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真，雄之子也。
  ＇8＇冬季，十月甲申（初十），顺帝巡视长安。扶风人田弱向顺帝推荐同郡人法真，称法真精通儒家的内学和外学，即《七纬》和《六经》，隐居乡里，不肯出来做官，应就地任命他为三公。顺帝非常虚心地想请到他，前后四次征召，但法真始终不肯屈从。他的朋友郭正称赞说：“法真，可以听见他的名，却很难见到他这个人。他越是逃避名声，名声越是随着他，越是躲开名声，名声越是追着他，他这个人真可以说是百世之师了！”法真，即法雄的儿子。
  ＇9＇丁卯，京师地震。
  ＇9＇丁卯（疑误），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10＇太尉王龚以中常侍张等专弄国权，欲奏诛之。宗亲有以杨震行事谏之者，龚乃止。
  ＇10＇太尉王龚因中常侍张等独揽朝廷大权，打算提出弹劾，要求皇帝诛杀他们。后由于宗族和亲戚中有人用杨震的遭遇进行劝阻，王龚这才作罢。
  ＇11＇十二月，乙亥，上还自长安。
  ＇11＇十二月乙亥（初二），顺帝从长安返回京都洛阳。
  三年（戊寅、138）
  三年（戊寅，公元138年）
  ＇1＇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崩。
  ＇1＇春季，二月乙亥（初三），京都洛阳及金城郡、陇西郡发生地震，二郡发生山崩。
  ＇2＇夏，闰四月，已酉，京师地震。
  ＇2＇夏季，闰四月已酉（初八），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3＇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
  ＇3＇五月，吴郡丞羊珍反叛，攻打郡太守府。太守王衡将叛军击败，并斩杀羊珍。
  ＇4＇侍御史贾昌与州郡并力讨区怜，不克，为所攻围；岁余，兵谷不继。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磐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徵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徵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单无谷，守即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静之后，乃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裂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4＇侍御史贾昌和州郡官府合力讨伐区怜，没有取胜，反而受到区怜的围攻，过了一年多，援兵和粮秣都无法接济。顺帝召集三公、九卿、百官以及四府掾属询问对策。大家都主张派遣大将，征发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四州士兵共四万人，前往交趾增援。李固反驳说：“如果荆州和扬州太平无事，便可以征发二州的士兵。而今，二州的盗贼，犹如磐石一样结合在一起，不肯离散；武陵郡和南郡的蛮族反叛，还没有安定。而长沙郡和桂阳郡的士兵，已被征发多次，如果再次征发，骚扰人民，必然发生新的变乱，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一个理由。再者，兖州和豫州的人民，突然被征入伍，远征万里之外，没有归期，而诏书逼迫和催促急如星火，必然导致叛乱和逃亡，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二个理由。南方州郡，水土潮湿，气候炎热，再加上瘴气，以致死亡的人必占十分之四五，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三个理由。长途跋涉，行军万里，士卒疲劳不堪，等军队到达岭南，士卒已经没有战斗能力，这是不可征发的第四个理由。按照规定的正常速度，每天行军三十里，而离日南郡有九千余里，需要行军三百天才可到达，按每人每天口粮五升计算，需要用米六十万斛，还不包括将领、军吏的口粮和驴、马的饲料，仅士兵自己携带，费用就如此巨大，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五个理由。军队战斗的地方，死亡的人一定很多，即然抵御不了敌人的进攻，就将再次征调援兵，这就犹如挖割心腹去补四肢，这是不可征发的第六个理由。九真和日南，两郡相隔仅一千里，征发当地的吏民，尚且不堪忍受，更何况征发四州的士兵，让他们忍受万里远征的痛苦？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七个理由。从前，朝廷派中郎将尹就去讨伐益州的叛羌，益州有谚语说：“叛羌来了，还可；尹就来了，杀我。”其后，将尹就调回京都，把军队交付给益州刺史张乔。张乔依靠原有军队的将领和军吏，一个月之内，便将叛羌击破歼灭。这证明由朝廷派遣大将没有益处，而州郡地方官吏却足以胜任。应该重新选派即勇敢而又有谋略，即仁惠而又可胜任将帅的人，担任州刺史和郡太守，命他们都驻守在交趾郡。而今，日南郡兵力单薄，又无粮秣，守既守不住，战又不能战，可以暂时放弃它，先把官吏和人民迁徙到北方的交趾郡，等到乱事平定之后，再命他们返回日南郡。另外，招募和收买蛮夷，让他们互相攻杀，朝廷　则供给金帛资助他们。如果有能够使用反间计离间敌人内部、斩杀蛮夷首领的，朝廷则许以封侯，赐以食邑。前任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勇敢果断；南阳人张乔，从前在益州建立过平定叛羌的功勋，他们都可以受到信任和重用。过去，汉文帝就在原地任命魏尚为云中郡太守，哀帝命使者到楚地拜授龚舍为泰山郡太守。应该就在原地拜授祝良等人，命他们直接前往交趾郡任职。”四府完全同意李固的意见。于是，顺帝在原地任命祝良为九真郡太守，张乔为交趾州刺史。张乔到任以后，对叛蛮开诚布公地进行安抚和诱劝，叛军全部投降或解散。祝良到九真郡之后，单独乘车进入叛军大营，给他们指出生路，用威力和信誉进行招抚，叛军投降的有数万人，他们一同为祝良修筑郡太守府的官舍。从此，五岭以外地区恢复和平。
