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见礼完毕，这才侧着身坐在下首宾客之位。石越打量着蔡京的仪态，见他身躯修长，须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身绿袍并不太新，却是洗得极干净，往那里一坐，倒真是个美男子。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奸臣，心里却也不禁起了几分好感。因见他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长此来，必有教我之事。”蔡京连忙抱拳说道：“不敢。不过下官确有一点想法，想向大人讨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大人名闻天下，必然能谋善断，下官也好从中有所长进。”石越明知道这等话不过是乖巧的谀词，却也颇觉顺耳。读者在《十字》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奸相的蔡京。蔡后来成为了石党的一员。
  尤其要说到《新宋》中几个女性，都写得都性格分明，跃然纸上。桑梓儿、楚云儿、王昉、柔嘉县主，总之，使读者看着顿生怜情爱意，大概，也对被如此多的可爱而又可怜的美女包围起来的石越，顿生了妒嫉吧。
  在旧版中，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是用“石越”。那么，结构也就随之改变了。
  我注意到，在旧版中，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则是用第三人称“石越”了，那么，作者是考虑到结构问题了。作为长篇小说，《新宋》采取的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从不同人的角度，从不同的场景，来还原历史的全貌，有时候写石越，有时候写王安石，有时候写赵顼。对于鸿篇巨制来讲，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一切，是因为它们对于幻想小说的创作者来讲，是有启示的。作者除了要创造一个奇特的、好看的、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之外，还一定要研究人物，研究生活，研究语言，研究结构。不管怎样，一定要记住，这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论文。
  但是，若要苛刻一些讲，《新宋》还没有达到伟大的文学境界，比起我们读过的许多中外著名的历史小说来，它还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爽落，那么的传神，那么的充满生活的原汁原味（应该说，作者对宋代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的，有时候，人物也没有完全地融入其中，这方面，可以拿同样是“架空历史”的《金瓶梅》作一下对比），作者没有进一步去丰满笔下的人物，人物有时候就成为了推进对话和展示理念的工具，这时候，人物有着为历史事件的进展而穿帮之嫌。作者对于契丹人的刻画，我也不是很满意。一些在我看来本该浓墨重彩的人物，不知为什么，也没有作大力的描绘，比如，沈括，他就比较苍白。因为只看了第一卷《十字》，所以，命运大跌宕感也还是没有。也许，在随后的几卷中，才会递次展开来吧？是我多虑了。
  不管怎样，作为《新宋》这样一部作品，似乎已经可以让人叹为观止了。就它的涉足的领域而言，已经达到了“创世”的神效（上帝干了七天活，创造了人类和现实世界，而小说家干第八天的活，创造上帝没能创造的人物和世界）。而且作品中还透露出了更多的让人思考的信息。
  现实
  在对《天意》的评点中，我曾谈到，让我感兴趣的是，当代人为什么会迷恋一种虚拟的历史呢？一种解释是，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太长，而对它的诠释又不满意，因此总是试图修改吧？在电视和电影中，产生了戏说一类东西。
  但是，《新宋》更为核心的方面，似乎并不是对过去的历史不满意，而进行的重新解释。当然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但是，更多的，还是对“当下”的某些思考的映射吧？正是这种思考，在不少年轻作者写作的幻想小说中却处于缺位的状况，使这些作品根本留不下来——它们有着华丽的包装，却没有灵魂。
  读《新宋》时，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作者没有选择他本人熟悉的西汉史？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有关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但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就有这么严重么？就有必要去弄一部50万字的小说么？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宋史本身产生拷问。严复曾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则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超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总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是中国的一个关节点。甚至可以说，一旦我们改变了宋，就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的未来。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宋朝是亲切的，它可能是有生以来我们第一个“遭遇”的中国历史朝代，或者说，这一代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感性认识，最初其实来源于“文革”后期的“批水浒“（《水浒全传》的扉页上还印有毛主席语录。记得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已经能够背出全部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了）。随后是沉湎于“说岳”的连环画。小时候看到的，必然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只是个人与历史的一种巧合吧，但也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造化。
  就《新宋》而言，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其实是当代思想与古代思想的激烈碰撞。这这样的背景下，架空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单为研究宋史，直接还原一个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好了，用不着弄一个现代人来掺合。而作者也没有选取另一种架空，比如加入大量武侠元素，把它娱乐化，把它变成戏说。作者恐怕不能违背自己内心的命运呼唤。
  那么，为什么选取熙宁二年到七年？直接地看，是因为有了王安石的改革。熙宁变法，据说甚至得到过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度评价。而此事至今没有定论，熙宁变法成为了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我想，它对历史系学生产生的诱惑力，那正是很大的吧。《新宋》的诞生，哪怕有再多的巧合因素，也是因为宋史本身有太多可写的了。是历史决定了现实，是时代决定了小说。而这个时代当然不是指的宋代。
