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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信件落到一位偶发慈悲的上尉手里，竟有这些名流同这个矮小的、半瞎的、通里遍遇的犹太人认识，使他颇为惊讶，这个犹太人自从眼镜被人打碎以后，他没有钱再买新的，就像一只又老又瞎的增鼠似的，悄没声地蹲在自己的角落里。他既有这样一些朋友，恐怕不是等闲之辈！上尉准许门德尔回信请他的保护者为他说话。果然有效。几位显要和那位系主任以所有藏书家所共有的那种精诚团结的精神出面联系，联名担保，使得旧书商门德尔在被关两年多后，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了维也纳；当然，还附有一个条件：每天到警察局报到一次。不过，他总算是自由百，又可以住到他过去狭窄而又破旧的阁楼卧室里，又可以顺便欣赏橱窗里展出的书籍，而主要的是他又可以回到格鲁克咖啡馆了。
  关于门德尔从那个人间地狱重返格鲁克咖啡馆的情景，斯波希尔太太在场，这位善良的妇人对我描述：“有一天——啊，圣母玛利亚！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门开了，开法有点怪，您要知道，只开了一条缝，就像往常那样，他——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蜇身进来了。他穿了一件褴褛不堪的军大衣，上面补满了补钉，头上简直不知戴的是什么，大概过去是顶礼帽，是检别人扔掉的。他没有衣领，像死人似的，脸色灰白，一头白发，骨瘦如柴——让人看着都心酸。可是他走进来，目木斜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也不问，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到桌前，脱掉大衣，动作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捷灵活了，显得笨拙，呼呼呼味直喘气。他不像过去那样带书来，而只是坐下来，只是坐在那儿一言木发，只用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着前面。后来，当我们给他拿来一堆从德国寄给他的信件后，他这才又读了起来。可是，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是啊，和从前不一样了，不是那个Miraculum　mundi了，不是那个所有书籍的奇妙贮藏库了——当时见到他的人都伤心地这么说。往常，他目光沉静，看着书本悠然神往，而现在仿佛有某种东西被破坏了，摧毁了：显然，那可怖的嗜血的凶煞星在疯狂般疾驰时，也袭击了图书世界这颗小小的和平的星辰。他的眼睛几十年来习惯了娟秀的、像昆虫纤足般的印刷字，但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人堆里想必是看到了许多可怕的东西，因为他的眼皮沉重地悬挂在眼睛上面。这双眼睛当年机敏灵活，闪射出讥讽的光芒，如今却昏昏然，无精打采，眼睑红肿，眼镜则是经过修理勉强绑在一块的。更加可怕的是：他的记忆已陷入混乱，仿佛本来是一座妙不可言的艺术建筑，如今，某个支柱倒了，整个建筑也随之坍塌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部由极其纤细的物质构成的键盘，这部我们认识事物的毫发不差的精密仪器是那样的娇嫩，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有～根神经受到刺激，有一个细胞疲劳过度，任何一个这一类的干扰因素都足以使人的精神上的令人惊叹的无所不包自成一体的和谐遭到破坏。门德尔的记忆，这架奇异无双的知识键盘，在他回来之后已经发生了故障。间或有人来向他请教，他用衰颓的目光注视着来客，弄不清对方的来意，听错或忘记人家的话。正如世界已不是过去的世界，门德尔也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他从前的那种专注精神没有了，看书时也不再陶醉忘情地摇晃身子了，多半是呆坐着，眼镜机械地对著书本，人们闹不清他是在看书呢或是心不在焉地闲呆着。斯波希尔太太说，他的头沉重地俯在书上，大白天打瞌睡，有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对着刺鼻的不习惯的电石灯灯光出神，当时缺煤，人们在他桌上放了一盏这样的灯。是啊，门德尔已经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木再是世界的奇迹，只不过是还在苟延残喘的一把胡子和一件衣服，摊在当年的圣椅上。门德尔已经不再是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耀，而成了它的耻辱、污点，他身上散发着臭味，看了就叫人恶心，成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完全多余的食客了。
