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孤独。词的沉默发自上帝的沉默。
  张枣：关于沉默的神性也正是我在这儿想请教的。无疑在您的后期诗中，沉默越来越哲学和宗教化了，但这深化过程又是与对语言的怀疑共同产生的。我记得您在一首诗中说过：没有那个唯一的词，就没有其他的词。“那个词”显然是指《旧约》的第一句“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个词”（太初有言）。您是不是在教给我们一个寓言：沉默在注视我们。而我们看不见沉默？
  艾基：完全正确。我们看不见沉默是因为我们太虚弱，太胆怯，太没有能力接受孤独。我真愿意人有一个家庭就够了，但同时又相信，每个人都得那么一小份沉默和孤独，以便了解自己和面对世界。我们只是从创作的意义上来讲是孤独的，因为这时意味着跟神对话。我们得用意志力和感恩的心情来忍受孤独和沉默，并教会别人这样做，这是一个诗人的职责。
  张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沉默在说话，因为诗在说话，因为那个词在说话……
  艾基：当然这是个悖论，人创造沉默只能通过词，也只是通过词神才创造了无言和沉默。
  张枣：我觉得您诗歌的宗教性往往表现为一种牺牲精神。在《桦树瑟瑟响》一诗中；您说我们都在这世上瑟瑟响，接着又提到复活。您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如果十字架是空的，每人都得做好牺牲准备走上十字架？
  艾基：你提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问题，多么可怕的问题，只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狂热的人才会作脊定的回答。不，我们太卑微，太软弱，根本不值得被绞死。我只想叶大家学会哭泣，因为我们“瑟瑟响”不用多久就会停息下来。人是会死的。
  张枣：自尼采之后，在现代主义发端的那当儿，艺术家主要在控诉神的离去。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早已习惯、接受并且玩味这巨大的空白了。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艾基：我还在控诉。当我工作和创作的时候，我感到神是和我在一起的，但有时它离开我，因此我的诗充满了“离开”、“抛弃”这类词汇。但我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妥协，要知道，这是一种灵魂的妥协。艺术家用空白来代替神，无异于其他人用电脑和按钮来替换神。人们误以为电钮一按，美好的生活就来临，这只是幻觉而已，德国诗人冈特·艾希说：“你们的一切梦想都只是欺骗。”
  ——摘自艾基的访谈录
  四
  1992年夏天，即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结束不久，我又在哥本哈根见到艾基。那时，我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Arhus）大学教书。艾基和我是应丹麦诗人鲍尔·博鲁姆（Poul　Borum）之邀，到他创办的作家学校讲课。
  博鲁姆在丹麦文学界是个传奇人物。单看那样子就不一般：他方头大耳，秃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和金属纽扣的黑皮夹克，腰系宽板带，脚蹬铜头高统靴。他也是艾伦·金斯堡的朋友。有一阵，博鲁姆在报上开专栏，痛斥那些伪冒假劣的诗人，被称为“博鲁姆法庭”旷但我所认识的博鲁姆，刚好跟他那泣江山斥鬼神的“恶名”相反，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这是题外话。
  在作家学校，我和艾基先读了自己的诗，然后跟学生们座谈。博鲁姆像尊弥勒佛，笑眯眯地坐在我和艾基之间。他虽慈眉善目，但有一种威严，话不多，学生们却奉若神明。记得艾基谈到他在高尔基文学院当学生的经验。他说，他在那儿呆了六年，直到1959年由于跟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被开除，而他在那儿学到的只是知道什么东西不该写。对于作家来讲，这也许是个重要开端。博鲁姆赞赏地点点头，他是那种喜欢所有异端邪说的人。在他的鼓励下，学生们开始提问题。我们在回答时，发现竟有不少共同之处。
  晚餐后，我跟艾基及夫人戈林娜（Galina），还有我的丹麦文的译者安娜（Anna）到一个洒吧继续喝酒。艾基只说俄文，戈林娜会讲德文及一点儿英文和法文，安娜的法文流利，而我除了中文和一点儿英文，于脆什么都不懂。我们重合的部分很少。好在有酒，所有的语言障碍都能跨越。艾基酒量很大。他谈童年，谈故乡，谈莫斯科的地下文学。最后安娜先走一步，留下我和艾基夫妇。我们聊得更欢了，我估计连我的中文他们全都听懂了。我完全不记得最后怎么散的，估摸全都喝醉了。