  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积弱积贫。很凑巧的，这也是中国近代以降的主题。我注意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大部分幻想小说的主题，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也就是探讨怎么才能使中国强大。1905年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的结尾，写了主人公在上海办了十万人的大学，让中国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这与《新宋》中的白水潭书院简直是同出一辙。而这与西方的娱乐和冒险主题不太相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指出把西方科幻小说引进中国的，都是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茅盾等人。生长于改革开放转型期的《新宋》作者，怕也不可能挣脱这样的情结，真正“轻松”下来吧。《新宋》必然产生于此时代。对于改革或者革命的思考，必然梦魇般死死地缠绕着这几代中国人。一旦走出了“文革”的灾难，许多知识分子就一边批判着历史，一边沉湎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的未来幻想之中。石越是他们的精神外化，《新宋》是他们的理想寄托。
  那么，《新宋》是怎么解决宋代的改革开放的艰难命题的呢？石越与现今的人一样，选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应该是作者的政治立场了。这让我感到很是有趣。石越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创造一个天堂般的“新宋”，这是情势所必然。至于他是否有着自觉的历史使命感，比如，一心想着要使中国避免几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则在小说中看不到明显的表述，因为，体现在石越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的强烈，只是一些读者还是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吧，他们希望石越更愤青一些。具体来说，石越给宋朝带去了几种文明：一是科技文明。比如，绵纺织技术，作者设定这个情节，因为想到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依赖的物质工具（珍妮纺织机）。再比如，印刷术，很有意思的是，毕升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作者其实想的是“古腾堡的群星”，那是摧毁封建制度的一张王牌（但至少在《十字》中，给人的印象，印刷术却是用来完善封建专制制度的东西）。还有军事技术，包括更易携带的、威力更大的火药的发明，以及原始手榴弹的制作，但这就能弥补王安石改革中薄弱的强军环节吗？再就是高炉和平炉炼钢技术，寓意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但是，技术是如何拓展人们的观念的呢？这一点，作品没有展开。另外可以看到，石越作为一位文科学生，在技术方面隐隐地有着不自信的一面。他对于熙宁七年将要发生的旱灾和蝗灾，只能用先皇托梦来向人们解读，而无法用技术进行包装，比如引入科学的预测体系，来向那时的人们说明。石越在这方面的迟疑，是在他写《三代之治》时，所不曾有过的。读者至少期望着，能看到阿西莫夫在《日暮》中的天文学示警一类的描写吧？不过，作者仍然在小说中引入了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就是给宋代注入的不仅是更好的技术，而且还有科学！这的确要让人热泪盈眶了。
  二是商业文明。作者给宋朝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和制度。或许宋朝接受这个也比较容易一些吧，记得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已在大谈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以交子的出现作为注释。何况，王安石的变法，更主要是经济改革。使这项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革除其弊端，石越必然要引入新的经济制度。比如，钱庄（银行）的设立。石越向神宗进言：“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由朝廷颁布诏书，招募商家在各地建立钱庄，农民可以向钱庄用某产为抵押借青苗钱，立字为据，利息限为二分，钱庄一分，朝廷一分。如此朝廷可以不动常平仓，免征收执行之劳，坐收其利，而商家自有利润可得，亦乐于去做，百姓则不受强征之苦。此三面皆有利之事……地方官府没有政绩的压力，由坐庄放债的债主变成了监督者，可以在钱庄和百姓发生纠纷时从中裁断，百姓也不至于上告无门。”在这番话里，石越似乎想说：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实是企业，而“有限责任政府”是很关键的。这样一来，便使唐甘南这样的私营企业家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他是石越重要的赞助人与合伙人，在大宋棉纺工业、印刷工业等历史上，皆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还写到了取消茶、盐的政府专卖制度，将配额出售给商人。还有在农村中建立互助合作社。而财务审计、统计报表这些现代经济的东西，也始于石越。不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方面，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石越似乎没有太多的建树。神宗时代的一切经济奇迹，主要还是人治的结果。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就算以今天的情况作对照。
  三是政治文明。这方面，既有新观念的提出，也有实际的变革。石越称，今世若欲求大治，则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此是借三代之治而设计出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来。他还提出了办报的主张，最后由桑充国实现，而且办的不是一家报纸，这仿佛一个民智落后的时代，开了言论自由的先河（很可怕吧）。不过，小说又使其受到制约，让石越提出订立了报律，这是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吧，但好像还不是依法治国的开端。再比如兴办学校，白水潭书院已有现今大学城的气势，学生人数竟达到两万人。而且，从一开始，作者就让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是新党与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这后面，隐藏着唤醒人民的冲动。至于百年翻译的举措，则是向西方开放了。
  所有这些的后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民主了。正是在这里，显出了石越的超越和局促。在熙宁二年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落脚点在于，“士绅们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维护乡里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和皇上联为一体，帮助皇上监督官员；而皇上则可以得天下民心，而无须加俸，无须置官，无须变法，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这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