觉起来这间屋比地窖其它部分凉爽得多，可能也干燥些。我又大叫道，“警察！举起手来。”
  又等了半分钟，贝思打开电筒，在屋里绕了一圈，照到一排酒桶架子。她接着在屋里搜寻，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根烛台和一些烛座，还有几包火柴。于是我点亮近十根蜡烛，酒窖里烛光闪烁，在酒瓶上摇曳不定。
  可以想见地窖里到处是木架。木制板条箱和硬纸板做的酒盒子，成雄地散放着，有些盖子打开着，有些则贴着封条。摇篮架上放着六桶葡萄酒，且都装着水龙头。墙上的耐热有机玻璃包着冰箱的线圈，窖顶看上去像雪松一般。粗糙的石制地板上用混凝土铺盖了一层平滑的板瓦石。我对贝思说：“我把两瓶葡萄酒放在厨房的柜子里。”
  贝思从我手上接过电筒仔细察看其中一个架子土布满灰尘的酒瓶，说：“这些是优质的法国葡萄酒。”
  我回答道：“他很可能把自己的东西藏在车库里。”
  她的电筒光照到地窖底部的墙边，几打纸板盒子垛在一起。贝思说：“他的东西有一些在这儿，酒桶上有他贴的标签。”
  “对。”
  我们在四周摸索了片刻，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眼镜、瓶塞起子、纸巾之类的东西，还有四处可见的温度计，都标识着华氏六十度。
  最后，我说：“爱娃想告诉我们什么？”
  贝思耸耸肩。
  我看着烛光中的贝思，她也回头看我。她说：“也许我们应该看看那些板条箱和盒子。”
  “或许应该。”
  于是我们开始搬动木箱和纸板盒。其中几箱破开后只有葡萄酒。贝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