  1993年春天，我参加在柏林举办的中国文化节。那几天，我常到顾城在柏林的住处做客，他是德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DAAD）的客人。他告诉我，楼下住的是艾基夫妇，他们总是提到我。我下楼去拜访他们。我们用简单的英文交谈。没有酒，双方都挺拘束。他们也是DAAD的客人，对德国人对他们提供的条件很满意。我提到德国阴郁的冬天，戈林娜说这儿比莫斯科的冬天好多了。汜得顾城戴着他的高筒帽子坐在旁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显得局促不安。我们的礼节性拜访很快就结束了。记得艾基在整个过程只是笑眯眯的，偶尔蹦出几个俄文词，其中只有一个词我听懂了：“很好”。
  1994年春，我在美国收到一封来历不明的信。查字典琢磨了半天，才知道来自楚瓦士共和国，即艾基的老家。原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主义颓废派”而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艾基，突然被封为国家诗人。楚瓦士共和国要请各国涛人去参加他六十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我最终未能成行。后来听说艾基在寿宴上喝多了，住进了医院，大病一场。
  五
  房子——在世界的小树林中
  ——给小阿丽桑德拉
  房子——或世界
  我走下地窖
  那是个白色日子———我
  去取牛奶——它漫长
  和我一起：它是
  白昼——像河流：溢满
  光线在膨胀
  跃入世界：我
  是一个事件的创造者
  在开天辟地的
  时代——
  去地窖——很久前——简单持久——
  雾中小树林是白的
  而这
  持罐的孩子——注视宇宙——和天空
  放声歌唱——像首特别的歌
  被女人
  传遍世界——简单闪耀在白色
  运动中——进入延伸的田野
  我从声音中开始——
  做——一个宇宙之子：
  我曾是——它唱过的一切
  （北岛译）
  这首诗一开始就把房子与世界并置，强调其开放性——孩子去地窖取牛奶绝非仅仅个人怀旧，而是对人类源头的回溯。牛奶因而获得独特的象征意义，白色日子以及进一步引申的河流、光线都与牛奶相关联。白色在艾基的修辞中，有着纯洁和本源的含义，与牛奶契合。我，这个去地窖取牛奶的孩子，是一个事件的创造者，在开天辟地的／时代——正是在创造的意义上，我代表人类的精神起源，即宇宙之子；地窖甚至让人联想到子宫，与开天辟地的时代相呼应。
  在第一和第三段中间是过渡：去地窖——很久前——简单持久——意味着从未间断的传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衔接。
  白色在第三段的开端再次出现，与题目相呼应：房子——在世界的小树林中。这持罐的孩子代替了我，拉开了距离，其中是简单持久的时间，而空间也发生了变化——从房子内部转向世界：注视宇宙——和天空。而他唱的是首特别的歌，被女人／传遍世界。这是首什么样特别的歌呢？是爱。正是有了爱，人类才得以延续：简单闪耀在白色／运动中——进入延伸的田野，与被女人传遍世界的歌有并置关系，是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伸。正是在人类的这一伟大的精神传统中，我从声音中开始——
  最后一段的两句用了两种动词时态：第一句是动词原型to　be（去做），第二句是过去时I　was（我曾是）；而两个破折号后面是宇宙之子与它唱过的一切。诗人通过这一形式，把过去与永恒，孩子与歌声交叉在一起。
  这是一首完美而独特的现代抒情诗。我们会注意到，和他的前辈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同，艾基的策略是改变句法结构，用短语的并置来代替意象性铺陈，重新处理标点符号，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俄国诗歌体系。这应追溯到马雅可夫斯基对俄国诗歌的革命性影响。可惜马雅可夫斯基并未能走得太远，他的自杀似乎是其诗歌内在冲突的必然结果。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俄国诗歌中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模式，任何挑战必须从诗歌的形式开始，从语言的内部开始。
  六
