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中第一幅画就吸引了观众的眼睛，那是一幅以《北国草》为题的大幅油画。不用去看画角上的署名，只从画面上那刚劲的笔锋和纤巧的布局，我就知道它出自于诸葛井瑞的手笔：画面上的天空，奔跑着翻卷的云朵；画面上的大地，挺立着一丛丛直戳天空的剑草。翻卷着的云是灰色的。直立如剑的劲草是绿色的。尽管观众站在这块以灰、绿为主色的画布前，听不见一丝北国喧啸的风声；但我从飘飞的乱云和剑草的微微倾斜中，顿感莽莽荒原的疾风扑面而来。画面的灰绿之间，微露着石碑的一角。一个被莽原劲风吹散了银丝头发的老者，望着石碑状如凝思，又好像在回忆流逝了的往昔——我认出来了，那是马俊友的母亲。邹丽梅似乎比过去结实了一些，她身穿着医生们常穿的白衫，手捧着一束色彩斑斓的野花，正深情地凝视着全体垦荒队员的伟大母亲；她身子略略前倾，似想把这束花呈献给老母亲，但又唯恐打扰老母亲的沉思似的。而犹豫不前。最使我深思的是，石碑后的那个人物形象，他身材魁梧，手挥铁锨正在给坟墓培土。由于诸葛井瑞勾画的是他的侧影，我仔细分辨了老半天，才识别出来——他是以力大、憨厚、诙谐、乐天闻名全队的大个子贺志彪。
  贺大个儿为什么被诸葛井瑞摄入画面呢？我久久地对着画面思索。是诸葛井瑞信笔由来的即兴发挥？还是对邹丽梅命运发展的真实描绘？忽然，我从画面上的那棵老橡树上，得到了一点启示：那棵被荒火烧去树冠，只剩下半截树墩子的老橡树，在诸葛井瑞笔下，竟然从乌黑的干躯上，神奇地抽出了一条条浓绿新技；那舒展的枝枝蔓蔓，覆盖着石碑，伸向广漠的荒野。
  它，寓意着什么呢？
  仅仅是赞美马俊友的生命常青？不尽然吧！如果单纯是这样的含意，为什么非把贺志彪的形象画上画布呢？也许通过这棵枯木逢春的老橡树，在影射邹丽梅和贺志彪之间的什么东西吧？那么，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站在画面前，拼命搜索着昔日在荒地的生活记忆，寻找着他们之间的衔接点。终于，我回忆起来了：贺志彪在北大荒多雪的冬天，以及在麦熟时节的盛夏，曾默默地为邹丽梅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也许他们之间的同志爱，在共同的生活中升华为爱情了？！
  谁知道呢？
  观众潮水般地从我身旁流过，我象潮水中的一块礁石，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我虔诚地祝愿，这不仅仅是一幅画，而是生活的真实，——因为贺志彪和邹丽梅都有着善良而美好的心灵……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日初定于北京
  七月十六日修定于北京
  附录：
  文学的梦
  ——答鹰义
  彦火兄：
  一九八二年三月，赴澳访问时，两次匆匆路过香港，没能回答你询及我的创作问题，实因时间过于紧迫，想能谅解之。归国不久，又接到你的来信，向我提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要我作答；老实说，我实有小学生面对考卷之感，心甚惶恐。我的理性思维经常是个负数，近几年来，虽然也写了几篇有关创作体会一类的文章。但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系统地总结过自己的创作道路。在你的启迪之下，我翻阅了你编写的《中国当代作家风貌》第一辑，觉得你的立论清晰，思路奇巧，不失为科学性与文艺性融为一体的作家传记丛书，因而，我拿起了笔……我想。按题解答你询及我的问题，似太受束缚，还是用摆'　龙门阵〃　的方式，海阔天空地漫谈，更容易激发起〃　灵感〃　，召唤起已经逐渐遗忘了的感情回声，你说是吗？
  我落生在旧中国三十年代（一九三三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代官）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里。据我的长辈人告诉我，祖辈原籍山东，不知是哪一年，山东闹了水灾，挑担逃荒至河北落脚。初到代官屯这个傍山依水的小村庄时，我祖父的父辈人开了一座豆腐房，走村串店卖豆腐，从而把赤贫变成了小康人家。也许是祖辈人深受没有文化之苦，我的祖父发奋读书，考上了满清末年的秀才。所从，从我在村口大庙堂里上小学第一堂语文课，摇头晃脑地读着：人、手、口、刀、牛、羊时，祖父已经用填鸭的方式，在家里叫我背〃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的千家诗了。说实在的，当时幼小的心灵，根本不理解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的诗意和意境，祖父的填鸭式的灌输，只不过在我童年的心田里，起了形象思维的播种作用罢了。
