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贫取?br />
  以上就是孔子改制的一些内容，也是公羊学者们从《公羊传》中发现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有些在今天看来幼稚可笑，但是在西汉，却深深的影响着政治生活。我们从中间发生，这些公羊理念，绝大部分，是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制约统治者的。我们如果一定要说这是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也无不可，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个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主要还是为了约束统治者。我们无法否认《公羊》是一本政治精英教材，即便说它是工具，至少也是被动的工具，并且，对当时代的百姓来说，起了相当正面的作用。民主政治思想也被人污蔑是“统治工具”，欺骗手段，这时候，民主政治的信仰者无不气愤，但是等他们反过头来，照样会一盘污水倒在公羊学者们头上。这种讽刺性的画面，我们今天己经见怪不怪了。是为中国民主派之怪现状之一。
  接下来说“天子一爵”，这是公羊学者给天子的定位，也是公羊排定的政治等级的一部分。这种思想主要来流传于公羊口说。或者说是公羊学者们的出色发挥，或者是孔子思想的流传，我个人怀疑很可能是后世公羊学者受了孟子思想的影响，而有贬天子为人间一爵的说法。这种政治理论，在今天还嫌保守，但是在当时，应当是相当激进的说法了。因为在此之前，天子是人间之神的神圣存在，是天之子，并非一爵，所谓“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但是公羊学者开始鼓吹天子亦是人间一爵，借《春秋》压天子，很有点把《春秋公羊传》宪法化的意思，同时又有所谓“屈君以伸天”，总之是公羊学者在寻求一个制约天子的工具。我们可以相信，公羊学者己经敏感的注意到了权力需要制约的问题。虽然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来如此的可笑，但是他们却仍然在认真的寻求这种制约力。并且公正的说，这个解决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里不能不提古文经学的破坏作用，古文经学绝不承认有这种说法，实是深得天子之心，虽然这里对于古文学者们来说也有他们的原因，因为天子一爵论与天子受命而王的古老思想，有着深深的矛盾，公羊学者比较现实，可以忽略这理论上的破绽，但是古文经学者们却改不了他们的书呆子气，他们忽略不了又没有智慧新创，只好在中间做一抉择。而同时，西汉末期天文学有了重大的进步，对董氏的以天压君以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这个解决办法，还没有撑到西汉结束，就己经破烂不堪了，但是公羊学此后湮灭无闻，其后的学者们制约皇权，一方面是试图借助道德的力量，一方面依赖制度的惯性，一方面则祖宗皇帝的权威，同时，他们仍然还在用公羊学者们编织的己经破烂不堪的学说，他们己然缺少公羊学家们那种始创的勇气与智慧了。
  “天人感应说”众所周知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也是属于公羊思想的一部分，实际上本身就是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其内容无非是借用一些灾异，赋予政治意义，来吓唬皇帝。就是所谓的“屈君伸天”。一方面承认等级制度存在在现阶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方面又试图给最高等级的皇帝寻找制约力量，这是公羊学者们政治学说的最大特点。为什么我要加上“现阶段”的定词呢？后面会有讲到。这并非给公羊学者面子上抹金。
  “夷夏之辩”影响之深远，到了今天，仍然没有消除。这是《公羊》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最初萌芽之一。夷夏之辩在《公羊》中处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并非是以血统种族区分夷夏。夷夏是野蛮与文明为界的。这是一种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与保护，可以说是一种高傲的自卫心态。和基督教对异教徒的态度略有不同的是，基督教有的是一种进攻的姿态，他们少了一点文明核心应有的矜持，这也许与基督教初起时并非是文明核心有关。我感觉上和希腊文明对野蛮民族的态度更像一点。《春秋》对于夷夏之变，一方面是基于自信的矜持，一方面则是以文明与否做为评价标准。所以《公羊》认为，《春秋》绝不认为夷狄有资格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方面却在如泌之战这样的具体事件中，肯定为夷狄的楚，否定为诸夏的晋。