  楚瓦士语是艾基的母语，这使得他一开始就和处于称霸地位的俄语保持某种距离。直到1948年发现马雅可夫斯基以前，他对俄国现代主义诗歌几乎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到欧洲和亚洲寻找精神源泉。从1953年到1959年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期间，他开始自学法文，从波德莱尔这位现代主义诗歌鼻祖起，一直抵达勒内，夏尔这座让他敬仰的高峰。1968年由他译成母语的法国诗选，在楚瓦士一抢而空，他因而获得法国文学院奖金。与此同时，像克尔凯郭尔、尼采、卡夫卡等大师，为他在精神上打开重重大门。
  他的另一精神源泉是楚瓦士文化。楚瓦士是个只有近两百万人口的小民族，是匈奴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后裔。自十六世纪中叶起，楚瓦士就成为俄国管辖的一部分。四五百年来，这块土地一直被强行实现俄罗斯化和基督教化。然而，在其峡谷和森林的深处，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一种，和俄语完全不同的突厥语系的分支。古老的异教已大体消失，而传统农业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仍在，与苏联所推行的都市化工业化并存下来，其中包括特有的诗歌文化——据说在楚瓦土，“每十个农民就有一个是诗人”。
  1934年8月，艾基生于楚瓦士南部腹地的村庄沙莫兹诺（Shaymurzino）。他原名叫里辛（Lisin），后改成艾基（一个楚瓦士部落的名字）。他父亲是村里的俄文教师，曾把普希金的诗歌翻译成楚瓦士文。他于1942年死于前线，留下孤儿寡母。艾基中学毕业后，在本地师范学院读书。由于得到一位楚瓦士著名诗人的赞赏，在他举荐下，艾基于1953年来到莫斯科，到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他的余生大都住在莫斯科；他结了四次婚，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女儿名叫沃罗尼卡（Veronika），他为女儿专门写了本诗集《沃罗尼卡之书》。
  艾基诗歌的英译者皮特·佛朗斯（Peter　France）这样描述工他的故乡：“1989年我头一次去沙莫兹诺（此前那整个地区是禁止外国人去的），尽管有现代化机械、学校等等，它仍是个你可以感到古老生活方式的地方，坐落在广阔的黑土地、森林与峡谷中，它们凸现在艾基诗中。由木房子和牲口棚组成的村庄很好客，泥泞的街道到处是鸡鹅，侧翼有一片古老的墓地，充满弯曲的十字架，我们在艾基外祖父的墓上用啤酒祭奠，他是村子里最后的异教‘牧师’之一。”
  世界性的视野和诗歌中的反叛精神，使他被官方视为异端。五十年代后期艾基住在莫斯科远郊的彼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邻居。那时艾基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帕斯捷尔纳克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两人相差四十四岁，尽管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不同，却成了莫逆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Nazim　Hikmet）的鼓励下，艾基改用俄文写作。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后，受到官方的猛烈围攻，甚至面临驱逐出境的威胁。1959年，由于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特殊关系，艾基被高尔基文学院开除。
  艾基在1993年接受英国杂志《审查制度索引》（Index　Censorship）的采访中说：“……1958年以后，由于反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件，我被逐出文学界。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能回到楚瓦土。因而留在莫斯科，既无许可证也没有钱，只能在火车站过夜。幸运的是，在1959年我遇见一批地下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下子救了我。我们分享共同的关切与志趣。”
  作为地下作家，日子艰难，艾基主要靠翻译为生。他并未直接卷入持不同政见的运动，而是与那些地下艺术家为伍，坚持写作。从六十年代初起，他的书先在东欧，随后在法国和德国等地陆续出版。而国外的名声不仅没有得到苏联作协的认可，其诗作出现在海外侨民刊物上更是雪上加霜。直到1987年，楚瓦土报纸《青年共产党人》副刊以小册子的形式，首次用俄文和楚瓦士文发表了艾基的诗。不久他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