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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初，白水潭学院并未吸引到什么人来报名。当时的智识阶层无不以当官为唯一的出路，我这些“奇技淫巧”，顶多是做为一种证明自己博学的见闻来学习。但是我很聪明的率先低价发行了所有这些教科书，当那些读书人看到这些书的时候，所受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宋代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高峰，中国的技术在当时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超越时代。然而却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来归纳，并通过理论的研究来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发展。
  我的几本教科书——
  《数学初步》是由我口述，雇了几个儒生写成的；这本书里表达了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知识，给当时一些博学的人带来的冲击只能用震憾来形容！他们无法想象数千年算术知识，在我这里简直如同小儿科，我所能解决的问题比他们复杂得多，我所面对的问题也不知道要深几个层次……坦率的说，宋人并不固执，特别是宋代的读书人，对于和儒家经典并不冲突的自然学科，他们能有自己的智慧来接纳这一切。
  《物理初步》在这本书里我用无可置疑的权威阐述了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并且把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列于其后。当人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可以用一些定理来解释之时，他们的佩服马上就可以写到脸上。
  《化学初步》则是最晦涩的一本书，因为我无法和人们真正解释清楚分子的概念。但是原子的概念却由此而深入人心，当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另几本书中树立起的权威形象让人们自然而然认为我这里也是对的。这本书自出版后不断的修正，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版本坚持过两年而不被修改的。
  《地理概述》，这本书出版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新山海经》、《水经注》，但是其影响却是如此之深。因为凡是他们经验所及的，我都是对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地理，却是由当时的儒生们所写，我仅仅是审议一下。
  《生物学》，我对生物学一直有特殊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我写得相当的完美，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我口里说出来，却仅仅只是一种猜想，并且由此引发了读书界的一场大争论。无数人的指责，亦有个别杰出的辩护，唯一无可置疑的，则是本书真正开创中国的生物学。
  仅仅这几本书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人们以看待一个奇才的眼光来看待，好学的神宗皇帝甚至亲自接见，要我本人向他解释这些书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讲，虽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过皇帝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很快接受了一些概念，并且对我提出的标点符号方案深以为然，下令在全国强制推行。喜欢写序的皇帝给这几本书做了一个总序，使得这几本书成为了钦定教材，甚至为太学所采用。
  第一期的学员我招到了八百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规模。官方的学府，学生们上学是有津贴领的，而在我这里，却是要交钱的。这一进一出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来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们到我这里来读书，以显摆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算拿他们培训教员吧，那些“新学”的教员，就是那几个帮我编写教科书的儒生，虽然经我解释，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实证的，懂得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总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少爷们，正好给他们实习。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却是，因为学院是公开授课，结果那些“新学”的课程，来旁听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来得晚一点，就绝对没地方站。还有一些人，则是很不服气，特别跑来学院找我辩论的，我当然很少亲自参加，而是由那些教员和学生中的积极者来应辩。我为此特意腾出一间大厅做为辩论厅，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员们辩论，并且每七天中规定一天时间就是用来辩论的。于是这一天成为大宋读书人和爱看热闹的百姓最高兴的节日，他们每七天就等这一天来创造一个新话题以为谈资。茶馆里人们一坐下来，多半就是在谈论上一个“辩论日”谈的是什么，下一个“辩论日”又会有什么新的争论。
  而辩论的话题，则由新学的真伪，渐渐扩展到儒学的经义，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卷入新党旧党之争，所以严禁在我的学院辩论朝政得失，明确的说“非所宜言”，这种鲜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赞赏，而旧党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懂“人臣之道”。
  只是这种辩论的火种既已种下，就根本无法控制。读书人若是闲着无事，没有不喜欢议论的，而知识分子不谈论政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朝政的辩论，在白水潭学院没有发生过，不等于在别处不发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为这些行为解释着，让他觉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让他觉得辩论把问题找出来，也并非一无是处。
