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并不算很完美的建议书，又给皇帝和王安石很大的冲击。他们还没有从前一次震惊中清醒过来，我却想到更深远的问题。对于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理解，首先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给铁匠们如此好的待遇，然后又置疑为什么只有百分之三十利润上缴国库，然后就对要新成立这么多机构感到不可思议……我不得不耐心的向他们解释，反复强调提高工人积极性的好处，不断的说“仁者爱人”，又要细细的说明每一个新成立机构的好处，另外又要说百分之三十上缴国库是长远的打算，以及御史监督的必要性等等……
  皇帝和王安石不知道，我是在为大宋建立一个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慢慢的打基础，从最边缘的事情做起，从最新出现的事物做起，先不去触动旧的整个体制，却可以慢慢的削弱它们，并让人们慢慢对新的制度习以为常，然后再取代它们。
  第八节　狙击新法（一）
  皇帝和王安石并没有马上全部接纳这些意见，但是我知道皇帝已经倾向于接纳了。他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我总是对的，并且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和他说的那种更先进的武器。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面中，我向皇帝指出钢铁工业是那种新式武器能诞生并且列装军队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钢铁工业。
  皇帝对我建议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虽然有些地方他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另外保守派的几个大臣在读了这篇建言后，都表示支持。当时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顽固派，而是稳重派，他们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观点，我这份建言不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马光更是早就认为我是“少年老成”了。这个时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觉，我其实已经和保守派有了一种默契的战略同盟关系，他们需要我来牵制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面太激烈。另外因为我巧妙的提出设立新的机构，就没有什么祖宗之法可言，他们更不会过多的牵制我，何况我在他们眼里，和士大夫是一体的。
  而钢铁事业的出现，虽然只是上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但是一些精干的大臣计算后，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对国内市场那种过份低廉的价格，也能发现这百分之三十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却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明言，这种状况更让一些保守派大臣把这个利润说得更大声了。这个利润在头几年时间，可能达到数百万贯……而之后，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引诱大宋朝廷制定海外倾销的政策了。
  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皇帝终于通过了我的建议，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各生产基地的总管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钢铁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人潮涌动了。不过工部的人选，我向皇帝推荐了杜子建，这个人毕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对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赐进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带着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在那里我要造火枪。别的位置，就与我无关了，制度已经定下，只要官员不太差劲，就不会有大问题，何况我还有段子介这个样板在，如果他们干得差，更好让我将来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于李一侠，我却暂时离不开他。刚刚替帝国打下了钢铁工业基础的我，这时候已经不得不正面和王安石新法交锋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连水果都要由政府来卖，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明确支持我的钢铁制品民营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则和他的那些政策简直冲突太大。我估计管制钢铁专卖署在他看来，不过是我和他妥协的一种让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有感于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祸害，特别市易法对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后，我频繁的和司马光、文彦博等名臣交往，商讨对策。文彦博对于市易法简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出现，在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开始组建特务组织镇压舆论了。
  另外，在八月的时候，按历史的正常发展，王安石将颁布方田均税法，这一系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刚刚颁布的保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国家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导致农民大量破产。而方田方田，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十几年也不会方清，只会给百姓更大的负担。王安石正是通过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国内的民怨激发到顶点，并且成功的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李一侠替我不断的来往旧党名臣的府邸，讨论拯救黎民苍生的对策。在私下里，他甚至曾经给我出过主意，要求设置阴谋来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旧党毫无应付之良策，现在整个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有所作为，毫无疑问会让天下失望。
  这个月内，我的家人信使不断的往来地方与中央，收集资料。学院和太学的学生们也开始情绪激动起来，不少人开始抨击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对付白水潭学院的谣言也不胫而走，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自负到变态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为敌而封闭白水潭学院。
  我说服了司马光等人放弃联名上书的提议，而改由各个大臣分别上表，以免加皇帝造成一个朋党的假象。我很明白年轻的皇帝对新法并无一定的政见，他倒是邓小平理论的支持者，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正是因为旧臣们让他失望，而王安石又给了急功近利的他希望，他才会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而王安石的权位虽重，却也完全倚重于皇帝的权威，他受到旧党的攻击、百姓的怨恨、地主的指责，全天下皆不信任他，只要皇帝一道旨意，他就什么也没有。
