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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土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
  这么说，她还真是部队上的人。但我这么问她后，她又说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问：“算一半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部队上的家属。”
  就是说，她男人在部队上。
  我又问她是哪边的部队，她说这个不好说的，她男人的部队是保密部队。
  我说：“既然你男人在部队上，怎么会落难呢？部队上的人是没人敢欺负的。”
  她说：“是他先落了难，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难。”
  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
  就这样，她一边看着我给她弄吃的，一边回答着我问的一堆子问题，到她坐下来开始吃饭时，我对她的情况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说不知晓，一说吓一跳，她男人不但在部队上，而且还是个大官，团级干部！团级干部啊，那要管多少个连长！这么大的官，还是军官，我想不出还会落什么难。
  她说：“谁也没想到，简直像做噩梦啊，头天还好好的，还在大会上讲话，读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队卫兵就冲进我家里，把他从床铺上拖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我问是为什么，她受惊地叫起来：“只有天晓得！”
  我又问：“押走后又怎么了呢？”
  她讲道：“过了几天，他们把我也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油库里，审问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错误。可我不知晓他犯了什么错，怎么交代？我不交代，他们威胁我，抗拒从严，要枪毙我。”
  我问：“你就这样逃跑出来了？”
  她说：“不，都是铁门铁窗的，怎么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势萎了，要加柴火。我添过柴火后，她接着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个部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男人写的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长求救，否则……”她摇着头憋出几个字，“我男人说，只有等死！”
  我记得，她讲这位老首长是个真资格的老红军，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南京军区当大官，好像是什么参谋长，她男人曾经给首长当过三年警卫员，她自己也曾在首长家当过多年保姆，后来他们结成夫妻还是首长夫人做的媒。可以想，这时候，只有去找老首长，才有可能救他们。但是，怎样才能逃出去？
  她说：“门窗是锁的，外面还有专人看管，简直没有一点可能。天黑了，夜深了，我想的一个个办法都实现不了，我急得一头撞在墙上，只有哭，没有任何办法。后来，都到后半夜了，门突然被推开，进来的是我男人的老部下，就是下午给我送纸条的同志。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找了一根木棍，递给我，要我狠狠打他一棍逃走。他说我必须打他，否则他说不清的。他几次催我打啊打啊，还把头伸给我。我拿着木棍，试了几次，都下不了手，急得乱打转。最后，他看我实在不行，又拿回木棍，自己朝自己头上往死里猛击了一棍，当即头破血流的。我吓得哭起来，上去捂着他伤口，他推开我，喊我快走。当时是夜里两点来钟，他说到明天早上八点会有其他人来接班，就是说我有六个小时逃跑的时间，并且告诉我逃跑的路线。我哭着往外走，刚出门，他又喊我回去，塞给我一把沾了血的钞票，后来我数了，总共是十八元零四角。这一定是他当时身上所有的钱，也是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钱。”
  说到这里，她要我原谅，意思是她刚才说身上没钱是假话，骗我的，只是这钱要留着赶火车用，现在她一分都不敢用。这我是想得明白的，在不知去南京的火车票要多少钱之前，她当然不敢乱用这钱。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要坐火车，其实蚂蟥山那头便有个火车站，是隔壁临水县的，为什么她不在那边上火车，专门翻过山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节约一两毛钱吗？
  “不，我是担心有人来抓我。”她解释说，“我们出门都会在那儿赶火车，所以他们要抓我，肯定会派人去那边守着的，我去那儿就是自投罗网。”
  这么说，她的部队应该就在临水县。后来，她也承认了，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饭莱差不多已经热好，饭是剩饭，菜是半碗老白菜，还有一小碟萝卜干，都是蒸一下就好的。我揭开锅盖，把菜从蒸笼里端出来，她看见了，上前来，把菜从我手上接过去，端到桌子上。然后，我帮她盛饭，用的是一只海碗。锅里的饭大概有一碗多，这本来是我明天早上煮泡饭吃的。我总是这样，煮一锅饭吃两顿、三顿，甚至几顿、几天。什么叫孤老头子？这就是孤老头子，把烧饭和吃饭当着罪受，能偷减一点都是好的。
  我盛了一铲，又一铲，盛第三铲时，我又把盛好的饭倒进了锅里。我不知她在背后有没有瞅见，瞅见了又会怎么想。怎么想？肯定以为我是心疼这白米饭，不想给她吃这么多。其实，我是想给她捂两块肉在饭里面。是肉啊，两块油汪汪、香喷喷的肉！这肉看起来脏不拉几的，上面沾着蚂蚁一样的黑家伙，那是霉干菜渣子。但吃起来馋人得不得了，香啊，好吃啊。除了过年过节，这是我平时间能吃到的最好的莱，这边人都管它叫霉干菜蒸肉。霉干莱是不值钱的，村子里谁家都储着一两坛子，要从冬天吃到夏天；值钱的是肉，那年头简直比人还值钱，没有谁家不稀罕的。其实，刚才给她准备饭菜时，我是看到这碗肉的，只是想它太稀罕，自己都不忍心吃，藏着，偶尔才打打牙祭，便没拿出来。但听她讲过那些后，我真正有些同情她，所以又决定拿出来了。没有热过，是冷的，重新热一下又太麻烦，所以我把它放在碗底，好让饭把它焐热。
