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EPA？你指的是环境保护管理处吗？”
  “不，贝思·彭罗斯的屁股。”
  她大笑，“这在总部流传很广，你没有听到过吗？”
  “我想没听到过。”
  她伸出手。“我是萨莉·海恩斯。”
  “我是约翰·柯里。”我握住她那带手套的手，说道：“我喜欢皮肤接触橡胶的感觉，你呢？”
  “无话可说。”她顿了一下，然后问：“你就是那个与县凶杀组一同调查此案的纽约警察吗？”
  “对。”
  “忘掉关于彭罗斯的笑话。”
  “一定会。”我问她：“我们在这儿看到什么了吗？萨莉。”
  “哦，这屋子最近打扫过，因此物件表面新鲜光洁。我没有仔细研究指纹，但我看到大多数分属两副，可能一类是先生的，一类是太大的；只是偶尔有一些别人的。而且侦探，要是你想听听我的意见，那凶手是戴手套的。吸毒鬼没有在酒柜上留下五个漂亮的指纹。”
  我点头，然后说：“尽你所能查查这本书。”
  “我只做完美的工作，你呢？”她在工具中拿出一个塑料袋，把图表书滑人其中，说：“我需要把你的那副指纹排除。”
  “呆会儿去看看贝思·彭罗斯的屁股吧。”
  她笑着说：“给我把你的手放到这张玻璃咖啡桌上。”
  我按她的要求做了，问：“你从和麦克斯威尔警长在一起的两个家伙手上取指纹了吗？”
  “他们告诉我这事呆会儿再说。”
  “是的，看，萨莉，许多人，像在厨房里的那些家伙，正准备向你晃晃他们的大牌身份证呢。但你只要向县警局凶杀组作报告，最好是向彭罗斯。”
  “我听到了。”她四下一瞧，然后问我，“嗨，细菌是怎么回事？”
  “这和细菌无关。被害者碰巧在普拉姆岛工作，但这只是巧合而已。”
  “啊，对。”
  我把那叠电脑打印件取回，向玻璃滑动门走去。
  萨莉喊道：“我不喜欢这样处理犯罪现场。”
  我不作答。
  我走下海湾，那儿有一条很好的临水长凳。我把那偷来的文件扔在长凳上，凝视着海湾。
  微风吹过，足以使蚊蛔在空中举步维艰，接近不了我。海湾中漾起小水波，摇动着戈登夫妇在码头下的快艇。自云飘过硕大而明亮的月亮。当轻风阵阵北来时，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便浓于海的气息。
  有时，不知怎么地，我想，通过潜移默化，我开始理解置身其中的海洋与陆地的自然力。我想如果把童年到这儿度假的每个夏天中的两个星期和每个秋天的周末加起来，那么某些事物渗入我那都市脑筋里，就不足为奇了。
  常常有些时候我想走出城市，于是便想起这一类的地方。我猜想我应该冬天到这儿来，在哈里叔叔有穿堂风的大房子里过上几个月，看看我是会变成一个酒鬼还是隐士。见鬼，如果这儿有人不断地被枪杀的话，那么南侯德镇委员会将会以一天一百美元和让我充饥的蛤为代价，把我变成一个凶杀案全职顾问。
  我很少这样对于是否回去工作犹疑不定。我打算去试试干别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事由我自己作主，而不是由医生决定。而且那些庸医如果说我完蛋了，我就不能找到那两个杀我的壮汉了。这可是未完成的正经事儿。我没有意大利血统，但我的搭档，多米尼克·法纳利是一个西西里人。他教绘了我复仇的全部历史与执行仪式。他让我看了三次《教父》。我想我学会了。这两个西班牙人不得不停止活命了。多米尼克现在的工作是寻找他们，而我在等着他有一天找到时绘我打来电话。
  在关于我会死的问题上，我有点儿懈怠了。坐在长凳上，我已经不太像被枪击前的那个超人了。
  我往后靠着，凝望了一会儿夜色。在戈登夫妇码头左边的一块小草坪上，是一根高高的白色旗杆，装了个日，叫做升降杆，从那儿牵出两根绳子或线叫做升降索。注意我学会了一些航海术语。总之，戈登夫妇已经在车库中的一个锁柜中找到了一大批旗子与三角旗。他们有时会在升降索上挂起三角信号旗玩——例如表示“准备上船”或“船长离岸”的三角旗。
  我以前已注意到在桅杆的顶部，戈登夫妇升上了骷髅旗。他们升起的最后一面旗上是骷髅头与交叉的骨头。
  我也注意到，在每一根升降索上都有一面信号旗。黑暗里我几乎辨认不清。但那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对航海信号一无所知。