  而我的出现，特别是我的表现，让皇帝在王安石之外，多出一个选择。我也已经成功的加深了皇帝对我信任。王安石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国库所添之数也有限，我只要几个月，就有望让国库充盈兵甲精良；我略施小技，就让青苗法可以有效的实施，朝野皆无反对之声……如此等等，可以说，皇帝对我的信任还在王安石之上。毕竟我让他看到了结果，王安石还在让他等待。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皇帝的接见。几天后，在接到数以百计的言新法不便的奏章后，皇帝终于召见我了。皇帝第一次主动询问我对新法的意见，特别免役法和市易法。
  于是我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一一向皇帝例举，指出免役法的实质，是王安石将原来敷年一次轮流之差役，变成年年应承担之普遍差役制，借以去除上户之特殊负担，并按普遍差役向所有主户征收免役钱和助役钱，除一部分用于雇役以外，使得国家可以每年增加现金免役钱收入。王安石先是普遣摊派不同等级之差役，逼迫农民与助役户按雇佣劳动特殊商品之市场价格，用货币赎回强迫自己提供的无偿劳动力。而变法官员胥吏，就是通过将户资产任意升级的办法，以提高征收无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量的货币，又通过压低雇募劳动者的支付额甚至到后来分文不给，来达到扩大国库与地方府库净收入之目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下户农民成为普遍劳役法之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以钱满为患：市场上银贵谷贱，农夫无隔宿之粮，更无再生产的能力。我亦指出，免役法的本质，就是抢劫贫民之口粮以充实国库。这中间我例举了大量的例子，并提供了粗略的统计数据，很诚恳的希望皇帝能够废除免役法，至少要进行改革。免役实施两年来，已经害死太多的人了。
  对于市易法，我亦指出此法必然使奸吏与豪商勾结，使市场价格不能稳定，并且行商被征重税，更会让商业破产。市易法最终损害的，是小商和下层百姓的利益。这又是一种向下层盘剥来充实国库的劣法。同时我再一次向皇帝解释着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并且以钢铁事业为例，指出倘若百姓有钱，则能买更多的钢铁制品，国库就会有更多的收入；而反过来，更多的钢铁制品流入市场，就使得百姓们能更加容易的挣到钱，从而百姓就更有钱。他们又有能力买更多的东西，国家就又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和利益……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同时我又向皇帝提出适度的商业税可以繁荣商业，并以管仲相齐为例，指出商业可以使国民皆富。我适时的向皇帝解释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出小商贩对于国家的意义，并且分析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并且第一次向皇帝提出了海外市场的概念，指出由中华向蛮夷倾销某些产品，可以让国库充盈而不必加重百姓的负担，这种方法较之王安石大言不惭的说不加税让国库充盈的作法要可行得多。
  又因为皇帝对于商业可能损害农业这一种传统担扰，我更做出了解释。对于迷信政府干预经济可以解决一切的皇帝，我指出只要政府制定一种经济政策，限定谷价的变动，并且在谷贱之时大量收购，在谷贵之时出售，以平衡物价保护农业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无论好坏，都可以在古代找到例证，从武帝时的平准，到王莽时的干预经济，这些理论我和皇帝从早晨一直谈到深夜。皇帝对于我这个“天下奇才”已经是相当的信服了。
  第九节　狙击新法（二）
  我很详细的考虑了终结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王安石一定会以辞职来应对的。而我又不能够在此时出掌宰执之位，在内心的深处，我认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挡箭牌。我记得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譬喻，在中国，倘你说要在屋子里开一扇窗，必然有人出来反对，你这窗是开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声叫着要把这屋都拆了，那么拆窗的主张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虽然是变革，但总比拆屋要温和得多。王安石对我的用处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为他新法为国库敛财的本质，可以保证国库的充盈，为以后的大变革做准备，而我不必承担敛财的恶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的新法，就可以让保守派们向我靠拢，从而使我一些温和而务实的改革措拖得以顺利的推行。
  倘若没有了王安石，只怕保守派就会分裂，一些有识之士固然会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却一定会维护他本层的利益的。我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局势，政治有多凶险，读多了史书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我，那么我的出身与来历，我的年轻，甚至我至今未娶，都会成为攻击我的借口，流言会分化民众对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会得罪许多的民众。而我承认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个阶层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个力量够强的阶层，仅凭借着皇帝对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无法在政坛上站稳脚跟的。特别是这个皇帝，历史曾经证明过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帮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后由我来做好人。打一个坏坏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个强盗，抢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当，然后我来做好人，还给他们一半的家当，或者只抢走他们一半的家当，人们比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后，心理上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我了。这是历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我岂有不利用之理？
  因为王韶在西夏边境创办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市易法的危害还没有显示出来，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会引发一场朝会中的大辩论，而辩论的结果若是我的政见获胜，则必然让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辞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赢，则即便皇帝信任我，只怕他也无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况且这个年轻皇帝的信任，绝对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一点我一直牢记在心。
  两种结果皆非我所乐见，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集中精力攻击免役法，顺带着把市易法给毙了，同时再对保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击免役法却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辞职，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来取代免役法。毕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成，毫不夸张的说，免役法构成了王安石敛财的主要手段。
  鉴于这种情势，第二天，我请皇帝召王安石入宫，做一个小规模的讨论。因为以我的身份，是没有办法和宰相辩论国家大事的，否则与礼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个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大臣来，签署了一份诏书，给了我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没有宰相的副署，视为无效，不具备法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