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通讯士官将耳机和话筒递给洛处长。记者高桥村越抓起另一副耳机和话筒。临时增设的铁路交通控制调度室开始调试通讯设备，随着信号增强频率波长的串联，两处的通讯设备开始同步运转了。
  “我是东北抗日联军野狼突击队的队长，姓洛。现在我要知道与我通话的人是谁？”
  “我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备队队长武藤信义，同时还是负责处理这次事件的全权代表。
  “好！你我都是军人，无需绕圈子。坦率的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也无意将这些人如数交给抗联。”洛处长在字斟句酌的小心避开‘人质’这个词组，他不想给对手留下一个恐怖份子的形象。
  “这我就不明白啦，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武藤信义感到困惑。
  “告诉你，我的目的相当简单——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将间谍春山云子抓捕归案，并带回重庆！”
  “你觉得你办得到吗？”武藤信义的语气里，透着那么一股子嘲讽和冷漠。
  “如果我办不到，那么你所见到的就是这些战俘的尸体！”
  “喂！您什么意思？能不能明确一下您的条件？您到底需要什么？”武藤信义的心里骤然向下一沉，又突然升腾起一点希望之光。
  “从现在起，你必须按我说的办。如果你我之间配合的好，我可以将这些战俘还给你们。当然间谍春山云子除外。”
  “洛处长，您需要我们如何配合呢？”此时，他紧张得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一、立即拆除路轨上的所有爆炸器材及路障。确保列车安全运行。
  二、在延吉火车站距机场最近的路口，预备一辆带防雨篷布的卡车，送我们去机场。
  三、通知边防部队及相关部门，在我们这趟列车抵达延吉车站时，将有一架我方的飞机由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入我国领空。并降落在延吉机场，你们有责任保证这架飞机安全降落。
  四、你们用什么来担保我们的飞机起飞后，不至于遭到你们地面炮火与战斗机的攻击呢？如果你们无法提供让人信服的保证，我们只好按自己认可的方式，做最后的处置了！”
  “洛处长，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如果我准确无误地按您的意思办了，您就应当无条件地将我们的人释放？”
  “注意：是除间谍春山云子之外，我再强调一遍，不要钻空子！”
  “我明白了。请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我个人认为应当能够成交。”
  “可以，十五分钟应当是足够的了。十五分钟后，仍得不到我们满意的答案，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与时间表自行其事了。”
  武藤信义知道这条件太优越了。他明白如果抗联方面一旦自行其事，其严重后果是无法想象的。可他也清楚那个云子在衫田友彦心目中的位置，他显得有点迟疑不决。
  “立即答应他的全部条件，按他说的办。”另一部电话听筒里传来衫田友彦兴奋而又急切地说话声。
  他立即拿起这部电话。“总监，那春山云子可就死定了。”
  “你是不是没长脑子？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德国政府的特使，是日本驻韩国的大使，是那位战功显赫的旅团长。一个已经暴露了的间谍，在客观上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情无义，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已经没有其它的选择了！”
  “可问题在于他们让我们提供飞机升空后的安全保证，您也知道这种安全保证只能是口头或书面上的，而这种保证原本就不值钱。这又如何能让他们相信？”
  “我能理解他们的担心。这样吧，你立即无条件地答应他们。我马上坐飞机去延吉，必要时我亲自护送他们出境。你也尽快赶到延吉，注意你现在的工作重心是确保列车与人质的安全。否则，你我可就真的该以死谢罪了！”
