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尾巴，蛇一样扭动着。两个穿酱黄衣服的日本人，一个用手绢擦试着军刀，一个挥刀劈断秫秸箔子，上官家去年囤积、准备着今年夏天大发利市的一千斤花生，哗哗啦啦地淌了满地。两匹高头大马垂下头，嘎嘎嘣嘣地咀嚼着花生，愉快地摇摆着它们华美的大尾巴。
  上官吕氏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她想往前跑，去救护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但她胖大的身体却像墙壁一样沉重地向后倒去。
  孙大姑绕过上官吕氏的身体，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向上官家的大门。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眉毛粗短的日本兵扔掉擦刀的手绢，身体僵硬地跳到她的面前，举起雪亮的马刀，直指她的心窝。日本人嘴里叽哩咕噜，一脸粗野的神情。她静静地看着这个日本兵，脸上甚至挂着一丝嘲弄的笑容。孙大姑退一步，日本兵逼一步。孙大姑后退两步，日本兵进逼两步。他的雪亮的刀尖始终抵在孙大姑的胸脯上。日本兵得寸进尺，孙大姑不耐烦地抬手把他的刀拨到一边，然后一个优美得近乎荒唐的小飞脚，踢中了日本兵的手腕。马刀落地。孙大姑纵身上前，扇了日本兵一个耳光。日本兵捂着脸哇哇地怪叫。另一个日本兵持刀扑上来，一道刀光，直取孙大姑的脑袋。孙大姑轻盈地一转身，便捏住了日本兵的手脖子。她抖抖他的手，那柄刀也落在地上。她抬手又批了这位日本兵一个耳刮子，看起来她打得并不用力，但日本兵的半边脸顿时肿胀起来。
  孙大姑头也不回地走向大门。日本兵端起马枪搂了火。她身子往上挺了挺，然后栽倒在上官家的穿堂里。
  中午时分，成群的日本兵涌进上官家的院子。马兵们从厢房里找了一个笸箩，把花生端到胡同里，喂他们疲惫不堪的马匹。两个日本兵押走了马洛亚牧师。一个白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的日本军医跟随着他的长官，走进上官鲁氏的房间。军医皱着眉头打开药包，戴上乳胶手套，用寒光闪闪的刀子，切断了婴儿的脐带。他倒提着男婴，拍打着他的后心，一直打得他发出病猫般的沙哑哭声，才把他放下。然后他又提起女婴，呱唧呱唧地拍打着，一直把她打活。军医用碘酒涂抹了他们的脐带，并用洁白的纱布把他们拦腰捆扎起来。最后，他给上官鲁氏打了两针止血药。在日本军医救治产妇和婴儿的过程中，一位日军战地记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拍照。一个月后，这些照片做为中日亲善的证明，刊登在日本国的报纸上。
  …
  第二卷
  第十章
  注射了止血针剂的母亲终于苏醒过来。她第一眼便看到了我双腿间那只蚕蛹般的小鸡巴，暗淡的眼睛里突然放出了光彩。她把我抱了起来，鸡啄米般地亲吻着我。我嘶哑地哭着，咧着嘴寻找奶头。她把奶头塞到我嘴里。我用力地吸吮着，没有乳汁，只有血腥。我放声大哭。八姐在我的身旁哑哑地哭。母亲把我和八姐放在一起，支撑着下了炕。她摇摇晃晃到了水缸边，俯下身去，像骡马一样饮水。她麻木地看着满院的尸首。母驴和它的骡儿在花生囤边颤抖。姐姐们狼狈不堪地走进院子。她们跑到母亲身边，疲倦地哭了几声，便歪歪斜斜地
  倒下去。
  我家的烟囱里冒出了大难过后的第一缕炊烟。母亲砸开祖母的箱子，摸出鸡蛋、红枣、冰糖，还有一棵存放多年的老山参。锅里的水沸腾了，鸡蛋在锅里滚动。母亲把姐姐们叫进来，让她们围着一个盆坐下。母亲把锅里的东西舀到盆里，说：孩子们，吃吧。
  母亲给我喂奶。我吸出了混合着枣味、糖味、鸡蛋味的乳汁，一股伟大瑰丽的液体。我睁开眼睛。姐姐们兴奋地看着我。我模模糊糊地看着她们。我把母亲乳房里的汁液全部吸光，在八姐哑哑的哭声里，闭上了眼睛。我听到母亲抱起了八姐，叹息道：你呀，多余了。
