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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毕业后，本来是被学校破格保送到北大中文系去深造的，但当时苦于小学教师质量不高，和许多计划送师院的同学一起留下当小学教师。当时的一代青年心中是无〃　我〃　的，个人理想和祖国前途几乎是一个字眼，我主动要求离开市区，到远郊区去任教。在颐和园后的小镇——青龙桥，我当上了四年级学生的班主任。这些日子，我发表了小说《远离》，《芦花开放的时候》等五、六篇小说。一九五四年春——我任教还不满半年，就被《北京日报》调走，先任文艺部编辑，后任农村部记者。记者的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因而带来了创作上的丰收。我在两三年内先后出版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两个散文、短篇小说集，一九五六年底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河春晓》。经康濯同志介绍推荐，同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一年开始了不拿工资的专业的文学创作生涯。
  通过这些极其简略的介绍，你不难看出，我虽然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但因个人的不幸遭遇，在感情上和新中国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不难看出我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并非我是什么天才，除了童年的逆境中，锻造了我的坚韧力量之外，完全是新中国的赐予。我在刚解放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愿意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去忘我奋斗。当我二十四岁，正准备写北京青年垦荒队开垦祖国边陲的长篇小说时（我曾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两次深入北大荒青年垦荒队生活），一场人所共知的历史风暴平地而起，我和我的爱人——出身于革命家庭，十七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妻子，一起被卷进了风暴的漩涡……一下，就是二十一个年头。
  二十一年后，当真理纠正了谬误，党召回他怀抱中的蒙冤儿女时，我已是黑发中出现了银丝的中年人了。这二十年中，我和她在漫漫长途中跋涉。走过了许多人难以思议的痛苦里程。这几年，我的笔下所以如地下原油喷涌而出，应当说是生活的恩赐。我在劳改部门的〃　大墙〃　内外，先后干过铁矿、煤矿的掘进工，化工厂的漂粉工，车间的车工和铣工；当过砖窑的出窑工，制坯工；赶过马车，种过稻田，管理过园艺。象《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劳动场面，与其说是描写别人，不如说是自我照相。极其严峻的生活考验，信念考验，交织而来。来自精神和肉体的超负荷重压，几乎使我们承受不住。特别是我们夫妻双双进劳改队，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刚刚落生的小儿子，是我肩上最沉重的包袱。这里，我要向你写上两笔我的母亲，她年轻时丧夫，在苦难中把我抚养大了；一九五七年后就又担起抚养刚刚一岁的孙子的任务。在社会对〃　右派〃　舆论的刺激和压力之下，她所经过的磨难，实际上比我的还要沉重；但是这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妇女，在二十年的艰辛处境中，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力量，不但把孙子抚养大了，而且使孩子在动乱的十年没有沉沦，一九七九年在我们没有落实政策时，没有任何〃　后门〃可走的情况下，叫孩子考上了全国只取五个插班学生的中央美术学院。
  听起来，这似乎象个童话，但确是事实。她从不向我们述说她含辛茹苦的生活，以减少我们的精神负担。应当说，我能坚强地生活下来，除了对真理的坚信之外，也从母亲身上汲取了坚强的力量。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写北京青年开拓荒地的），没有对党的坚信，怎么能在那样的困境中，动手来写小说呢？小说写了二十七万字左右时，因我调离了京郊的劳改场地，把小说初稿存在家里；〃　文化大革命〃　中它和我的许多书籍，都在火光中化成了灰烬。
  我的确是很心疼它的，但是我认识到〃　十年浩劫〃　不是一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个人所蒙受的损失，与国家相比简直不如一根鸿毛。你信中提到，〃　读我的小说时，虽然充满了严峻的历史真实感，但不感到消沉，作品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我想，追根渊源，还是因为苦难并没有能熄灭我对新中国的爱恋之故吧？！
  〃　文革〃　期间，极左思潮把我和我的妻子冲到了山西。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开始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我们的枕边，总放着一本方志敏烈士写的书——《可爱的中国》，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激励自己奋进的精神武器。我的小说《伞》中写的那些情景基本是我们在〃　那个年代〃　的影子。除了这本书之外。我走到哪个〃　驿站〃　带到哪个〃　驿站〃　的文学书籍有：孙犁的《荷花淀》，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和别林斯基全集。这些书是我年轻时代就喜欢读的。但从生活给我们带上沉重的枷锁之后，我的文学兴趣，似乎随着生活轨道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于是在我身边多了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喜欢它们笔下的严峻和深沉，尤其喜欢雨果笔下排山倒海般的悲壮力量。如果说，在打倒〃　四人帮〃　之后，我陆续发表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遗落在沙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等，明显地表示出风格的突变，这首先是苦难生活的功劳，其次是雨果作品给我的影响。我读《悲惨世界》中描写冉阿让和劳汀的某些章节时，常常热泪夺眶而出，继而拍案而起。
  在这么多年的艰难生活中，我还常常把使人振作坚强的哲理名言，牢记在我的心头。
  俄国大批评家说：〃　苦难是所最好的大学〃　，我记下了。巴尔扎克说：〃　苦难是个老师〃　我也记下了。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一书中，曾借人物之口写出人对逆境的处世哲理；他说：〃　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　我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坚强，而不能颓废，更不能自甘堕落。
