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种谔来到京师主持讲武学院、吴安国主持下的玻璃作坊终于开张，七月的汴京开始热闹起来。看着吴从龙和吴安国忙忙碌碌，秦观也过份热心的跑来跑去出谋划策，我突然明白，原来我还是喜欢有事忙的生活多一些……
  但是有事并不一定是好事，七月初七皇帝的单独诏见让我深深明白了这一点。
  我恭谨的站在那儿，看着年轻的皇帝不安的踱来踱去，实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年轻的皇帝终于止住了脚步，俊俏的脸上明明有一丝犹疑，我看着这个表情，心里格登格登的，暗叫不妙。双手接过皇帝递过来的一份奏章，小心的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奏章，细细看下来，其中弹劾我八大罪状：
  其一，出身来历不明，无父无母，殊为可疑；
  其二，任用私人，荐人太多，进人太锐；
  其三，沽名钓誉；
  其四，经商谋利，失大臣之体；
  其五，结党，建书院，揽私人，有不测之心；
  其六，于青楼不堪之地讥议执政大臣；
  其七，鼓惑君王，为奸诈小人；
  其八，以文臣而干武事。
  我还没得及说话，皇帝又指了指书案上一堆奏章，足有十多本，看皇帝的意思，竟然全是弹劾我的。
  我也不多言语，只轻轻的把奏章合上，还给皇帝。然后顿首说道：“陛下，微臣无谋利图私之心，此陛下所深知。然天下人自有天下人的议论，御史有责纠缠百官，此亦微臣所深知，臣请封还所有封赐，以避贤者。”
  皇帝沉着脸，用责怪的语气说道：“国朝许御史风闻奏事，君动辄请辞，欲置君父于何地？”
  我听皇帝并无深责之意，乃再三谢罪，又说道：“御史弹劾，按例臣当引咎辞职，非臣所以敢自弃也。今日之事，以臣而论，的确为无父无母之徒，来历实属不明，非御史妄言也；又臣向朝廷荐材，皇上恩宠太过，也是有的。臣虽自谓忠义可表天地，然奈人言何？”
  皇帝却不管不闻这些，只道：“子明无须自辩，卿替我大宋办青苗、钢铁二事，就足明卿的忠心。朕非不明之君，倘若卿非大宋之忠臣，这二事一为耕一为战，涉及国本，焉有如此用心之理？朕所疑者，这是弹劾的表章竟是隔几日一递，数日之间，便有十数封之多。想是卿少年气盛，不能容人，至有此谤。君是宰相之材，天以赐我大宋，朕优容于卿，是为国家爱此人材。希望有朝一日，卿终能大用。若是如此为朝中大臣所不容，君当退而三省。”
  我听皇帝这意思，竟是疑我陷入党争之中，心情一下子就跌落到冰点。倘是听那御史的话，以为我真有那些心思事迹，倒还可以一一辩明，若是疑我陷入党争之中，我那是辩也不是辩，不辩也不是。真不知道要如何自处了。
  须知我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一大根本，即是皇帝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信任，或者这种信任减弱到一定的程度，我的抱负理想，如何可以实现？
  虽然年轻的赵顼还算是个明君，并不至于怀疑到我的＂忠诚＂，但是我也知道，朋党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不能为皇帝所容的事物；而这也是最容易被污蔑的罪名。
  从皇宫退出来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我极其平静，但一种沮丧感却充斥着我的心中。我开始后悔为什么把李一侠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否则有他在我身边，我也能有个人可以讨论一下应对之策。亏得皇帝还以为我有“朋党”，真真是极大的讽刺呀。
  从皇城的宣德门往南，那漂亮的御街两侧，便是中央各机关的所在地。我坐在马车上闭目养神，一路也思考着应对之策，却一直不得要领。这不知不觉间，连马车到家了我都没有感觉。
  书僮伺侯着我下了车，刚进得大院，便有石福来报：“蔡京蔡大人来访，在客厅里候了好久了。”
  我知道这蔡京定是应我当日之诺，帮我写字来了，便答应一声，快步往客厅走去。方到门口，蔡京早已闻声站立，向我施礼道：“石相……”