  到今天我也不能理解，我和我的父亲有着那么大的差异。三十年代时，开设在天津的北洋大学，是全国理工科学生人才荟萃的地方；我父亲从河北遵化县五中毕业之后，竟在几千名投考北洋大学的学生中，考取了第一名；而我的算术却糟糕得要命，总是在六十分上下转悠，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代数竟然得了〃　大鸡蛋〃　；因而留级一年。我对理工科毫无兴趣，却对文艺书籍废寝忘食。医学上的基因遗传学说，没有在我的身上找到验证。
  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除了有残破不全的《三国演义》、《石头记》、《水浒传》等文学书籍外，其它都是武侠小说，如《小八义》、《大八义》、《施公案》、《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我无一例外地都拿来解饥。回忆起来，这些杂乱书籍，不能说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没有影响；但仔细地回首童年，对我形象思维启示最大的，还是盛唐的诗歌。我当时虽然不可能理解它的深奥意境和艺术上的完美，但它刺激我，朦朦胧胧地认识人生，认识美丑。记得，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杜甫〃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佳句。我所以喜欢杜甫这样冷峻的诗句，和我并不幸福的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家庭，尽管居于和酒肉无缘的书香门第，但旧社会尔虞我诈的投影，依然在我的家族中留下浓厚的痕迹。我的父亲，活到二十八岁——在北洋大学毕业那年在投奔延安途中因肺病发作而死；我和母亲在大家庭中沦为孤儿寡母，加上我母亲目不识丁，因而成为家庭中的排挤对象。在我的记忆中，我祖父是喜欢我的。但他因年老而不能主持家政了，所以当我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时，家庭不再供我上学。于是我变成了无人管束的野孩子。当时，我的家已从村里迁到县城城关，我失学后，离开县城城关，回到落生我的村庄去生活。
  无论从我思想的形成和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上去回忆。这都是我最有意义、最有色彩的一段生活了。夜晚，我和羊倌范老五住在一条大炕上，听他讲述许许多多古老的民间故事；白天，我和同龄的小伙伴打鸟、捉鱼、折花、捕蝶、偷瓜、〃　打仗〃　……我衣衫褴褛，象个自然之子，在乡野里到处嬉戏奔跑；当八路军住在我们空荡无人的家院时，把我看成小长工，教我用〃　七九式步枪〃　，对着天空射击呱呱飞鸣着的老鸹。我们村南，流荡着一条不宽的小河，那是我遗留下脚印最多的地方。我摘了河畔的野花，往村里小女伴头上插；在河里摸到了鱼，在饭桌上和范老五同享。离开学堂的生活，似乎使我对于眼前的世界，有了一个朦胧的新概念；特别是大自然和故乡泥土对我的熏陶，常常成为我后来提笔写作时的艺术遐想……从我的早期作品《故乡散记》、《在河渡口》、《夜过枣园》、《七月雨》，以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去探索，完全可以寻觅到我童年的脚步；《南河春晓》的题材，本来来自于我在《北京日报》当农村记者时的感受，但我仍然把它的背景写在我的故乡，因为童年的梦是最难忘却的。它是陶冶艺术家最早的生命摇篮。这种对于泥土的眷恋，使我早期的作品，孩气童贞和诗情画意并存。我所以对孙犁同志的作品倾倒，是我从前辈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我童年时熟悉的那些人物。我从孙犁同志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找到了艺术上的自我。因而孙犁同志成为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
  我十分怀念那一段失学后的童年生活。虽然在家庭中我是个不幸儿，但是我是大自然的宠儿。后来，接连发生的三件事情，结束了我在乡村的生活。一、有一次，在墙头上我和小伙伴追逐，摔到墙下背过气去；二、有一天晚上，我和范老五，合骑一匹光脊梁的大黑骡子去解山口（离我们村八里地）看冀东的驴皮影，两人双双从牲口背上掉了下来，差点一块去了〃　西天正路〃　；第三、在一次和小伙伴们玩〃　打仗〃　游戏时，一块石头子儿，打在我的鼻梁上，险些成了〃　独眼龙〃。这三件事，使母亲十分伤心，她不愿意我变成象她那样没文化的人，便把我送到北京来上学。家里不给钱，她变卖了结婚时的金银首饰，把我送到北京的亲戚家里来借宿。当时。由于物价一日三涨，她变卖首饰那点钱，根本无法供我上学，我母亲毅然离开了那个并不属于她的家庭，到北京给有钱人家来当保姆，用微薄的劳动收入，供我上学。这段艰难的生活，是我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开始觉察到那个社会如同一盘石磨，有钱人花天酒地，穷苦人在磨缝里挣扎。这也许是我对杜诗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诗句产生强烈回响的根本原因吧？！