  “好吧，我按您的命令办就是了！”说罢，他马上又抓起那部红色的电话听筒。“洛处长，您在听吗？”
  “是的！”
  “我方已无条件地同意贵军的条件！铁路已为您全线开通，我宪兵司令部正在向贵军延安总部通报此事。至于飞机升空后的安全问题，您尽管放心！我将亲自护送你们出境。”
  “武藤君，您不觉得您的份量轻了点吗？”
  “好吧，我尊重贵军的选择。我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特务机关长兼满洲国首都警视厅总监——衫田友彦君，将亲自护送贵军出境。望贵军能信守承诺，能珍惜这种荣誉和信任！另外，车上是否有伤病员或阵亡者？若有，请在安图车站停下车，将他们送下车以便于及早救治。至于安全问题尽管放心，绝不会出现不愉快的事。这点我以人格和军人的荣誉担保！”
  “好吧！我同意。”
  说话间，这辆早已千疮百孔的专列呼啸着，颠簸着冲进站内。机车的制轮楔驱动着闸瓦，死死箍住沉重的车轮，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嘎声。不甘被制轮楔束缚住的车体咆哮着挣扎着，迸溅出一串蓝白相间的火花和阵阵焦糊味。
  武藤信义一挥手，几名女护士扛着担架向专列走去。机车喘息着在安图站一号站台停了下来。此时原拥挤在月台上的军警人员陆续撤离，靠近机车的月台上及列车的两侧已空无一人，就连信号工作人员也识趣的走开了。
  冯镇海将机车停在月台最东端的弯转处，在这里他可以清楚看到车厢尾部。在机车的东南面是车站的值班室，候车室，依次排开的是办公及维修部门。机车的西北面是三条空荡荡的路轨。他那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才觉得有点踏实，他知道在这里任何攻占列车的企图都可以提前分辨出来。
  小马利用这个间歇，拼命向炉膛里扬了几铁锨煤。又悄悄向车外窥视。站台上静悄悄的，又黑黝黝的。他顽皮地伸了下舌头，又顺手摸了摸脑袋。暗暗嘀咕道，“乖乖！这黑灯瞎火的，不定有多少颗枪指着我吃饭的家伙呢。妈妈的，要是在这“光荣”了，可无法壮烈了，谁也看不见哪。”
  机车与车厢联接处的阴影里，出现了几个人影。两个瑟瑟发抖的记者抬着已死亡的同事，在车下护士的帮助下离开专列。
  随即残破的车门关闭了，车内仍是一片漆黑。机车启动了，汽笛吼叫着，车厢摇晃着，锅炉里喷出滚滚气浪，轰隆隆的驶出车站。
  武藤信义苦笑着站在月台上，目送列车远去。他不明白这些东方人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更不清楚导致这一切的内在因素到底是什么？在他的心里东方的军人始终是一团解不开的谜。
  始终站在他身边的山田少佐心有不甘的说：“队长，就这么让他们扬长而去了？”
  武藤信义看了他的助手一眼，反问道：“怎么，你还想请他们下来陪你喝上一杯？”
  “我是真的不甘心哪！这毕竟是咱们重兵防守的中心地区，可竟让他们来去自由。而且还是在铁路线上……”
  “那又怎样？不错！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机车炸毁或掀翻，可你能保证车窗、车门、机车上安装的炸弹地雷不起爆吗？”
  “那……那我用什么担保啊？”
  “那你就闭住嘴，你就应当为能成功的交换战俘而感到庆幸。可以这样说，自世界战争史上有交换战俘的那一天算起，这是一次最不平等的交换。”
  山田少佐想了想又说：“难道我们手里就真的连张好牌都没有吗？”
  “好牌？”武藤信义苦笑着说：“告诉你，我们的手里不但没有好牌，而且是一张牌都没有。如果将军和大使与那个德国政府特使死于非命，或真的以战俘身份出现在外交场合。你让天皇与首相如何面对新闻媒体？怎么去向在野党解释？怎么去向反战人士交待？对于政府而言，这可能就不亚于一次政变了，至于这大东亚圣战可就真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山田少佐却颇不以为然的说：“我怎么看着有点像恐怖主义分子呢！”
  “呸”武藤信义吐了他一口。“这是战争行为，从军事和道义的角度而言无可非议。”
  山田少佐不好意思的搔了搔头，小声说：“队长。我有种预感，或者说是一种我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就我个人看来这是一场我们根本无法赢得的战争！”
  武藤信义心中不由得一震，他知道这个少佐成熟了。他深深叹了口气；“坦率地说我也是这样评价这场战争的。就拿淞沪战役来说吧。假如他委员长真想一打到底，淞沪战役的胜利者会是我们吗？”