  我回了一礼，打起精神来，笑道：“元长不必多礼，今日你来，乃是我的客人，我正要向你求墨宝呢。”
  蔡京恭谨的谦身说道：“不敢，不知石相想要什么字？”
  我心有所思，信口说道：“就烦请写欧阳大人的《朋党论》吧。”
  蔡京本以为我不过想要写个条幅之类的，不料亦是要写一篇文章，也不由得一怔。这《朋党论》是欧阳修遭人栽脏后写的自辩之辞，当时流传甚广，蔡京也曾读过，只是此时我让他写这个，却不由他不多想。
  二人又闲谈一阵，那蔡京曲意奉承，不听他说话，不知道拍马屁原来也有学问，就这蔡京蔡元长，对那吹捧之间的度真是掌握得恰到好处。我心里暗暗好笑，这个家伙，这种伶俐真是天生的秉性，要不怎么会是个奸臣呢……当下和他应酬了数句，便招呼书僮文房四宝伺候了，看他挥毫写《朋党论》。
  这一篇文章是自小背熟了，《古文观止》有录，我看着蔡京笔尖一个个字写出来，心里跟着默念道：“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读得几句，自己也痴了，这欧阳修是被人家诬为朋党，尚可为文自辨，以为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而我呢，却是被皇帝怀疑着陷入党争之中，又被怀疑着是不是平时少年气盛了，便是想辨，还无以自明……
  我正出神之际，蔡京早已写完最后一句“可以鉴矣”，我听他投笔轻叹道：“欧阳公此篇宏论，泛古论今，壮心不已，满腔报国之心。”
  这话说得虽然轻，我却听得分外的清楚，心里顿时一懔，知道蔡京弦外有音。这欧阳修早已致仕，且命不久矣，这蔡京却说他“满腔报国之心”，那意思便是说没有报国之门了，这一句话，自是有投石问路之意，暗里便有针贬王安石之意，只是不好明言。
  我当下笑道：“欧阳公另有一篇佳作，元长想是知道的……”
  蔡京是个聪明人，当下便问道：“可是《醉翁亭记》？”
  “然也。”
  “学生不才，却以为欧阳公之本意，未必是想做醉翁。”
  “噢？愿闻元长高见。”我轻轻说道，一边观察着蔡京，只见他眼神中犹疑之色一闪而过，出现的却是赌徒常有的兴奋的光芒，朗声言道：“欧阳公骨傲寒霜，难容于当世，不免遭人泼污，故有此《朋党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之别，兼有自辩之意。然而当今之世，君子不朋不常有，而小人之朋常有，设有小人之朋在朝，学生虽愚，亦知君子不得容于朝，不得不思做一醉翁矣。”
  我听到他话说到这份上，便问道：“元长以为，当今朝堂之上，可曾有小人之朋？”
  蔡京眼中光芒一闪而过，抬头反问道：“石相难道不知吗？”
  第三十节　七月的忠诚（一）
  我狠狠的盯着蔡京的双眸，不料这小子也真有过人之处，眼中竟无一丝作伪之色。“蔡元长，朝中之事，非君所宜言。”我沉声说道。
  蔡京似乎有点惊异于我的回答，眼光在那篇《朋党论》上徘徊良久，忽尔说道：“石相，请恕学生大胆，欧阳公有一句话是没有说错的，君子有君子之朋，周家赖以享天下八百年。我读石相文章诗词，非古之圣人不能过，石相若能想为大宋建不世之功业，无君子之朋，虽圣人不能成其事。”
  我讶异于蔡京有如此的见地，乃含笑说道：“韩念文章盖世，谢安性情风流。良辰美景在西楼，敢劝一杯苦酒。记得南宫高选，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这一首词，元长想是听过？”
  蔡京听我吟出这首词来，吃惊不小，这是他上任途中在一个官员家喝酒，命一个歌妓依韵而作，这词说的是他们蔡家两兄弟同中进士的殊荣。此时我读出来这首词来，其意甚明，他弟弟蔡卞深得王安石赏识，他此时有投靠我之意，不给我一个说法，我自然难以相信。
  “石相取笑了，那不过是歌妓戏作，实在惭愧。倒是学生平素爱读三国，闻得昔日诸葛瑾为江东重臣而诸葛亮为蜀汉之相，二者皆能忠心不二，先国后家，常常感叹不已，心里很向往古人的风采。”
  他这是借诸葛家的事情来表明态度，有些话不便明言，只得如此。这些话是题中应有之义，说到此处，我也知道来此的用意了，定是在王安石那里不得意，想从我这里来攀一个前程。蔡京这种人，聪明有之，只是功利心太重，有时候就爱走些歪门邪道，不过做为一个现代人，我倒不是太反感，水至清则无鱼，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但是对于蔡京的话，我却不好正面回答，便拐弯说道：“诸葛兄弟各为敌国，不得已之事，不足为法，国朝苏轼轼辙两位大人同殿为朝，共同效忠陛下，正是你家兄弟效法的榜样。”