  ＇5＇秋，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禄勋长沙刘寿为司徒。
  ＇5＇秋季，八月己未（二十日），司徒黄尚被免官。九月己酉（疑误），擢升光禄勋、长沙人刘寿为司徒。
  ＇6＇丙戌，令大将军、三公举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6＇丙戌（十七日），顺帝命大将军、三公向朝廷举荐刚毅、武猛、有谋略，可以担任将帅的人才，每人推荐二人；特进、九卿、校尉，每人推荐一人。
  初，尚书令左雄荐冀州刺史周举为尚书；既而雄为司隶校尉，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臧受罪，举以此劾奏雄。雄曰：“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君选武猛，不使君选贪污也！”雄曰：“进君，适所以自伐也。”举曰：“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厥以军法戮宣子仆，宣子谓诸大夫曰：‘可贺我矣！吾选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举之不才误升诸朝，不敢阿君以为君羞；不寤君之意与宣子殊也。”雄悦，谢曰：“吾尝事冯直之父，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过也！”天下益以此贤之。
  最初，尚书令左雄，推荐冀州刺史周举为尚书。接着，左雄任司隶校尉，又推荐前任冀州刺史冯直有将帅之才。因冯直曾经犯过贪污罪，周举便就此弹劾左雄。左雄说：“圣旨让我推荐武猛的人才，不是让我推荐品行清白高洁的人才。”周举回答说：“圣旨是让你推荐武猛的人才，但也没有教你推荐犯有贪污罪的人。”左雄又说：“我推荐了您，反受您的打击，恰恰是自作自受。”周举回答说：“过去，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司马，韩厥却用军法将赵宣子的奴仆杀掉，赵宣子对各位大夫说：‘你们应该向我祝贺，我推荐韩厥，他果然尽忠职守。’而今，承蒙您不嫌弃我没有才能，而误将我推荐到朝廷，所以，我不敢迎合您，让您蒙羞。可是，想不到您的看法和赵宣子完全不一样。”左雄大为高兴，向周举道歉说：“我曾经做过冯直父亲的部属，又和冯直是好朋友。如今你因此而弹劾我，正是我的过错。”从此，天下的人对左雄更为尊敬。
  是时，宦官竞卖恩势，唯大长秋良贺清俭退厚。及诏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加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赏之。
  这时，宦官倚仗皇帝的庞信，争相卖弄权势，唯有大长秋良贺清廉淡泊，谦让敦厚。等到皇帝下诏，命各人推荐武力勇猛的人才时，唯独良贺没有举荐。顺帝问他什么原因，良贺回答说：“我出生于荒野民间，在宫廷中长大，既没有识别人的聪明，又没有和有才能的人士交往。过去，卫鞅由宦官景监推荐，有识之士就预见到他没有好结果。现在，能得到我推荐的人，他不仅不会引以为荣，反而觉得是一种耻辱。因此我不敢举荐。”顺帝从此赏识良贺。
  ＇7＇冬，十月，烧当羌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校尉马贤击破之。
  ＇7＇冬季，十月，烧当羌人首领那离等，率领三千余骑兵，侵犯金城郡，护羌校尉马贤将其击破。
  ＇8＇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
  ＇8＇十二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9＇大将军商以小黄门南阳曹节等用事于中，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而宦官忌其宠，反欲陷之。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与左右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帝闻，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下狱。
  ＇9＇大将军梁商因为小黄门、南阳人曹节等在宫中当权，就命自己的儿子梁冀、梁不疑和曹节等结交。而其他宦官忌妒曹节受宠，反而想要陷害他。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和他们左右的亲信勾结密谋，一同向顺帝诬告梁商和中常侍曹腾、孟贲，说：“梁商等准备征召诸王的儿子前来京都洛阳，图谋废黜皇上，另立新的皇帝，请将梁商等收捕治罪。”顺帝说：“大将军父子是我所亲信的，曹腾、孟贲是我所宠爱的，一定没有这回事，只是你们都忌妒他们罢了。”张逵等知道他们的谗言没有被顺帝采纳，恐惧杀身大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退下，假传圣旨，在宫中逮捕曹腾和孟贲。顺帝闻讯大发雷霆，命宦官李歙急速传命释放曹腾、孟贲。并将张逵等人逮捕下狱。
  四年（己卯、139）
  四年（己卯，公元139年）
  ＇1＇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诛；事连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皆坐死；辞所连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帝纳之，罪止坐者。
  ＇1＇春季，正月庚辰（十三日），张逵等人伏法被诛。弘农郡太守张凤和　安平国相杨皓，因被张逵等人牵连，都坐罪处死。受口供牵连的，还涉及到在位的朝廷大臣。梁商担心冤枉许多无辜者，于是上书说：“按照《春秋》上面所讲的道理，功勋归于元帅，罪恶仅惩办首恶。大狱一起，无辜受害的人将会很多，身犯死罪的囚犯长久关押的监狱，细微小事会牵连成大事，这样不能顺应和气，治平政事，成就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