  也许正是由于这么多推动我前进动力之故吧，在社会的最底层——劳改队，我还常常爆发朦朦胧胧的创作冲动。虽然这纯属于〃　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但也是精神上的安慰之一。一九六三年，我已经是因表现好而提前撤销劳教处分，摘了〃　右派〃　帽子的公民了；但当我把一篇名叫《彩凤打擂》的小说寄给《中国妇女》时，最初编辑部告诉我，小说写得非常精彩，已决定发表；但过不久，编辑部用墨笔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字里行间充满对我的同情，但委婉地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又停排了。这个教训告诉我，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还是被专政的〃　公民〃。从此之后，头脑里虽常有创作火花的闪现，我都把它〃　库存〃〃冷冻〃　起来了——再没动笔。直到一九七五年，〃　反右倾翻案风〃　甚嚣尘上时，我作为一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实在感到闷得喘不过气来时。我在黄河之滨的一个劳改农场，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写了带有自传小说意味的《远去的白帆》（见《收获》八二年第一期）。直接引起我创作冲动的是，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劳改队指导员，从而联想起二个〃　左〃　得出奇的人物——罗锅队长。事情发生在你信中问起的〃　西荒地〃　，有一天，劳改队进行搜书，我打开箱子把我过去出版的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高尔基写的《母亲》，一块拿给他。他没收了我写的小说，并不使我意外；但是他拿走《母亲》我则不能心服。
  我说：〃　这是高尔基写的。〃
  他说：〃　谁管他叫高尔基低尔基的，没收。〃
  我说：〃　列宁都称赞过这本书。〃
  他说：〃　外国书没有好的，都不能看。〃
  我说：〃　《共产党宣言》也是外国人写的。〃
  他朝我喊道：〃　你这个'　右派'　太嚣张了。〃
  权力战胜了真理，愚蠢吞没了知识。我对这场〃　戏〃　记忆犹新，在我想起这个人物，以及他的一连串行为时，我拿起了笔。刚才这段妙趣横生的对话，原封不动地写进我的作品。
  仅举这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使我积累了许多作家根本无法踄猎的生活。从一九五七年之后，〃　牛不喝水强按头〃　，一下使我沉到〃　海底〃　，在〃　海底〃　捞的是珍珠、珊瑚，比漂在〃　海〃　面上捞海带，或站在海滩上捡贝壳，当然收益是大多了；但是交出去的学费也是昂贵的——我付出去二十年的青春年华。孙犁同志在我刚刚返回文坛时，在信中鼓励我说：〃　这么多年〃　你有得有失；从文学工作这个角度上讲，你得比失多。〃　老师的话很对，我可以说自己是个占有生活的富户了。
  孔罗荪同志在一篇《我们需要中篇小说》的文章中，称赞《大墙下的红玉兰》，起到了短篇小说《班主任》的作用，〃　把中篇小说推向了时代的前列〃　（见《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我认为这是前辈作家对后来者的鼓励；让我自慰的倒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我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虽然它是第一个描写了监狱生活的作品，却和三中全会的脉搏相通；并且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暗夜，勾了一幅形象逼真的画面。
  我很笨拙。我不太相信〃　灵感'　而相信生活。其它几部反响比较强烈的中篇，如《泥泞》，《遗落在沙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都不是面壁虚构的〃　灵感〃　显圣，而是来自于坚实的生活。当然，艺术创作不是机械地照相，需要艺术加工；但是我这些中篇里的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依据，甚至有其生活的原型。我将这些年的生活，写成小说，不外是对历史进行〃　反思〃　，表现自我的爱憎，为使已经过去的历史悲剧；不在今后的岁月中重演。我要求我的作品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既不粉饰生活，也不歪曲生活。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主观倾向性大于客观真实性的时候，作品就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写出谎言文学——制造象〃　大跃进〃　时亩产万斤那样并不存在的神话；要么扭曲生活本来面貌，把新中国的历史写得漆黑一团。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我力避之。
  此次，我去澳大利亚访问，一个外籍汉学家曾就我的小说，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　您写的几部悲剧性的小说，我都看了。〃　他说。
  〃　您有什么想法，〃　我问。
  〃　我到过中国，您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可是您写的东西，和苏联索尔仁尼琴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不太一样。〃
  〃　您的评价，使我很高兴。〃
  他很不理解地说：〃　为什么？〃
  〃　坦率地告诉您，我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主观倾向性大于对客观真实性了，因为他抱有强烈的仇恨情绪，因而在他笔下没有一个好人。苏联统治集团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历史的趋向相悖，但不能说苏联的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好人。您认为这是生活的真实吗？〃
  他说：〃　您指他哪一部作品？〃
  〃　比如《癌病房》。〃　我说，〃　只有那个大夫是个善良的人，其余的人都是愚蠢、麻木的冷血动物，您认为那是客观真实？还是索尔仁尼琴发作了仇恨的歇斯底里症？〃
  他问：〃　那么，您是怎么写那些劳改生活的小说的？〃
  我回答得很明确：〃　我在处理这些悲剧性题材时，是把个人所承受的痛苦，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我笔下的受难者，如《泥泞》中的高水，《遗落在沙滩的脚印》中的陆步青，《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葛翎，以及《远去的白帆》中的自我形象，都是爱国主义者。我在描写我过去的生活时，不漏掉那些坏得流脓的人物，也不忘怀那些好的干部。那些好同志，在我痛苦的里程中，帮助过我，安慰过我，给我以精神的火光。〃
  他半信半疑地问：〃　您能不能用事实说明？〃
  我仅对这个汉学家，讲了一件事：当我刚进劳改队的时候，一个劳改队干事没收了我的一支派克笔。后来劳改队不断转移，我已经忘了这支笔。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在和另一劳改干部闲谈时。提到了这件事，过了不久，这支派克笔被追回来了。同时，那个劳改干部，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的收尾尤其使我感动。他写：〃　相信历史吧！有一天，你还会拿起这支笔来的。是金子就要经得起冶炼……〃。我告诉那个汉学家，类似这样的干部，在劳改部门并非一个两个；有个负责改造〃　右派〃　的指导员，许多〃　右派〃　都成了他的朋友。我返回北京不久，专门去探望他，感谢他在极端困难的岁月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我们坐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