  咖啡馆的新老板弗罗里安·古尔特纳也是这样看他的。这位老板是莱茨人，在饥恒的一九一九年靠搞面粉和黄油投机买卖发了财。他说动老实的施坦德哈特纳将格鲁克咖啡馆卖给了他，价钱是不久便贬了值的八万克朗纸币。他用一双农民的强有力的手大干起来，他放开手脚很快就把一个老式的、受人尊敬的咖啡馆改得面目一新，高雅华贵起来：用大理石修了大门，因隔壁的房子紧邻着酒馆，他已打算把它扩建为奏乐的前庭。在这种急忙进行改建的情况下，这个从加里西亚来的、从早到晚独占一张桌子的人，这个向来总共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的食客自然非常碍事，惹他心烦。施坦德哈特纳倒是确实说过，让新老板特别关照咖啡馆的这位老主顾，并且还企图向他解释，说雅可布·门德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重要的人，他可以说是把门德尔作为咖啡馆应当承担的一项义务连同咖啡馆的财产一起交给他了。
  然而，弗罗里安·古尔特纳在购置新的家具和那闪闪发亮的铝柜台时，也多了一副那个唯利是图的时代的铁石心肠，他只消找到一个借口，便会把最后残存的这点郊区寒酸气从自己漂亮的咖啡馆里清除出去。合适的机会看来不用等很久。雅可布·门德尔的境遇很坏，他积攒下来的最后一点钞票也都进了通货膨胀时期的造纸场，他的顾客也都飘零四散了。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地零星收购和转卖书籍，对衰迈的门德尔说来已力难胜任。无数细微迹象说明，他已穷困潦倒：他偶尔才叫餐厅给送午饭来，甚至少得可怜的一点咖啡和面包钱也拖欠得愈来愈久，有一次意拖了三星期之久。堂信头当时就想轰他走，但好心的斯波希尔太太可怜门德尔，就出来为他担保。
  在第二个月，不幸的事就发生了。新来的堂馆头已经好几次发现，结账时，面包之类总不大对头。每次他都发现出手的面包比报了数的和付了钱的多。他自然怀疑到门德尔头上，因为那个跑腿的老头不止一次地晃晃荡荡地来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工钱，连一个海荣①都不付给他。堂信头开始格外留心门德尔，而在两天后他就躲在壁炉的隔墙后面，当场发现雅可市·门德尔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偷偷地走到前面房间里，很快从篮子里抓了两个面包，贪婪地吞食下去。可是在当晚结账时，他却声称没有吃过面包。丢面包的事这下子清楚了。堂信头立即把所发生的事报告给古尔特纳先生，老板喜逢良机，便当着所有顾客的面对门德尔大声呵斥起来，指责他偷盗，并且还为他不立即派人去叫警察而自夸了一番。他让门德尔立即滚蛋，去见鬼，永远不许他再来。雅可布·门德尔浑身颤抖，一言不发，颤巍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出去。
  “简直可怕！”斯波希尔太太描绘着他被赶走的情形。“我永远忘不了他站起来的样子，他把眼镜扶到额头上，脸色苍白得像一块白布。他甚至连大衣都没有穿上，可外面是正月天气——您大概记得吧，那年头冷得厉害！他吓得连桌上的书也忘记拿了。我发觉后，本想追上去递给他，可古尔特纳先生就站在门口朝他背后破口大骂，使过路的人都停下脚步聚拢起来，简直是耻辱！我内心里惭愧死啦！要是老主人在这里，就永远不会有这种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怎么也不会为了几个面包就把一个人撵走的，门德尔可以在他这里白吃到死为止。
  可是现在的人没有心肝。把～个可怜的人从他三十多年来天天坐着的地方赶走，真的，真的可耻，多大的罪孽呀！我不愿意在亲爱的上帝面前为这件事辩解，我不愿意！”
  善良的老太太激动得厉害。她以老年人所特有的那种啥叨劲儿不停地说，这是多么大的罪过，施坦德哈特纳是做不出这样的事的。最后，我只好打断她，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么样了，她是否再见过他。她立即全身一震，又继续说道：
