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这样的交流，也亏了范翔，才能说得清楚。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经在心里认定石越是纵横家一派的。范纯仁也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而且，范纯仁心里也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只能靠石越的手腕。甚至在侍剑送请帖来之前，他便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也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清晰，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就算石越本人能见着皇帝，也不会拿这件事来招惹皇帝心烦。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个判断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惠卿、舒亶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固然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则暗中搜集证据，吕惠卿、舒亶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较有力的证据，以此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吕惠卿、舒亶，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
  范翔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是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惠卿、舒亶，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而且弹劾时要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然而，这个应对之策却有一最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却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如果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
  第七章　江上潮来浪薄天（二）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也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呦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西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西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抱着拳，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范纯仁心知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他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韩忠彦也似乎惜字如金，就这么着走了一段，眼见范纯仁要往政事堂去了，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顿时一怔，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的吃惊——他曾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逃避似的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不肯言语。过了一小会，方又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的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特意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么？”
  “可不是？皇上御批，欲调狄谘为杭州知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道：“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只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
  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等大臣。做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这次大病却非同寻常，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赵顼经常也会强打精神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勉强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每次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份大事都没机会说完，哪里敢再提及其他。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其实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以往给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尤其是，范纯仁一直还在担忧皇帝的用心所以，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不由得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精神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
  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苍白，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两州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怎么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是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是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不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以韩忠彦镇之，忠臣世家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但吕惠卿原本却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的意思。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还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原本皇帝想让狄谘换成文资，调回汴京进入中枢，结果受到汴京士大夫的歧视与排挤而未果。不知是否是受此刺激，后来皇帝想让狄谘先换成文资，竟被狄谘拒绝了。他上表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结果此事就僵在那里了。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谘与丰稷，都与石越关系非浅，吕惠卿也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结果却没有料到，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然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的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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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惠卿、曾布、蔡确，虽然同为新党天王级的人物，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在政治斗争上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是新党经过这一内耗，其实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当年王安石变法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