  山田少佐沮丧的说：“别提了，那场战役我参加了。我们先后投入了九个精锐师团，兵力达三十五万余人，动用了三百余架飞机，七十余艘舰艇。打了足足三个月，我们阵亡四万五千余人，才拿下了上海。逼得东京大本营三易前线最高指挥官。战役开始头八天，我们就阵亡六千余人。不错！国民党投入的兵力高达七十万人，可他们根本没动用海空军，全凭陆军和我们硬拼了三个月。其中防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名士兵，在一个副团长的代领下竟然顽强地守了四天四夜。我们担任攻击的数千名士兵竟然寸步难行，真不知这仗是怎么打的？”
  “最后不也拿下上海了吗？”
  “唉——！”山田少佐沮丧地叹了口气，说道；“别提了，最后还是国民党主动撤出了上海，我们才白捡了个战胜者的虚荣。”
  “这就足以证明国民党完全有能力赢得这场战争。”
  “这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不一拼到底呢？”
  “这就是他委员长的精明之处了。看来他是以时间换取空间，以空间换取主动。他很清楚他的心腹之患，他的肘腋之痛并不是我们。他拖住了我们近70％的兵力，他拉长并分散了我们的作战物资，他逼得我们不得不两线作战。你知道自古两线作战就是兵家之大忌呀！这就足以拖垮我们哪！”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虽然赢得了淞沪战役，赢得了中国的广大地区，却已是强弩之末了呢”
  “至少我是这样看的。不错！我们是赢得了淞沪战役，也赢得了珍珠港战斗的胜利。可我们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输掉了大和民族的根本！我们是在为大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战，可实际呢？我们却是在为大和民族挖掘坟墓，因为我们做了一件揪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的蠢事！举起了一块远远超出自己体力的庞然大物！”
  “这样说来，我们岂不成了大和民族最不肖的子孙吗！”
  “是啊——！”武藤信义沉重地点了下头。“其罪当诛啊！”
  “那为什么不向大本营和天皇，提出我们的担忧呢？”
  武藤信义苦笑道；“谁不怕死呢？谁又敢说实话呢？况且，这种问题远不是我们这个级别的人敢想的。军人嘛，他的脑袋不是用来思考这场战争该不该打，而是用来思考该怎样打的。也许，这恰恰才是军人的可悲与可怜之处吧！”他的眼睛湿润了。
  山田少佐沉默了，他知道队长说的是心里的话。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却谁都没有勇气承认的事实！
  当时针渐渐接近凌晨四时三十分时。这辆历经生死浩劫早已千疮百孔的列车。终于在延吉车站外面停了下来。残破的机车不堪重负的喘息着，似乎在为自己终于完成了不该由自己承受的苦难而抱怨。暴雨早已停止了倾泻，浓浓的雾煺哟蟮氐幕潮е校凰克浚宦坡疲幌呦撸煌磐诺募烦隼矗瓿隼瓷诙稹＝械木拔锒剂衷谌榘咨纳凑手校购邝铟畹幕稻腿缤呛Ｊ序茁ブ械幕镁啊＞土撕褪髂径汲闪斯忠斓难Ｔ巫矗チ讼拭鞯穆掷；盗讲嗟纳铰秃痛粤郑赜底排ㄅǖ某课怼Ｖ还闯霾悴懵掷陌涤啊?br />
  浓雾中陡然飞起尖利刺耳的哨子声，日方的军警人员迅速撤离机车所在的区域。旋即，一辆带防雨篷布的军用大卡车缓缓向机车走来，并迅速将车尾靠在火车车门处。
  这时残破的车厢门‘咣当’一声被推开了，洛处长和范天华最先从车上跳下来。随后则是日本第七十五旅团长山口盛二将军，日本驻韩国大使熊本谦吉、德国政府特使、冯。施特罗德、女通讯士官及垂头丧气的女间谍云子。他（她）们的身上被绑满了炸药，没有人知道这些炸药的起爆装置是如何设置的？更不知道是由谁控制的？最后下来的则是疲惫不堪的小分队的成员，他们迅速将战俘弄上汽车，范天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他用手枪点了一下日军驾驶员的脑袋，说道；“开车，去机场——！”他这才发现原来机场与火车站近在咫尺，直线距离竟然不超过一千米。
  五分钟后汽车已直接停在一架银白色的道格拉斯C——47型运输机旁。机舱门被推开了，并缓缓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