  贝思·彭罗斯在凳子的左端坐下来。令人失望的是她又穿上了茄克。她双臂环抱，好像很冷似的。女人们总是觉得很冷。她什么也不说，只踢掉鞋子，把脚在草地上搓来搓去。脚趾扭动着。它们也穿着不舒服的“鞋子”。
  在几分钟友善的沉默之后——或许是冰冷的寂静——我凿开冰冻说：“也许你是对的，那可能是只船。”
  “你带有武器吗？”
  “没有。”
  “好，我打算把你那该死的脑袋打开花。”
  “现在，贝思——”
  “对于你，只是彭罗斯侦探，混蛋。”
  “愉快点。”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泰德·纳什？”
  “你说的是哪件事？”
  “你知道的十分清楚我指什么破事，你有毛病吗？”
  “那是男人的事情。”
  “你让自己像个傻子似的，每个人都认为你是个傲慢的白痴，如此无能以致毫无用处，而且你失去了我对你的尊重。”
  “那么我认为性就不成问题了。”
  “性？我甚至不想和你在一块儿呼吸空气。”
  “这样会伤害我，贝思。”
  “不要叫我贝思。”
  “泰德·纳什叫你——”
  “你知道，柯里，我所以得到这个案子，是因为我跪在垫子上求了凶案组组长。这是我接的第一个谋杀案。在此之前，我接的全是些破事儿——酒鬼互相开火；父母们用刀子剪子来解决家庭纠纷，这一类的破事儿，而且还不多。在这个县凶杀案发生率很低。”
  “很遗憾是这样。”
  “是呀，你一直在办凶杀案，所以你厌倦了，十分挑剔又自以为是。”
  “哦，我不会。”
  “如果你是到这儿来让我难堪的话，滚吧。”她站起来。
  我也站起来，“慢着，我是到这儿来帮忙的。”
  “那么就帮吧。”
  “行，听着，首先，一些忠告。不要对福斯特或你的伙伴泰德说起太多。”
  “我知道这个。别胡说什么‘伙伴泰德’。”
  “瞧……我能叫你贝思吗？”
  “不行。”
  “瞧，彭罗斯侦探，我知道你认为我是被你吸引住了，你可能以为我是冲你才来的……而你认为这样可能会很尴尬……”
  她转过脸去，望着海湾。
  我继续说：“……这实在难以出口，但……哎……你别为我……为这个担心……”
  她把脸回转过来，看着我。
  我作出用右手蒙住脸，并揉着前额的样子，尽我所能继续着。
  “你看……那些子弹中的一个击中了我……天哪，这叫我怎么说呢……？哎，它击中了我一个可笑的地方，行吗？现在你知道了吧。所以我们可以是类似于朋友，搭档……兄妹的关系，我想我指的是姐妹……”我瞟了她一眼，见她又在凝视着大海。
  最后她说话了：“我想你说过你是被击中了胃部。”
  “那儿也中了。”
  “麦克斯说你肺部有重伤。”
  “那儿也是。”
  “有脑部损伤吗？”
  “或许。”
  “而现在你想让我相信你已被一颗子弹阉割了。”
  “男人们从不拿这撒谎。”
  “如果炉子已熄灭，为什么你那双眼中还有火呢？”
  “那只是记忆罢了，贝思——我能叫你贝思吗？是对过去的一种美好的回忆，那时我能撑杆跳过我的汽车。”
  她把手放到脸上，我看不出她是在哭还是在笑。
  我说：“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最后，她控制住了自己，回答说：“我尽力不把它写到报告中。”
  “谢谢。”我过了几秒钟，又问她：“你住这附近吗？”
  “不，我住在西萨福克。”
  “不短的旅途，你是要开车回家，还是留在这附近？”
  “我们都留在绿港的‘海湾暴风’旅馆。”
  “‘我们’都有谁？”
  “我，乔治、泰德、一些毒品执法部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以前就在这儿的人……从农业部来的人。我们都被要求得日夜工作，二十四小时值班，一星期七天。要对公众与新闻界保持好自己的形象……以防搪塞之词引出大乱子。你知道，万一人们产生对疾病的关心……”
  “你指的是公众对于瘟疫的恐慌？”
  “反正那一类吧。”
  “嗨，我出了这儿有一个好地方，欢迎你去住。”
  “不管怎样，我都要谢谢你。”