这样的事例甚多，充分表明了公羊学在这方面的态度。这种文化本位论，其中开通与进步之处，只有比较不同的文明，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强者抛弃种族主义，只以文明与否为取舍的思想，就算是今天的强者也不能做到。可以说，夷夏之辩并没有成为诸夏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却成为了诸夏文明的保护者，中国文明能传承至今，略经患难而不灭亡，夷夏之辩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这种思想对今天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有一定的启示，是值得深思的。
  “经权说”同样的是《公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是《公羊》区别于其他儒学的一面旗帜。经权说的意思是指，在遵守最基本的公羊原则或者说春秋大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从权的实际行动。也就是说，《公羊》并不认为需要事事符合经典理论，只要大的原则不违背就成了。这种思想被人讥讽甚多，甚至认为他们不是儒家，而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就是公羊学者们承认有基本原则的存在。经权说的表现之一，就是“实与文不与”的春秋笔法。也就是说，《春秋》对某些事情，认为它从大义上讲是错误的，从理想乌托邦来讲是错误的，并不认可这样做，但是在某些现实的条件下，这样做起了正面的作用，所以《春秋》在实际上，仍然承认这样做的正面意义，对其表示肯定。这是经权说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一世的公羊家们，很少有迂夫子出现的原因。这一点同时也与西汉的王霸道杂治暗合。很可能这一点也是公羊学在皇帝“纯用儒政”后逐渐事实上失宠的原因之一。这里要注意，这种经权说，和马基雅维里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措手段”是不同的。马氏理论是以用目的的正确与否来评断手段的正确与否；而公羊的经权说则是用行为结果的正确与否来评断行为本身的正确与否，同时把这种行为限制在一定的原则之内。我们应当可以理解到，目的和结果，是两码事。何者更加公正，我们可以自己评判。我本人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不便妄置评语。我要指出的是，儒家除公羊一派之外，大抵不知变通，后世能够记得《公羊》还有这样的经权说的人，只怕很少了。
  “张三世说”，这也是公羊口说的理论。所谓“三世”，就是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我们通常说的小康世就是升平世，大同世就是太平世。这种说法，包含了两个含义：一是对现实的不满，寻找一个历史信仰或者说构建一个乌托邦为基点，来为批评现实的政治现状提供支持平台；二是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做为这种乌托邦提出的主要依据，就是《春秋公羊》的学者利用了当时人们流传的历史传说，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神话时代”一定有着美好的传说，他们利用了这种传说，肯定的说那时候存在过太平世，并且人类社会的演进，必然是回到那种美好的太平世——这注意的是，这主要是从道德上说的。同时，《公羊》的经权思想，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们认为太平世的道德才最高道德，可是同时他们也承认自己生活据乱世或是升平世，不能完全遵行太平世的道德规则。所以这时候，他们需要有经权说。
  “大一统”是《春秋公羊传》形成时代的一个梦想。现在普遍认为是对长时间无秩序的厌恶，是大部分民众的精神诉求。表现在《公羊传》，就是开篇就提出“大一统”。现代人对“大一统”的批判，主要是因为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独尊儒术时，就是借“大一统”的名义发难的。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公正一点来说，我认为独尊儒术的危害性是被夸大了。且不说实际上，至少到宋代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仍然处于领跑地位；在政治上，从汉到宋，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发生不断的改变。在思想上，汉代的各种思想照样活跃，而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没有因此而失传。况且在事实上，任何一统一之政府，都需要一官方之指导思想，共产党政府不去说了，就算是今天之民主政府同样有一官方思想，争鸣只发生在此思想的内部派别之上。