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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小说是在满足读者大众的心理，让他们感到一时的愉快，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痛苦，多数网络小说就属于此类。然而随着网络识字阶层的逐渐扩展，开始出现一些小说，其作者是为更高层次的识字阶层而写的。这类的小说是要让人感到“不愉快”的，它比较注重实际生活的困难，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即便距离所谓传统文学批评当中的“文学小说”还有一段差距，然而却足以将这类小说与通俗小说区分出来。当然有部分后现代型的文学研究者认为区分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区分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偏见。这样的看法或许有道理，但我们可以思索一个问题：小说反映作者的思想（我个人不喜欢将思想一词学术神圣化，所以只要是作者想传达的意思都可以称为思想），当一种小说一直在单纯地宣扬一种思想，譬如一个人只要得到一本秘笈，武功立刻变成天下第一……从广义的伦理价值来看，这种“思想”是不好的、低下的，宣扬这种“思想”的小说不可能是好小说。同样的，全书充斥着一群女孩倒追一个男孩的大男人主义倾向的小说，恐怕也很难是好小说。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可以确定《新宋》至少不是一本“不好”的通俗小说，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种马型男主角，也没有看到一步登天的天马行空；而就它的主题来说，一个飞越千年的现代人到宋朝搅乱了历史的进程，这样的题材，我们通常称之为架空历史小说，是现今网络文学当中颇为热门的主题——一个新颖却具有高度写作困难的小说主题。
  架空历史小说的定位，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但一个基本的条件是，此类小说的创作者应当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驰骋想像。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架空历史小说与历史有亲缘关系，否则就不必在小说前面加上“历史”的标签；但他们的“本质”是文学，有别于历史纪实、历史人物传记。如何拿捏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分野，有赖创作者涉猎历史的深度、历史知识的广度、历史识见和尊重历史的诚信，更需要创作者虚构艺术情节、人物形象的技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架空历史小说有两大元素：历史的真实与创作的虚构。如果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与主要事件没有历史根据，那就不成为架空历史小说；但架空历史小说的“本质”却还是文学，自有艺术创作范围内“适当的虚构”。因此，架空历史小说之不同于一般小说，是其既有艺术创作的虚拟空间，又受史实的约束；这是一体的两面，两者交错、汇合，而重新呈现历史风貌。
  架空历史小说更鲜明的特色是，它的“历史的真实”是一种断裂式的真实。由于主角不期然地出现于历史之中，他给既定的历史进程带来不确定的发展影响，而最终让历史走向一个完全虚构的方向。如是，创作者首先要建构一个符合特定历史背景的架构，与主题有关的历史名人的个性和历史事件、社会制度、执政者的政策取向、经济大环境、宫廷礼制、社会习俗、器物、服饰和人物语言要贴近历史，去创造出相当的历史氛围；然后创作者要透过他的想像力，将主角所带来的意外变化虚构出一段历史，用他的生花妙笔去演绎这段虚构的历史变化。这段历史变化自有其宽松的艺术虚构空间，不必完全受史实约束。架空历史之所以深受喜爱，便在于这段虚构历史的不确定性，在于左右历史进程的发展方向，而由创作者自由虚构如何建立理想的乌托邦，充分满足创作者与读者的私密想像欲望。
  架空历史小说写作上最大的困难，在于怎样合理铺陈实际历史进程受到外力干扰而改变的过程。现今各网络平台当中众多架空历史小说，最常见的迷思便是试图透过片面的科技进步来建立创作者心目中的乌托邦。换言之，颇似民国初年的全盘西化论的移植投射。更有甚者，不但过度渲染技术片面的影响力，更忽略了铺陈的合理性，往往推出一项发明便有立竿见影之效，譬如讲炼钢，则马上钢铁产量翻数番，工业勃兴；谈绿化，则一两年之内，蔚然成林……完全忽略现实可能遭遇的困难与自然的限制。这些创作者所营造的乌托邦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的后殖民主义阴影；因为昔日中国的受辱，乌托邦里的中国总是扭转科学技术劣势而转变成为天朝上国，威加海内而四夷宾服。至于建立乌托邦的手段却往往流为昔日我们所严厉批判的霸权殖民主义，乃至于以战争、屠杀、种族偏见等等民粹情节来迎合部分读者。换言之，这些所谓架空历史，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心理满足而已，很难称得上是好小说。等而下之者，甚至连文字表达都有问题。
  从《新宋》的创作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由低层次心理满足的通俗小说转变成为具有浓郁历史氛围的架空历史的过程。旧版当中，唯物质技术取向的写作模式让《新宋》平凡，和其他架空历史并无本质不同，顶多就是人家明清，石越北宋而已；而在新版当中，作者全然抛弃既定的成见与模式，透过对时代背景的纤细描绘，成功地烘托出历史氛围，在“历史的真实”这部分有相当的突破。这无疑是相当令人欣喜的。作者若没有在涉猎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当中有长足的进步，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转变的。然而过犹不及，当作者沉湎于烘托历史氛围同时，也过分拘泥于史实，以至于让作者无法大开大阖地虚构艺术情节和细细雕琢人物的形象。
  可以这样说，作者在原则与架构的建立上相当成功。情节的铺陈上面，扬弃直白的说法，透过侧面描绘的方式来提醒与暗示读者——石越这个主角所给宋朝带来的剧烈变化。同时，作者也很清楚地藉由主人翁政治事业与人际关系的起伏来阐述改革的艰困，承认实际的困难，而增添了作品的真实性，让这篇小说仿佛引领读者跨越时空回到千年之前的宋朝，亦步亦趋地感受到主人翁的顺逆。就写作技巧而言，我认为起承转合的层层叠叠，让《新宋》的可读性大增。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作者过分拘泥于史实，让情节脉动趋缓，而在人物雕琢上面的不够细致，又使得人物的丰满性不够。举例言之，作为跨越千年回到宋朝的现代人石越，能够彰显他特殊身世的描写，多半局限于他惊人的知识和所带来的变化，却未能深入刻画应当会发生在他身上的古今价值观差异与文化冲击。简言之，石越太像古人而少了现代气息，会给读者一种错觉，抽离现代知识贡献后，主人翁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宋代青年才俊，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
