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狮鼻下嗅嗅，好像要嗅出手指上的味道。嗅了一会儿，又伸出肥厚的舌尖舔了一下手指，好像要品尝手指上的滋味。过了一会儿，他嗷嗷地叫着，推了母亲一掌，母亲轻飘飘地跌在我们面前。我们哭着扑到母亲身上。
  哑巴把我们一个个提起来，扔到一边。我落在一个女人的脊梁上，沙枣花落在我的肚子上。鲁胜利落在一个老头脊梁上。八姐落在一位大娘的肩上。大哑吊在他爹的胳膊下，他爹使劲抖擞也抖擞不掉他。他咬住了他爹的手脖子。二哑抱住他爹的腿，啃着他爹生硬的膝盖。哑巴飞起一脚，二哑翻着跟头，砸在一个中年汉子头上。哑巴一甩胳膊，大哑嘴里叼着一块皮肉，扑扑楞楞地飞到一个老太太怀里。
  哑巴左手提拎着司马凤，右手提拎着司马凰，高抬腿，深落脚，像在泥潭里行走。走到土台子前，他扬起左臂，扔上去司马凤；扬起右臂，扔上去司马凰。司马凤高叫着姥姥往台下扑，司马凰也高叫着姥姥往台下扑，都被台下的哑巴接住。哑巴再次把她们扔了上去。母亲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台前跑，刚跑了两步，就跌倒了。
  鲁立人停止踱步，悲凉地说：“穷苦的老少爷们，你们说，我鲁立人还是不是个人？枪毙这两个孩子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心里痛啊，这毕竞是两个孩子，何况她们还跟我沾亲带故。但正因为她们是我的亲戚，我才不得不流着泪宣判她们的死刑。老少爷们，从麻木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吧，枪毙了司马库的子女，我们就没退路了。我们枪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枪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枪毙的是两个符号！老少爷们，起来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他因高声叫喊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脸发了白，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一个县府干部上去为他捶背，他摆手拒绝。他总算理顺了呼吸，佝偻着腹背，吐出一些白色的泡沫，像痨病鬼一样喘息着说：“执行吧……”
  哑巴蹦上台，挟起那两个女孩，大踏步地走到池塘边。他放下女孩，往后倒退了十几步。两个女孩互相搂抱着，狭长的小脸上像涂了一层黄金粉。那四只小眼睛，惊恐地望着哑巴。哑巴掏出盒子枪，沉重地举起来，他的手腕鲜血淋漓。他的手在颤抖，那只盒子枪好像有二十斤重，举得非常吃力。他终于把枪举起来，“叭”地放了一枪。举枪的手往上一跳，枪口喷出一股蓝烟，他的胳膊随即软弱地耷拉下去。子弹从女孩的头顶上飞过去，钻到了池塘前的土地上，拱起了一片泥土。
  有一个女人，像—条风帆倾斜的船，飞快地沿着河堤下被黄草夹峙的便道滑过来。她一边奔跑—边鸣叫，像一只赶来护雏的母鸡。从她在河堤下一出现，我便认出了她是大姐。她是做为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免于参加斗争大会的。做为汉奸沙月亮的未亡人，她就该当枪毙；如果人们知道了她跟司马库的一夜风流，她就该当被枪毙两次。我为自投罗网的大姐深深地担着忧。大姐径直扑向池塘，挡在了两个女孩的前面。“杀我吧，杀我吧，”大姐猖狂地喊叫着，“我跟司马库睡过觉了，我就是她们的娘！”
  哑巴又抖动着他的下腭骨，来表现他内心涌起的波澜。他举起枪，阴沉地说：“脱——脱——脱——。”
  大姐毫不犹豫地解开衣扣，袒露出她的精美绝伦的双乳。哑巴的眼睛猛地直了。他的下巴抖得好像要掉在地上，掉在地上跌成碎片，大的如大瓦片，小的如小瓦片，失去了下巴的哑巴模样骇人欲绝。他用手托着下巴唯恐失去下巴，口是心非地说：“脱——脱——脱——”。大姐顺从地把褂子脱下来，裸露出上半身。她的脸是黑的，但她的身体是白的，白得闪着磁光。在那个阴霾的上午里，大姐光着背与哑巴叫劲。哑巴的腿曲曲折折地往前走；走到大姐脚前，这个生铁般的男人，竞像被阳光晒化的雪人一样；哗啦啦四分五裂，胳膊一处腿一处，肠子遍地爬如臃肿的蛇，—个紫红的心脏在他的双手里跳跃。好不容易这些迸散的零部件又归了位。哑巴跪在大姐面前，双手搂着她的屁股，他的大头，伏在她的肚皮上。