  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在“辩论日”之前的一天，我会去请当朝大儒、著名的发明家、博学家来做讲座，这一天又被称为“讲座日”。每逢讲座日，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午前往听讲，下午则可休息。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儒生们，往往也会来旁听，学院旁边倒象是赶庙会一样了。
  总的来说，书院的成功超乎我的想像，我似乎已经看到第二年报名的学生挤满学院的景象了……
  但是这种热情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能支持多久，实在并不是一件让我感到乐观的事情，虽然那些有闲阶级会把科学的火种接下去，但是那离我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第五节　宴会
  做为大宋国的名人，我却一直很小心的避免交游太广。但是汴京城里谁都知道白衣御史石越对于文化事业很支持，那些出身贫寒的儒生也经常是在我名下的印书局或者学院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以度过金榜题名之前的苦寒，而其中那些谈吐不俗、仗义任侠的，也经常会被我宴请，一起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慢慢得觉得自己真有了些学者风范了。只是我的宴会上，却很少会有朝中的大臣，顶多就是一些翰林学士，喜欢我见闻广博，又能填些不错的新词，颇爱和我交游。
  熙宁四年的冬至，是我回到古代所过的第二个冬至。历史上曾经记载，王安石曾经在熙宁四年，也就是耶元1071年，让人把他儿子的策论刊布于市，皇帝读后很是欣赏，就把他儿子王芳提拔到身边。这件事，是史上一个著名的权谋。我当然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想到，王芳的策论竟是通过的我民智印书馆出版的。
  王芳的策论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想到这件事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还是让我哭笑不得。不过我既不敢，也无必要去得罪王安石。须知此时倘不是因为我过于年轻，我的声望只怕还要在王安石之上。无论新党旧党，都很佩服我的才学，同时因为我不做官，政治上不站边的做法，也让双方都想拉拢我。而在年轻的皇帝面前，我也是说得上话的人物了，因为我年轻，所以无酸腐气，很多时候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事情的本质，却从不正面顶撞皇帝。
  皇帝想让我进朝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旧党也很希望我进朝廷，来平衡王安石的力量。但是我很明白虽然我有多出千多年的见识，可是玩权谋，我的天赋还不够，最起码一定玩不过王安石。我还是离政治一定的距离，对于民族的贡献会更大。
  然而也因为这些复杂的关系，这一年的冬至，参加我的晚宴的，不仅仅有唐棣、苏巩、王石、袁枢、郭泰以及白水潭学院的一些教员学生，也还有诸如王芳这样的太子党以及翰林院的穷书生们。
  歌女们唱着靡软的曲子，酒醉灯迷中人们高谈阔论，有人在联诗斗酒，有人在争议曲直……我在醉眼中看着这些大宋的精英，浑不知数十年后野蛮民族乘灭辽之余威，用闪电袭击的方式倾刻间就颠覆了这个看似柔弱的帝国，心里不禁暗暗叹了口气……忽又想到，现在这个年头，倘若世间真有萧峰慕容的话，他们也应当出生了吧？
  我正在自嘲着自己的胡思乱想之时，忽然看到西边末席的角落里，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独自一人在喝着酒，虽然宋代的酒度数很低，但是如他这样，端坐席前，一口一碗，且能神色清明，却也让人不能不另眼相看。而那种热闹非凡中的孤寂，更让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这时候我又注意到这个小伙子是用左手喝酒，他的右手，却始终按在一柄短刀之上。
  莫非是个侠客？我暗自嘀咕。不过却知道这种事情总是虚妄。能进我这个宴会的，都是读书人无疑了，哪里会有什么侠客呀。
  我朝我的管家石福悄悄的说了几句。
  我选用家人一向更多信任忠厚老实的，石福是个很本份的中年人。他小心的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把他请进了内堂。年轻人眼神里闪过一瞬即逝的惊讶，却并不推迟，很大方的就跟了进去。
  我请唐棣帮我招呼席中的客人，自己告了个罪，就往内堂走去。
  进去后才发现内堂里竟然坐了两个人，除了那个身怀短刀的年轻人外，还有一个削瘦的儒生笑嘻嘻的坐在一边。我不由向石福看了一眼，急得他汗都快出来了，但结结巴巴的却不敢分辩。那个削瘦的儒生笑嘻嘻的说道：“子明公（我给自己取的字是子明）不必责怪令管家，是小生自己跑进来的。”
  我挥挥手让石福退下，几个侍女立即上了茶，也全部退下了。端起茶喝了一口，我慢慢说道：“无妨，在下方才见到这位兄台气宇不凡，故请入内堂一叙。”
  然后很郑重的向那个年轻人问道：“不敢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那个年轻人连忙回礼，朗声答道：“不敢，小弟姓段，名子介，字誉之，齐地人。”
  段誉之？我几乎一口茶要呛出来。看到我如此吃惊，两人都很惊讶的看着我。
  我连忙解释：“方才听到段兄的字，想起一个故人。”段誉和我是故人吗？也算是吧。呵呵……
  削瘦的年轻人却不待我问，自己就介绍了：“在下姓李，名一侠，字无过，却是晋地人氏，和段兄隔了一座大山。”
  我笑了笑，说道：“李兄取得好字。”本来不喜此人进来打扰，这时候却觉得他蛮有意思，做不速之客做得这么爽。不禁又问道：“李兄进得内来，想必有所教我？”
  李一侠笑起来实在是一脸的坏笑，他嘻声说道：“不敢，初到汴京，早听说石子明的大名，因此混进宴会中，白吃白喝，完了再来见见高贤。”
  这个家伙倒是个痛快人，“原来如此。”却又转过去问段子介：“段兄一向面生，莫非也是才来汴京？”
  “正是，在下到汴京不久，之前在白水潭学院听讲，听到石兄宴客，特来见识见识白衣御史。”这个段子介说起话声音很清朗，让人感觉特别痛快。
  “看二位都是性情中人，我就不掉文了。段兄可是会武艺的？”
  二人齐声赞同，段子介说：“我自幼习武。”
  李一侠在旁笑道：“可否让我们开开眼界？”
  “好。”段子介并不谦让，三人一起出到院子里，他就开始舞刀了。说实话，看多了港台片的我觉得这些招式也是平常，反正没什么刺激可言。
  一路刀法下来，李一侠大声叫好，我却不置一言。
  段子介以为我眼光高，连忙要我指教。
  我却反问他：“以段兄的武功，若在军中，是个什么水平？”
  “不敢说上将之材，较之一般军卒，还要稍胜一筹。”段子介倒有点自信。
  “是这样呀。”回到内堂重新坐好，我又问道：“二位可知道本朝铁匠是如何炼铁？”
  这两人都是聪明之人，一听到我东扯西扯，就知道我心里必然在想什么事情。李一侠摇了摇了头，段子介则说“看过铁匠打兵器。”
  沉默许久，我又问：“二位对于今日朝局，有何高见？”
  这话我知道说出来就是孟浪，但是我真想知道这两人的见识与器度。
  这些古代人反而没有我这个现代人这么多顾虑，略一思忖，段子介就开始娓娓而谈：“王相公主持新政，朝廷里党争之象已成。若平心而论，则相公之法，倒不无可采，熙宁二年颁布诸法以来，裁兵省支，想必国库亦当充实不少。保甲、均输、农田水利诸法皆是善政。只是青苗、免役法却为祸不浅。至于太学三舍法，只怕还不如白水潭学院。而用王韶为洮河安抚司主管，在下亦不以为然。”
  王安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