  好的小说要隽永，要能够让人反复再读。要到这样的境界，除了情节铺陈设计外，细细雕琢文字，在用字遣词下工夫，是必不可少的。作者在这个部分还有进步的空间。譬如说，作者常常在行文间犯重，最常用“冷笑”一词修饰语气。过多使用这样的字眼，不但无法让读者感受到作者试图传达的意思，反而显得累赘。不过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运用文字的能力是会随着写作量增加而渐次成长的，我相信在未来，这些略嫌青涩的小毛病都会随着作者的成长而消去。
  而一篇隽永的小说，更在乎于创作者于字里行间所传达出来的思想，而这一点正是吸引我反复捧读《新宋》的原因。本书当中所描绘的政治乌托邦，是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现，透过糅合西方实证主义精神，循着渐进改革的步骤来改变中国固有的历史进程，企图为传统皇权政治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摆脱兴衰治乱的宿命循环。作者高度赞扬实证主义精神，却注意到在中国这块土壤上面贸然全盘移植西方文化的不可行性，而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作者也对儒学的发展提出自身的看法，如同二十世纪末所兴盛的新儒家学派一般，对儒学的再认识，有助于厘清过去激进学者对儒学的误解。而主人翁对改革道路艰辛的体验，隐晦地暗示作者排斥过分激进的政治主张，而宁愿采取迂回前进的方式来达到稳健的改革，以百姓幸福为依归。作者更明确否定“哲君”思想，因为作者笔下的主人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极限为何。不以自身知识超群而鄙视他人智慧，这使得平等的概念在书中发酵。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作者对政治所抱持的态度，以及体认现实与理想应当调和的道理。这样的立论，足以让每一位《新宋》的读者去思考。当一本书能够启发你的智慧，导引你去思考，那我认为这本书就是一本好书，就足以称为隽永。《新宋》正是这样一本的隽永的小说。
  这是我的一家之言，还请诸位有识之士不吝雅正。
  包正豪（英国赫尔大学政治学博士）
  写于台北蜗居
  二零零五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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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空历史小说的新尝试
  ——评《新宋》（苏湛）
  一个现代的小人物，由于种种离奇的原因的回到古代，摇身一变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角色——这本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题材，既有马克…吐温的《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金玉在前，又有《寻XX》拔了此类题材中文作品的头筹。原以为这样一部作品不会再给人带来什么惊喜了，却没想到读过三四章之后，竟然手不能释卷，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了。
  如果把三部作品做一个对比，会发现，《新宋》在气质上也许更接近于《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它不是要在与正史不相矛盾的前提下为自己的虚构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而是要在时间之河的某个分叉点上将历史引向另一条路径，去创造另一部历史。因此准确地说，只有《新宋》和《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架空历史小说。
  而从立意上看，这三者间的差别也是泾渭分明的。类似于《寻XX》这种题材的作品一不留神，常常就写成了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环境里如何向上爬，如何金子女子一屋子的故事，因此纵有江淹梦笔，写来写去也写不尽一个“小”字。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的《龙狼传》。而《新宋》和《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所讲的却是一个人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的故事，笔触的核心在于历史，在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命运，立意无疑要高远的多，而同时它还有一个十分功利的好处：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命运远比某个野心家的个人命运更容易牵动读者的心。
  而《新宋》与《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的区别则在于两位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马克…吐温的主人公是个典型的美国佬，野心勃勃，跃跃欲试，迷信科学和武力，妄图凭借科学和技术使古代世界实现社会发展上的大跃进。而这一传统作为一种经典套路，后来又被几乎所有类似题材的作品所沿用，包括前边提到的《寻XX》。
  而《新宋》中石越的性格中则充满了中国文人特有的矛盾与无奈：时而有患得患失的优柔，时而又表现出赴汤蹈火的果决，时而是委曲求全的苟且，时而又是疾恶如仇的书生意气。他最初流落到宋朝时，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只有一片惘然，正所谓“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即使在宋朝立足已稳，他唯一的奢望也只是谋个生路，就此在宋朝碌碌而终。然而在亲眼见到了这个民族精英阶层的消沉与堕落之后，他终于无法忍受，在连他自己都对成功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毅然踏上了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征程。
  另一方面，尽管《新宋》的作者也不能免俗的让石越为宋朝带去了“《物理初步》”和“《算数初步》”……但总的来说，石越借以影响历史的并不是某一项或几项科学技术和知识，而是先进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这种构思在此类题材的作品中绝对是一个创举，显示出了作者对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