  这中间也有一层意思，须知道苏辙进制置三司条例司，怎么算也是变法派中的中央机构，而苏轼却不得意，不得不去做地方官……蔡京是个一点就透的人物，知道我驳回他的话，是为了免得落人口实，当下恭身说道：“学生谨记石相教诲。”
  当此之时，因着这新法与旧法之争，大宋多少兄弟分途，朋友反目，这蔡京和他弟弟各走各的道路，倒也不足深怪。我也知道和蔡京打太极打到这个时候，就得让他揭开那层纸了，他既然要攀附于我，自然身上就得打上“石”字铬记，否则我怎么会当他自己人？但是我的实诚话，那就看我高不高兴给了，这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别。
  我招呼家人把那张《朋党论》拿去裱好，又把蔡京请入内堂重新坐定，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方问道：“元长任地方也有一段时间了，可和我说说新法在地方的实行情况如何？”
  这是考较功夫的时候了，倘若他说新法好话，那自是不用谈了；但即便是他尽说新法坏话，我也不会太看重他，我当他人才用还是奴才用，便看他自己的本事了。蔡京岂有不明此理的，抱拳说道：“此事本非学生所应当说的。但是石相见询，不敢不答，一言以弊之，扰民而已。”
  “哦？”
  “大宋建国百余年，积弊日多，后人因循守旧，亦无复太祖、太宗皇帝开拓进取之心，对外又屡困于北夷，故此自仁宗皇帝在位之时，朝野便有变法之心。仁宗皇帝特为范公开天章阁，是有庆历新政，其中主持人物，今日尚在。以仁宗皇帝之明，范公、富公诸大人之贤，庆历新政，数年便告失败，后人总结经验，都知是庆历新政，关系到大宋上上下下数以万计的官员的利害，这许多的冗官冗兵，便是大宋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祸害，朝野非不知也，然知易行难，便以范公之贤，亦有所不能……”
  蔡京侃侃而谈，见我略有赞赏之意，喝了口茶，清清喉咙继续说道：“……王相公自熙宁二年入相，号称天下人望十余年，上至皇上与诸士大夫，下至黎庶百姓，无不希望王相公能够一洗大宋百年的颓废，创中兴之功，可以说，当今之世，无人不盼变法……”
  我心里一动，这一层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便听蔡京继续说道：“然天下士大夫于变法的态度有三：其一，号称人臣楷模的司马光司马大人等人，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便认为凡事当小心谨慎，以不变应万变，虽谓不变，司马公等人心中的不变，不过却是走回庆历新政的路子，不过是更加小心与保守罢了，并非是全然不变；其二，便是王相所倡，以为方今之政，不仅要变，且要大变、急变，他们心忧国朝积弊数十年，希望所有的弊政一朝能改，恨不得数年之内，便可国富民强，尽复汉唐之地，而王相的法度，不过就是避开吏治，以法治国，以为终不以庸吏而坏良法，却不知道古人曾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此王相之失也……”
  我再也想不到一个被骂了千年的奸臣，能有如此见识，心里不禁调整了一下蔡京的地位，温声问道：“那么第三种态度呢？”蔡京知道他这番高论已经打动了我，乃笑道：“士大夫中第三种态度，便是以苏轼苏大人的寒暑论为代表，此辈以为如今的大宋，是一个重病之下病人，须得徐徐用药，先轻后重，免得一不小心用药过重，反而把病人给害死了……”
  我听他分析得头头是道，便笑问：“依元长所说，那么元长你又以为何者为上策？”
  蔡京拊掌笑道：“三策之中，便无上策可言，若强要选个第一，自然是苏大人识见胜出一筹，不幸也以苏大人最不得意。”
  听着蔡京口出大言，我倒有点奇怪了，便是以我多出千年的经验，也不知道除此之三者之外，另有良策，难道说蔡京竟是个不世出的奇才，可是他明明曾经执政十数年，为什么却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