而两汉在此思想内部的思想辩论，也是客观存在，甚至表现相当激烈的。况且独尊儒术，并没有打击迫害其他的思想派别。坦率的说，我觉得这只儒家的一种体面的胜利，主要则是公羊派的胜利（但是公羊派的胜利没有维持多久）。其他的诸子百家，不过是被历史淘汰了。指责儒家不应当胜利？岂非笑话奇谈？！那各种思想到了必须依赖官方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被淘汰也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生命力的东西，何必保留？后人的指责，不过是基于一种天真的浪漫情怀罢了。人们不过是在责怪为何儒家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因此就希望诸子百家的争鸣继续下去，能够产生民主政治的温床，这种幼稚园小可爱的想法，实在让我无话可说。诸子百家的争鸣既然在统一的情况没有了社会基础，儒家的胜利是迟早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应当为了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诞生，让中国把战国时代延续下来？我担心如果那样，只怕民主政治还没有诞生，我们的祖先就全部死于战火了。所以我认为，民主政治的未能产生，至少是不能归咎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与蒙满二蛮族的扰乱有极大的关系。但是满独势力的存在，让我在开口详谈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加倍的谨慎。我不愿意授人以柄。
  “通三统”的思想和大一统是相关的。所谓三统，就是黑统、白统、赤统。这中间提供了一种暗示，暗示天下非一家独有——公羊家则把这种暗示说明白了。通三统是对大一统的补充，就不承认某家可以千秋万世，这也是一种施压促其行德政的历史观宣传。而同时，通三统理论亦告诫后任的统治者对前任统治者的后代，要结予较好特遇，反对血腥的清算。西汉有两个痴儿，就跑去上书西汉皇帝，说他们推算汉室气运己衰，应当退居百里，让贤逊位。这里面，就有通三统的理论。只是这个痴儿过于乌托邦了，白白送了性命。
  最后就是“大复仇”。放到最后介绍，并非因为它相对不重要，相反，这也是公羊派一大特色理论。“大”的意思，就是肯定、赞许、推崇。《春秋公羊传》凡有复仇事，必然大书而特书，可以说这是公羊派的“侠客背景”。公羊赞许的复仇，主要是涉及家国大事，有三种复仇是公羊赞许的：其一，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这样，就算是九世以后再来复仇，公羊也认为可以，“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矣。”但是《公羊》认为这种百世复仇之义，只限于为国复仇。其二，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公羊》推崇君臣以义合的观点，并不认为臣子对君主要绝对效忠。也不讲什么大义灭亲——这是《春秋左氏传》的观点。《公羊》认为，事君只是“义合”，事父是“天属”，义合的关系，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就自动消除了，义合的关系不存在，所以可以复仇。但是如果父亲是有罪被杀，则君臣之义仍然存在，就不能复仇。这种精神，是《公羊》独有的。其三，臣子复乱贼弑君之仇。《公羊》认为臣子为君复仇，也是一种责任。
  《春秋》对耻辱看得极重，这一点影响中国数千年。儒家对耻辱的看重，可能受到士的风气的影响。而对耻辱的看重，必然影响到对复仇的推崇。同时，春秋时代秩序的混乱，正义不能申张，《公羊》同样深耻之，因此他们推崇复仇的精神，鼓励用极端的手段去讨回应有的公道。《公羊》对公正的追求可以说相当的执着，当他们认为政治不存在公正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的赞成人们去追求自然公正。
  公羊派可以说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他们似乎并不相信什么来世与上天，他们的眼里只有现在与历史。因此他们把复仇的责任加在现实中的人的身上。鼓励人们去讨回自己的公正。我最欣赏《公羊》的，一就经权说，一是大复仇说。武帝要对匈奴用兵，许多公羊家们反对，但是一旦端出九世复仇之义，就没有人再出声。这种精神，就是血性。
  《透气篇》
  针对一些批评的回复：
  一、有人说历史学得比我好，我承认的确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不至于狂妄得自以为天下第一，所以这种可能性存在；有人说小说写得比我好，我也承认——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所以这种可能的确也存在；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