  由于我童年时的遭遇，使我对新中国诞生充满了欢欣之感。我个人认为。我的文学生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当时，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读书，（老舍先生毕业于这个学校），如饥似渴地读解放区作家的大批作品。孙犁的《风云初记》、《荷花淀》，使我如醉如痴；其他作家如康濯同志的《我的两家房东》，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周而复的《燕宿崖》，也都给了我文学营养。除此之外，我很喜欢俄国的屠格涅夫，从他的《猎人笔记》一直到《罗亭》《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春潮》、《初恋》、《阿细亚》、《木木》，我都精读过。你在信中询及我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偏爱屠格涅夫和孙犁，我想每个习作者偏爱某一作家的作品，总是和他自己的艺术气质有关。在青年时代我喜欢充满诗意的作品，而这两位作家笔调纤细，作品中具有许多作家没有的诗意美，如果用古代文人的词汇——〃　阴柔〃　和〃　阳刚〃　来区分的话，毫无疑问，我崇敬的两位作家都属于〃　阴柔〃　的艺术类型。我在几篇短文里，把孙犁同志比喻为中国的屠格涅夫，立论也在于此。当然给予我乳汁的不只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了，象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以及苏联的肖洛霍夫的作品，都对青年时代的我，有着不小的影响。但对我早期创作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孙犁和屠格涅夫作品的巨大艺术怨力。
  你信中还问到我，处女作《共同的仇恨》发表在哪年哪月哪一日？可惜我最初发表的习作，都伴随着我的坎坷命运流失了；我只记得是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光明日报》的征文栏目里发表的。当时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抗美援朝运动的时期，小说是写我同班同学中，一个绰号叫〃　洋八股〃　的同学，和一个绰号叫〃　冲锋式〃　的同学，平日是唇枪舌剑的冤家对头，在战火即将燃烧到鸭绿江边的同仇敌忾的日子里，他俩结成为朋友，并一起参加军干校，奔赴朝鲜为正义而战的故事。当时，计算稿酬的办法，还是以小米为折实单位，这篇以〃　碧征〃　为笔名发表的处女作，得了相当于九十斤小米价格的稿费。我拉着我的同桌同学。在翠花横街一个饭铺里，吃了一顿饺子，饭后，又用剩余的稿费到西四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小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不能算之为处女作，我早在从乡野来到北京的第二年（当时不过有十三四岁的样子），因愤于旧北京〃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悲凉画面。曾写了一篇叫作《大红门里的笑声》的小说，投寄当时的《太平洋月刊》，如石沉大海。查无回音。这是我第一次拿起笔，但失败了。
  发表了《共同的仇恨》之后，我在北京师范学校上学时，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陆续发表了《红林和他爷爷》、《老莱子卖鱼》、《七月雨》、《红旗》、《鸡鸭委员》等五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歌颂新生活的，作品虽然显得稚嫩，但充满挚情；那是从我心河里流淌出来的心声——歌唱新中国的赤子之歌。彦火兄，你也知道，五十年代的祖国，大地一团锦绣，天空一片碧蓝，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胶似漆，一个有良知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