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终于弃之，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佑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天赐之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天赐良机，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
  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被白白浪废，也是在所难免。
  “故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忽然揖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越以为，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
  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贫僧有三策，可献于参政……”
  ***
  数日之后。
  大宋尚书省非常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尚书省与枢密院各派一人并同主持，尚书省方面的官员是工部尚书苏辙，枢密院则是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二人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个规模可观的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有关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习惯于模糊的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的要求非常的简单明了：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即以不胜任论处；若报告中发现两处数据错误，即要求其主动引咎辞职。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形象，决意将官僚主义赶出工部。便在当日，苏辙还做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情——两封盖有苏辙印鉴的信件从工部发出，分别送到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苏辙主动请求两家报社派遣记者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在当时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许民间生产敕令》，这份敕令公开向天下宣布此后诸军所须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的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而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标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
  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在升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个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兼参知政事石越与大宋朝的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陛下，将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是臣想于那些商贾，也是有极大利润可图之事。”石越似笑非笑的说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是参加竞标者，都必须交纳一百贯钱的入场费，以向朝廷证明他的实力。”
  “一百贯？”赵顼吃了一惊，他并不是那种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贯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想来竞标之人，自然都是家产殷实的，给朝廷贡献几万贯钱，权当替朝廷省下了组织竞标的开支，臣以为并不无妥。他们日后要赚的钱，何止万贯？这样也免得有人进来看热闹，搞得乱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后，明年军屯之竞标，就会更有经验。”
  “如此一面节省，一面开源，明年虽则有修路与军屯两项工程要做，兼之军器监生产新式军器的投入加大，且朝廷一岁无免役钱宽剩钱之收入，但省下给辽国的岁赐，兼之商税与市舶务关税增多，且撤并州县又省费用，今岁朝廷最少能节余二百万贯，至明岁，或者能达五百万贯不止。”赵顼的情绪非常好。