  第二天早晨，胡同里响起了当当的锣声。“福生堂”大掌柜司马亭扯着沙哑的嗓子喊叫着：乡亲们啊乡亲们，把各家的尸首抬出来吧，抬出来吧……
  母亲抱着我和八姐站在院子里，拖着长腔哭泣着。她脸上没有泪水。姐姐们围绕在母亲周围，有的哭，有的不哭。她们的脸上，也没有泪水。
  司马亭提着铜锣进了我家院子。这是一个风干丝瓜一样的人，很难说出他的准确年龄，因为他满是皱纹的脸上，生着一颗草莓样的鼻子，还有两只漆黑的、滴溜溜转动、孩童般的眼睛。他的腰背佝偻，似乎进入了风烛残年，但他的双手却保养得又白又胖，手掌上生着五个圆圆的肉涡。好像是为了提醒母亲的注意似的，他站在离母亲只有一步远的地方，猛烈地敲击了一下铜锣。哐啷啷啷，锣声嘶哑，带着破裂的声音。母亲把半截哭声咽下去、梗着脖子，一分钟内既没有吸气也没有吐气。惨哪！司马亭看着我家院子里尸首，夸张地感叹着。他的嘴角和嘴唇、腮帮和耳朵上表现出悲痛欲绝、义愤填膺的感情色彩；但他的鼻子和眼睛里却流露出幸灾乐祸、暗中窃喜的情绪。他走到僵卧着的上官福禄旁边，木然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又走到身首分家的上官寿喜旁边，弯下腰去，注视着那失去了光彩的眼睛，好像要与他交流感情。他的嘴咧着，一线口水不知不觉流出来。与上官寿喜安详的神情相对照，他脸上的表情蠢笨而野蛮。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他低声嘟哝着，像在谴责死人，又像是自言自语。走到母亲面前，他说：寿喜屋里的，我让人把他们抬走吧，这天气，你看。他仰脸看天，母亲也仰脸看天。头上的天是令人压抑的铅灰色，而在东边，血红的朝霞，被大团的黑云压迫着。我家的石狮子返潮出汗啦，这雨，马上就来了。不把他们拉出去，雨一淋，太阳一晒，你想想吧……司马亭低声嘟哝着。母亲抱着我和八姐，跪在司马亭面前，道：大掌柜的，俺孤儿寡母的，就仰仗您了，孩子们，给你们大伯下跪吧。姐姐们齐跪在司马亭面前。他当当地敲了几下锣，用的力气很猛。操他的老祖宗，他骂着，眼泪迸流，说：都是沙月亮这杂种招的祸，他打伏击，戳了老虎腚眼子，日本人就杀老百姓出气。弟妹，大侄女们，都起来，别哭了，遭了灾难的，不止你一家，谁让我是张唯汉县长委任的镇长呢？县长跑了，镇长不跑。操他祖宗！他对大门外喊叫：苟三姚四，你们还磨蹭什么，难道还要我用八人大轿把你们抬进来吗？
  苟三和姚四，哈着腰走进我家院子，跟着他们进来的，是镇里的一些闲汉。他们是司马亭镇长的前腿后爪子，是镇长执行公务的仪仗队和随从，镇长的威风和权力，通过他们表现出来。姚四卡着一本用毛边草纸钉成的簿子，耳朵与脑袋之间，夹着一杆漂亮的花杆铅笔。苟三吃力地把上官福禄翻过来，让他肿胀发黑的脸朝着彤云密布的天空。他拖着长腔唱道：上官福禄——脑袋被劈致死——户主——。姚四手指沾沾唾沫，翻着那本户籍簿子，翻来翻去，翻去翻来，终于找到属于上官家那一页，然后，从耳朵上拿下铅笔，一条腿跪下，一条腿支起，把户籍簿子搁在膝盖上，笔尖先戳戳舌尖，然后，勾掉了上官福禄的名字。上官寿喜——苟三的声音突然失去适才的嘹亮——身首分家而死。母亲哇哇地哭起来。司马亭对姚四说：记上记上，听明白了没有？但姚四仅仅在上官寿喜的名字上圈了个圈，并没记录他的死因。司马亭抡起锣棰，敲打着姚四的头，骂道：你娘的腿，在死人身上还敢偷工减料，你欺负我不识字吗？姚四哭丧着脸，说：老爷，别打了，我都记在心里了，一千年也忘不了。司马亭瞪着眼道：你咋那么长的命，能活一千年，是乌龟还是王八？姚四道：老爷，不过打个比方。您这是抬扛——谁跟你抬杠！司马亭又打了姚四一锣棰。上官——苟三站在上官吕氏面前，侧脸问母亲：你婆婆姓什么？母亲摇摇头。姚四用笔杆敲打着簿子说：姓吕！上官吕氏——苟三喊着，俯下身去，察看着她的身体。怪了，没伤，他嘟哝着，拨了拨上官吕氏白发苍苍的头。从她的嘴里，发出一声细弱的呻吟。苟三猛地直起腰，目瞪口呆，连连倒退，嘴巴笨拙地说：乍……乍尸了……上官吕氏慢慢地睁开眼睛，像初生婴儿，眼神散漫，没有目标。母亲喊：娘啊！母亲把我和八姐塞到两个姐姐怀里，往祖母身边跑了两步，但突然煞住了脚步。