  屋里只点一盏松油灯，借着灶膛里的火光，才显出一份亮堂。不过，我在往她碗里夹肉时，柴火已经熄灭，屋子昏暗昏暗的，加上她又在我背后，根本不可能看清我往碗里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她吃掉大半碗饭时，才发现是两块肉。这时候，两块肉已经被饭焐得热乎乎的，钻出一股诱人的肉香和油气，满屋子地窜，馋得我口水直冒。她看着两块肉，像受了我什么大安慰似的，感动得眼眶都湿了。她抹了把眼睛，对我说：
  “大伯，你是个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说：“锅里还有饭，都吃了吧。”
  说着，我往外间走去，又听到她在背后说：“只要我男人翻了身，我一定要报答你，大伯。”
  一个团长要报答我，这事情光想一想都觉得乐。心里乐着，就又有了烟瘾，于是我坐在门口刚才她坐的凳子上装烟。烟才装好，还没点火抽，我听到她起身又去盛饭的声音，一铲又一铲的，听声音就知晓，她在把每一粒饭都往碗里铲。我想，她平时的饭量不应该会这么大的，那饭量比我还大，还有两块肉。看来，她确实是饥慌了。，后来，烟还没抽完，我又听到她起身的声音，把碗筷丢进锅里，还舀了水，是要洗碗的样子。我没有起身，只是喊她别管，我会洗的。她嘴上答应好的，但还在继续洗。我又说，时候不早了，你还要找地方过夜呢。这么一说，她马上丢了碗，出来，立在门口，对我说：
  “大伯，我没地方去，求你再行行好，收留我一夜。”
  我说：“我是一个人住，不合适的。”
  她说：“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大伯。”
  我说：“相信我也不行，没地方的。”
  她说：“就让我在凳子上坐一夜也行。”
  最后，当然不是她坐，而是我。不过，我也不是坐，而是把柜台放倒在地上，像模像样地搭了个铺。我的柜台以前是有一面玻璃的，只有一面，是朝外向的一面，这样人进来，柜台里有什么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几年前，治保主任喝醉了酒来我这买香烟，走到玻璃跟前还在往前走，结果一脚把一整面玻璃踢成了几块。他本来答应赔我一块玻璃的，但最后赔的是一块木板，是他兄弟来钉上去的，还上了两层油漆，说这样比一块玻璃还值钱。值不值钱不好说的，但做柜台肯定没有玻璃受用，只是当床铺要比玻璃受用。那天晚上，我就在柜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朦胧亮，她就起了床，要赶路的。我下了一挂面，又烙了两张饼，面我们两个人吃了，饼我都给了她。她接过饼的时候，又对我说了晚上的话，说我是个好人，哪天她男人翻了身，一定要报答我。
  我开开门看，天已经亮堂，要不了一会儿，村里人就会出来倒夜水。我不想让人看见她在我这过夜，便催她快走。她本来就急着要赶路，说走也就走了。走前，她跟我扎扎实实鞠了个大躬，头低得头发都倒挂了。
  因为跷脚不便，我只是立在门口送她，她走一会儿，回头看我还立在门口，又对我鞠了个大躬。就这时候，我突然有种冲动，又把她喊回来，给了她五块钱。
  说实话，这是我当时身边仅有的钱，剩下的都是毛毛钱，总共加起来也没一块钱。她死死盯着钱，却不敢来接，可能她知晓这钱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吧。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对她说：
  “拿着吧，万一你身上的钱不够买火车票呢。”
  我想得到，这样说她一定会把钱收下，却想不到，她收了钱会哭起来，跟着还要跪下来谢我。算我手快，及时拉住她，没有跪倒在地。我责怪她：
  “这又何必呢。”
  她挂着泪讲我太好了。我说太好你也不要下跪，我受不起的。她讲我比她亲爹还好，受得起的。我的年纪是可以当她爹，有那么一会儿，我真觉得她就是我闺女，嘴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闺女。催她走。
  我说：“闺女，时候不早了，你赶早上路吧。”
  她说：“大伯，从今后你就是我亲爹，我死了也要报答你。”
  我说：“人出门在外，不要说这种倒霉话，还是活着来报答我吧。”
  她说：“好的，我活着来报答你，亲爹。”
  这时，不知谁家传来开门的声音，我觉得再不能耽误了，又催她走。可她又是哭，又是夸我，又是谢我的，老是走不了，我索性把她推出门。我怕她还不利索走，她一出门，我就关了门，躲在窗洞后面看她走。她好像知晓我在窗洞里看她，走几步，回头看看，有时还挥手，就这样拖拖沓沓地走了。
  天还早，空气里还没有一点白天光的热气，屋子里浮着一层凉了一夜的潮气。我立在窗洞后，一直看着她走远，立得脚都觉得凉了。最后，我看见她消失在清冷的天光中，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好像时光又倒回到很多年前，二哥刚走的那一阵子。那阵子，好多天，我都一个人蜷在蒋先生的豆腐坊里，默默地哭呢。
  三
  阿木老师以前当老师时，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的。现在他得了风瘫病，整日困在床榻上，养成了每天晚上都看电视的习惯，所以时间变成是一夜一夜过了。我的时间一向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去镇上进一回货。镇子不远，七八里路，只是没有公路，像我这样的就很不方便。村里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么走？我每次都是坐对门老三的独轮车去的，去一个来回给一个工钱。以前，一个工钱才几毛钱，慢慢涨了，涨到几块，十几块。去年开始，老三出不了车了，他比我还大三岁，快八十的人了，老了，手上脚上都不大有把车的力气，只有喊他儿子送我。他儿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说要涨五块，我好说歹说总算降了两块。可我还是觉得多，二十三块哪！我一个月能挣几个二十三块？都看见的，这些年，镇上村里，大店小店，开了一爿又一爿，谁还来我这买东西？来人已少得可怜，而工钱又一年年涨。所以，阿木老师讲得对，这些年，大伙的日子都是越来越好过了，只有我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不好过也得过，一个个月地过，一个个月地去镇上，把货弄回来，挣工钱和饭钱。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是在一次次往返镇上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