  以宋朝如此庞大的帝国，每年仅交到中央的税赋折成铜钱最低不低于六千万贯，省吃俭用能节余二百万贯，皇帝就已经高兴不已，实在让石越哭笑不得。须知唐家每年的纯利，石越虽然不能尽知，但是最保守也有三四十万贯之巨，便是说有一百万贯，石越也不会太意外。
  “陛下，待两三年后，财政好转，臣以为改革两税法便可提上议程。”石越趁着皇帝高兴，进言道。
  “改革两税法？”
  “正是。两税法弊病太多，百姓之困弊，一为税，一为役。本来两税之外，不当有役，今日之两税法，实在过于苛刻。臣以为非改不可。两税法量出为入，索求无度，最不可取。然后税法牵涉太大，不可轻动，故臣以为，一旦财政纡缓，第一步，可以取太祖建国以来至熙宁八年之两税税额相加，取得均值，再以均值之八成，定为两税税额。税额五年不变，使百姓稍得休息。此间朝廷一切用度，皆要量入为出。”
  赵顼心中不由一紧，石越这样说法，分明便是一次为期五年的大减税。以一百年税额相加，取平均值，虽然会比开国时多，但是比起现在来，却肯定要少上许多，赵顼几乎怀疑会降到六成，再加一个八折，那么不用算太仔细，也知道是换了个名目给普天下的农民减税一半。虽然未必会动到他准备用来打仗的封椿钱，但是那五年时间，朝廷肯定不可能多一文钱的积蓄。若是司马光提出这个意见，赵顼心里还会宽心一点，但既是石越提出，司马光更无反对之可能——他两个管财政的臣子只要难得齐心一次，他的军费就不免要大大减少……
  “这……”赵顼果然迟疑起来，但是他毕竟知道“爱民如子”是一个杰出君主所应有的品德，石越打出“让百姓稍得休息”这样的大义来，他也不太好反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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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下）
  石越自是知道赵顼在想什么，他微微一笑，道：“陛下，两税法改革之事，还须待财政纡缓，臣想与陛下约定，若国库连续两年盈余达到一千万贯，或者连续三年盈余达到八百万贯，便请陛下允臣此议。”
  赵顼轻轻抿了一口酒，沉思半晌，方道：“卿何不到时再议？”
  “陛下，减税之恩，当自上出。今日陛下若与臣许诺，则自此之后，臣必无一言及此。陛下何必以此大恩归于大臣？”
  赵顼恍然大悟，许久才叹道：“卿真忠臣也。朕便与卿立此约。”
  “陛下圣明。”
  赵顼点点头，喝了几口酒，见石越只是端坐，不由取笑道：“如何卿也变得拘谨？今日并无御史纠仪，卿不必如此小心。”
  石越不好意思的笑着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道：“臣这些日子，倒是心事太重了。”
  “亦不必如此。满朝大臣中，惟有卿不懂享乐。”
  “范仲淹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臣以此句，时时自勉。辽、夏之患不除，陛下之志便不得逞，臣得陛下知遇之恩，岂敢言‘享乐’二字？冠军侯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臣较之古人，已是惭愧。”
  赵顼默然良久，叹道：“闻夏主年不过十五，未知贤愚。而辽主真英杰也，昨日军报，闻他超擢一小校于营中，授三千精骑，突入上京，斩敌三百，耀武而去。辽主亦已亲率大军北上。”
  “陛下可知小校何名？辽主以何人留守？”
  “以萧惟信守南京，萧素留守中京。小校之名，却不得而知。”
  “此悍将也，不可不知其名。当责令司马梦求打探真切。”石越实在大吃一惊，从中京至上京有数百里，孤军深入而能全身而退，必是行动迅疾如风而胆色过人方能办到。
  “辽主行事用人，皆可称英主。盟约之事，实费思量。文彦博曾上策道，可遣使致辽主言：昔有盟约，无须再订，以免示天下以隙。若要再定，则两国之君当亲约于宋辽边境，辽主必不能来，此议自罢；或者，竟许其盟约，然互市须增加为战马五万匹，民马十万匹。”
  “辽国正在内战，绝无可能互市十五万匹马，更何况还有战马。这亦是拒绝盟约之意。以臣之见，此时不必自绝于耶律浚，他日若要寻一借口，并不太难。臣以为，与其如此咄咄逼人，不如一口答应辽主，双方可重缔盟约，约为兄弟之国，然而两国必须开放边境，许可官民全面通商，并约定关税。如此大宋之商品，可以直达辽国内地，而辽国所产之马、牛、羊等物，亦必然源源不断运来大宋。如此定约，若耶律浚拒绝，则天下皆知是辽国无诚意，而非我大宋无诚意；若其同意，则运来大宋之马匹，自也不会短少。异日他不断绝此商约，则辽国情弊，必然全落入我大宋掌握之中，其民衣我大宋之衣，用我大宋之物，以其之马，装备我大宋之兵，长此以往，辽国必为我大宋之附庸；若其断此商约，则内得罪于本国百姓，外则失信于天下。大宋从中获利之民众，亦必然支持朝廷用兵惩罚，如此天下形势，尽利于我，岂不胜于断然拒绝？”
  赵顼从未听说这种用通商的方法来影响一国的策略，不由将信将疑，道：“此计甚奇。然我大宋之情弊，不亦尽然落入辽人之手？”
  “若如此说，亦无甚错。然则敢问陛下，是大宋的商人多，还是辽国的商人多？再则当年耶律德光曾经攻破开封，真宗时辽军亦曾至澶州，河北道路，于辽国有何秘密可言？倒是燕云沦陷已久，辽国道路，我大宋惟一二使者曾至，再不知其虚实。若如此说来，臣以为还是我大宋得利多，辽人得利少。天下事，兴一利，必有一弊，惟其利害相权，孰轻孰重而已。”
  赵顼听石越说起当年耶律德光之事，又提及澶州之盟，不由苦笑，自嘲道：“大河以北，辽国的确是轻车熟路。”
  “陛下，宋辽之间，实无甚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