母亲感觉到，祖母的目光有了焦点。焦点在我身上，我在大姐的怀里。司马亭说：弟妹，老婶子是回光返照，看这样子，她是想看孩子，是男孩吧？祖母的目光弄得我很不舒服，我哭了。司马亭说：把孙子给她看看，好让她放心地走路。母亲从大姐怀里接过我，跪下，膝行到祖母身边，把我托到她眼睛上方，哭着说：娘啊，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走了这一步啊……在我的屁股下面，上官吕氏的眼睛里突然放射出熠熠的光华。她的腹部隆隆响了几声，便有一股恶臭散发出来。完了，撒了气了，这下是真完了，司马亭说。母亲抱着我站起来，当着许多男人的面，掀起衣襟，把一只乳头塞到我嘴里，沉甸甸的乳房覆盖着我的脸，我停止哭泣。司马亭镇长宣布：上官吕氏，上官福禄之妻，上官寿喜之母，因夫死子亡，痛断肠子而死。行啦。抬出去吧！
  几个收尸队员提着铁抓钩过来，刚要往上官吕氏身上抡钩子，她却像一只老龟一样，慢吞吞地爬起来。阳光照耀着她肿胀的大脸，像柠檬，像年糕。她冷冷地笑着，背倚墙壁坐定，像一座稳重的小山。
  司马亭说：老婶子，你真是大命的。
  镇长的随从们，每人都把一条喷过烧酒的羊肚子毛巾捂在嘴上，借以抵挡着尸体的味道。他们抬进来一扇门板，门板上还残留着字迹模糊的对联。四个闲汉——他们现在是镇公所的收尸队员——匆匆忙忙地用铁抓钩钩住了上官福禄的四肢，把他扔在门板上。两个闲汉，一前一后抬起门板，往大门外走去。上官福禄的一只胳膊，垂在门板下，好像一只钟摆悠来晃去。把门口那个老太太拉开点！抬门板的一个闲汉大喊着。两个闲汉跑到前边去。这是孙大姑，小炉匠的老婆！她怎么会死在这里呢？有人在胡同里大声议论着。先把她抬到车上去吧。胡同里一片吵嚷声。
  门板平放在上官寿喜身边了。他保持着临死前的姿势，那对着苍天呼吁的腔子里，冒出一串串的透明的气泡，仿佛里边藏着一窝螃蟹。收尸队员们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其中一个说：嗨，就这样弄上去吧。说着他就举起了铁钩子。母亲高喊着：别用钩子钩他呀！母亲把我塞到大姐怀里，嚎哭着扑到她丈夫的没头尸首边。她试试探探地想去捡起那颗头颅，但她的手指刚触到那东西，即刻便缩了回来。大嫂，算了吧，难道你还能把他的头安上？你到车上看看去吧，有的被狗吃得只剩下一条腿，他这样算好的了！因为嘴巴捂着毛巾，那闲汉瓮声瓮气地说，闪开吧，你们都背过头去别看。他粗野地拖起母亲，把她和姐姐们推到一起。他又一次提醒我们：都闭上眼！
  等母亲和姐姐们睁开眼时，院子里的尸首已经全部拖了出去。
  我们跟着叠满尸首的马车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三匹马，就像头天上午我大姐看到的那样：一匹杏黄，一匹枣红，一匹葱绿。它们垂头丧气身上色彩黯淡。那匹拉梢儿的杏黄马瘸了一条腿，一走一探头。车夫拖着鞭子，手扶着辕杆。他头上两边是黑毛，中间是一道白毛，像一只老山雀。在大街两侧，十几条狗红着眼睛盯着车上的尸首。马车后边的散漫烟尘里，跟随着死难者的家属。在我们身后，是司马亭镇长和他的随从们。他们有的扛着铁锹，有的提着铁抓钩，有一位扛着一根顶端拴着一束红布条的长竿。司马亭提着铜锣，每走几十步就敲一下。锣声一响，死难者家属便齐声嚎哭。她们哭得都很不情愿似的，锣声的袅袅余音刚刚消逝，哭声也就停止。好像不是为亲人痛哭，而是为了完成镇长派给的任务。
  就这样，我们跟随着马车，断断续续地哭着，路过了钟楼坍塌的教堂，路过了五年前司马亭和他的弟弟司马库试验风力磨面的大磨坊。十几台破旧的风车还矗立在磨坊上空嘎嘎啦啦响着。我们把二十年前日本商人三船饭郎创办的美棉引种株式会社旧址丢在大街的右侧，把高密县长牛腾霄动员妇女放脚时的演讲台丢在司马家的打谷场上。最后，马车沿着墨水河边的道路左拐，进入了一直延伸到沼泽地的平坦原野。阵阵潮湿的南风，吹来了腐败的气息。蛤蟆在路边的沟渠里、在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