  “那是维多利亚式的水上别墅，令人印象深刻。”
  “不用了。”
  “那会令你更舒适。我告诉你，我是安全的。见鬼，纽约警察局的人说我可以用总部的女洗手间。”
  “快别说了。”
  “贝思，严肃地说，我这儿有份电脑打印件——两年来的财务资料。我们今晚可以来研究研究。”
  “谁允许你拿走这个的？”
  “是你，对吗？”
  她迟疑着，然后点点头说：“我希望明天早上会还到我手中。”
  “那我要为此而干通宵了，帮我做吧？”
  她似乎在仔细考虑这件事，然后说：“给我你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在四下里翻弄口袋，找笔和纸，但她已经把笔记本拿出来了，并说：“报吧！”
  我给了她这些信息，包括说明。
  她说：“如果我来的话，我会先打电话。”
  “好的。”
  我坐回到长凳上，她坐到另一端，两人中间放着电脑打印件。
  我们保持沉默，我想这有点儿像脑力重新组合。
  最后贝思说：“我希望你比听起来与看上去要聪明得多。”
  “让我这么说——麦克斯威尔警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聪明的事便是把我叫来应付这案子。”
  “而且是谨慎的。”
  “这事儿没有理由要谨慎。我是最好的，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在制作一个节目叫‘柯里案卷’。”
  “你没有说过？”
  “我可以让你也有份。”
  “谢谢，我肯定你会让我知道怎样报答你的好意。”
  “你出现在‘柯里案卷’中将是一种足够的回报。”
  “那当然会……我能叫你约翰吗？”
  “叫吧。”
  “约翰，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我指这件案子。你知道一些你没说出来的事。”
  “你目前的状况如何？”
  “请原谅，什么？”
  “订婚，离婚，分居还是在恋爱中？”
  “离婚。关于这件案子你还未提到过你的想法和疑点呢？”
  “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没有孩子；十一位仰慕者，五个已婚，三个是有支配欲的怪人，两个有可能，还有一个白痴。”
  “我是否问得太私人化了？”
  “是的。”
  “如果我有一个男搭档，问他这些问题，那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哦……我们不是搭档。”
  “你既想这样又想那样。典型的。”
  “瞧……哦，告诉我你自己的情况，快点儿。”
  “好。离婚，没有孩子，成打的仰慕者，但没有特别的。”我又说：“而且没有性病。”
  “也没有性器官。”
  “是的。”
  “好，约翰，这案子怎么样？”
  我靠定长椅，答道：“哦，贝思，……这件案子现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推论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每个人都在设法牺牲不可能性去迎合显而易见的推论。但这样做是不行的，搭档。”
  她点点头，然后说：“你在暗示这案子可能与我们认为与之有关的事情无关？”
  “我正在想这其中也许发生过别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想？”
  “哦……一些证据看上去与那推论不吻合。”
  “也许几天内它们就吻合了，在法医报告出来后，每个人都被盘问过后。我们甚至还没和普拉姆岛的人谈过呢。”
  我站起来说：“让我们下到码头上去吧。”
  她穿上鞋子，我们朝码头往下走。我说：“在离这儿的海岸百来码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为原子弹的道德问题苦苦思索，最后决定得于。好人别无选择是因为坏人在丝毫不考虑道德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