  面对着这突然的变化，鲁立人等人目瞪口呆；都仿佛口里含着热粘糕，都好像手里捧着刺猬。众人都偷觑着池塘边的情景，无法知道他们的心情。
  “孙不言！”鲁立人疲软地喊了—声，但坚挺的孙不言不予理睬。
  上官盼弟跳下台子，跑到池塘边，捡起地上的褂子，披在大姐身上，她想拉开大姐，但大姐的下半身已与哑巴的身体联结在一起，盼弟如何拉得开？盼弟倒攥着手枪，给了哑巴的肩膀—下子。哑巴抬起脸，双眼里竟然全是泪水。
  后来发生的事情至今是个谜，谜底有十几种，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谁也说不清——正当上官盼弟面对着哑巴的满眼泪水发呆时，正当司马凤司马凰互相搀扶着站起来用惊恐的眼睛寻找着姥姥时，正当母亲苏醒过来呻唤着往池塘边跑去时，正当瞎子徐仙儿良心发现地说‘县长，不要杀她们了，俺娘不是吊死的，俺老婆死了不全怨司马库’时，正当两条野狗在回回女人家的废墟里厮咬时，正当我甜蜜而忧伤地回忆起我与上官来弟在驴槽里的暧昧游戏、口腔里满是她那沾着灰垢、有弹性的乳头味道时，正当个别人在猜测着那个大人物的来历与去向时——就看到有两骑从东南方向像旋风—般刮来。两匹马一匹白如雪，一匹黑如炭。白马上的骑手身穿黑衣，脸的下半部用黑布蒙住，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黑马上的骑手身穿白衣，脸的下半部用白布蒙住，头上戴着一顶白帽子。这两个人手持双枪，骑术精良，在马上双腿绷得笔直，上身前倾。临近池塘时，他们对空各打了一梭子弹，吓得那些县、区干部和持枪的队员倒伏在地。他们策马绕着池塘旋转，马的身体在奔跑中倾斜起来，弯成优美的弧形。就在马匹围绕着池塘倾斜奔跑的过程中，他们各开了一枪，然后策马而去。马的尾巴飘扬，如烟似雾。他们一转眼工夫便消逝了，真是来如春风去如秋风，似真似幻，仿佛一个梦境。他们走了，人们才慢慢地回过神来。人们看到：倒伏在池塘边上的司马凤和司马凰的脑袋上各中了一枪，子弹从她们的额头正中钻进去，从后脑勺上钻出来，位置不差分毫，令人惊叹不止。
  …
  第二十六章
  撤退的第一天，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镇的老百姓牵驴抱鸡、扶老携幼，闹嚷嚷地、心神不宁地聚集在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滩上。地上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碱硝，像经年不化的冰霜。耐碱的菅草、茅草、芦荻全都枯黄着叶片、挑着绒绒的穗子，在寒风中摇摆、颤抖。喜欢热闹的乌鸦在人们头上低飞，观察，并像诗人—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啊！哇！”之声。被降职为副县长的鲁立人站在前清举人单挺高大坟墓前的石供桌上，声嘶力竭地发表了动员撤退的演讲。他的演讲的主题词是：在已经开始的严寒冬天里，高密东北乡将成为一个大战场，
  不撤退，等于死！乌鸦落满了黑松树，还落在了坟墓前的石人石马上。它们“啊”，它们“哇”，渲染着鲁立人的演讲气氛，助长了老百姓的恐怖心理，极大地坚定了老百姓跟随县、区政府逃亡的决心。
  一声枪响，撤退开始了。黑压压的人群吵吵嚷嚷散开。一时间驴嘶牛鸣，鸡飞狗跳，老婆哭孩子叫。一位精干的青年干部骑在一匹小白马上，举着一面垂头丧气的红旗，在那条崎岖不平的向东北方向无穷延伸的碱土路上来回奔波，并不时挥舞旗帜，指示着人们前进的方向。首先上路的是驮着县府文件的骡队，几十匹骡子，在几个小兵的驱赶下，无精打采地往前走。骡队的末尾是一匹司马库时代遗留下来的骆驼，它披着一身肮脏的土黄色长毛，驮着两个铁皮盒子。它在高密东北乡待久了，正在由骆驼向牛变化。紧跟着骆驼的，是抬着县府印刷机器和县大队修械所车床的民夫队，几十个民夫，都是些黑色的汉子，都穿着单衣，肩膀上套着荷叶状的垫布。从他们摇摇摆摆的步伐和咧嘴皱眉的神态上，可以知道那些机器是何等的沉重。民夫队后边，便是老百姓的杂乱队伍了。