  “说真的，每天，我一经过他的桌子旁边，心就像被刀戳了一下似的。我总在想：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现在会在哪儿呢？我要是知道他住在哪儿，就给他送点热东西吃；他哪里有钱买烧的和吃的东西呢？据我所知他在世上一个亲人也没有。到后来，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可他连一点音信也没有。我就止不住想到：看来他想必是已经完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甚至已在考虑，是否应该让人为他做一次弥撒——要知道，像他那样一个好人，我认识他有二十五年还要多啊！
  “可是，在二月里的一天，早晨七点半我刚开始擦窗户上的铜插销，突然（我是说，我吓了一大跳），门开了，门德尔走了进来。您当然知道，他总是侧着身子心不在焉地从半开的门里进来的。立刻，我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东倒西歪的，两眼红红的，而他自己，我的天哪，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胡子了！我看着他，发现他情334绪不对头。我立即明白了：他一点知觉也没有，大白天像梦游似的，忘记了一切——面包的事、古尔特纳先生、他被赶出去的事，都忘记了，连自己也记不得了。谢天谢地，当时古尔特纳先生还没有来，可堂馆头正在喝咖啡。我急忙跑到他跟前，想告诉他不要在这里停留，免得再一次被这个粗鲁的家伙赶出去（说到这里，她马上小心地向周围看了看，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我是想说——古尔特纳先生。‘门德尔先生！’我喊了他一声。他看了我一眼，马上就——我的天哪，真可怕——他大概一下子全都想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寒嘴，就发起抖来；他不只两只手抖着，浑身上下都哆咦着，他转过身急匆匆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就跌倒了。我们往救济总会打了电话，他就被带走了。他在发热病，晚上就去世了：大夫说是因为肺炎死的，还说他来我们这里时，可能已经昏昏沉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里，像做梦似的。三十六年天天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这张桌子就是他的家呀。”
  我们——了解这个怪人的最后两个人，关于他又谈了很长时间；尽管他的存在是那样卑微渺小，如同草芥轻尘，但正是他使我当年作为年轻人初次知晓存在着一种完全自成一体的精神生活，而她——一个可怜的、终生劳碌、从没有读过一本书的清洁女工，之所以怜惜这位苦难底层的难友，只是因为她给他刷了二十五年大衣和缝了二十五年纽扣。但是，在这里，在他的这张被遗弃了的旧桌子旁边，我们一起缅怀故人；回忆向来使人们相互亲近，而充满了爱的回忆则加倍地使人们相互亲近。她正说着话突然思索起来：“天哪，看我这记性！还有一本书在，是他那时落在桌上的，还在我这里呢！我该往哪儿去给他送呢？后来，谁也没有来取，我就想：把它留下做个纪念吧。这没有什么木对，是吧？”她急忙从后面把书拿来了。
  我好木容易才没有失声发笑——命运之神喜欢热闹，有时还喜欢嘲弄人，它每每令人可恼地给伤。动的悲剧掺进一点滑稽的成分！这本书竟是海因的《德国色情和趣味文学书库》第二卷，是每一个藏书家都熟悉的一本言情作品易知录。恰恰是这本糟糕的书成了那位已故的异人留在这双整日操劳、发红而又粗笨、大约除祈祷书之外从未拿过任何书的手里的最后遗物。我费劲地绷紧嘴唇，竭力控制住自己，因为我心里木由得想笑。
  我的这种小小的犹豫使这个老实的女人感到惶然不知所措：莫非这竟是一件珍贵的东西，或者，我是否认为她可以保存下去呢？
  我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您只管留给自己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如果还能知道，在几千个因得到所需要的书而感谢他的人中至少还有一个人记得他，他是会高兴的。”
  我走出了咖啡馆，在这位善良的、心地淳朴的、以真正的人性对死者忠诚不渝的老太太面前，我感到惭愧。这是因为，她虽不识字，尚且珍藏着一本书，以便更好地纪念他；而我，本来应当知道，人们之所以写书正是为了在死后仍能成为人们的朋友，并以此保卫自己，免遭众生之敌——归于幻灭和被人遗忘的危害，然而我竟有好几年忘记了旧书商门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