  鲁立人、上官盼弟等县、区干部骑着骡子或马，在路边的盐碱地里来来回回地跑着，竭力想造成一个有秩序撤退的局面。但狭窄的道路拥挤不堪，路外狭窄的碱地又相当好走，老百姓便离开了道路，散成宽漫的队形，踩着吱吱做响的地皮，往东北方向涌去。撤退从一开始便成了乱七八糟的逃亡。
  我们—家，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流里，时而是在路上走，时而是在路下行，后来也就分不清究竟是在路上还是路下。母亲脖子上挂着麻襻，推着一辆木轮车，两只车把距离太宽，她的双臂不得不尽量伸展。车子两边绑着两个长方形的大篓子，左边篓子里盛着鲁胜利和我们家的棉被、衣物；右边篓子里盛着大哑和二哑。我与沙枣花分在车子两边，各自手把着一个篓子，跟车行走。盲目的八姐扯着母亲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尾在后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上官来弟在车子前边，肩上搭着一根绳子，弓着腰，往前探着头，像头任劳任怨的牛，拉着我们家的车。车轮发出“吱吱悠悠”的刺耳声响。车上的三个孩子脑袋转动，看着四面八方的热闹风景。我脚踩盐碱地皮，听着脚底下碎裂的声音，嗅着一股股蹿上来的碱味，起初很觉有趣，但走出几里路，便觉腿酸头重，浑身无力，汗水从腋窝流出。我的那只健壮如小毛驴的白色奶山羊恭恭敬敬地跟随在我的身后，它精通人性，不需要缰绳羁绊。
  那天刮着遒劲、短促的小北风，风头锐利，割着我们的耳朵。莽莽荒原中腾起一团团的白色烟尘。这些烟尘是碱、盐、硝的混合物，刮进眼里眼流泪，沾到皮上皮痛楚，吃进嘴里不是好滋味。人们顶着风前进，都眯缝着眼。抬机器的民夫们汗透衣服，沾着碱土，一律成了白人。母亲也成了白人，眉毛是白的，头发也是白的。进入低洼的湿地后，我们的车轮转动艰难，大姐在车前苦苦挣扎，绳子深深地煞进她的肩膀。她的喘息声就像垂死的哮喘病人一样令人心惊和不忍。母亲呢？母亲与其说在推车，还不如说是在受着耶稣一样的酷刑。她的忧郁的眼睛里流着连绵不断的泪，泪水在她脸上，与汗水一起，冲出了一条条紫色的小沟渠。八姐挂在母亲身后，像一个翻滚的沉重包袱，在我们身后，留下一条深深的车辙印。但这道车辙印很快便被后边的车子、牲畜蹄子和人脚糟蹋得模糊不清。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逃难的人。许多熟悉的脸和不熟悉的脸都变得乌七八糟。大家都很艰难，人艰难，马艰难，驴艰难，比较舒服的，是老太太怀里的母鸡，还有我的奶羊。它蹄轻脚快，在行进中还有暇啃吃一些芦苇的枯叶。
  太阳把碱地照得泛出苦涩的白光，刺得人不敢睁眼。白光在大地上游走，仿佛一摊摊烂银。荒原茫茫好像前边就是传说中的北海。
  中午时，人们像被传染了一样，在没接到任何号令的情况下，一窝随着一窝地坐下来。没有水，喉咙里冒着烟，舌头像被卤过，咸涩板结，运转不灵活。鼻孔里喷出的气灼热，但脊梁和肚子却冰凉，汗湿的衣服被北风吹透，变成僵硬的铁皮。母亲坐在一只车把上，从篓子里拿出几个被风吹裂的馍，掰成几半，分给他们。大姐只咬了一口，干裂的嘴唇便崩开一条血口，几颗血珠子迸出来，沾在馍上。车上那三个小东西灰脸瓦爪，七分像庙里的小鬼，三分像人。他们低垂着脑袋，拒绝近食。八姐用细密的白牙，—圈一圈地啃着灰色的干馍。母亲叹道：“这都是你们的好爹好娘想出的好主意。”沙枣花哼唧着：“姥姥，我们回家吧……”母亲举目望望满坡的人，只叹息，不回答。母亲看着我，说：“金童，从今天起，换个吃法吧。”她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印着红色五角星的搪瓷缸子，走到羊腚后，蹲下，用手捋去羊奶子上的尘土。羊不驯服，母亲让我抱住羊头。我抱着它的冰凉的头，看着母亲挤它的奶头。稀薄的乳汁浙浙沥沥地滴到缸子里。羊一定不舒服，它已习惯了让我躺在它的胯下直接吮吸它的奶头。它的头在我怀里晃动着，弓起的脊背像蛇一样扭动。母亲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金童，你何时才能吃东西呢？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尝试过进食，但无论吃下多么精美的食物，都让我的胃奇痛难忍，疼痛过后便是呕吐，一直呕出黄色的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