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就在这儿的盈尺之地，一个人曾在这儿呼吸、工作、思考、说话，三十年，也许有四十年之久，然而只需过上那么三四年时间，一位新法老登台后，就没有人能记得约瑟夫了——在格鲁克咖啡馆竟没有一个人能记得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了。我几乎是恼怒地问那堂位头，是否可以见一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过去的老人员之中还有谁在这里。什么？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咖啡馆卖了，而且已经死了。至于老堂信头，他现在住在克雷姆斯附近他的庄园里。是啊，一个留下来的人也没有了……
  不过，也许，嗅，还有！那个女清洁工斯波希尔太太还在这里。不过，她未必能记得个别的顾客。然而，我立即又想到雅可布·门德尔是人们忘不了的，于是就请他把这个女人叫来。
  斯波希尔太太从后屋走了出来，一头蓬乱的白发，沉重地迈着浮肿的两腿，一边走，一边匆忙地用布擦着两只发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过脏屋子，或是擦过窗户。我立即觉察到，她有些局促木安，突然把她叫到咖啡馆明亮堂皇的前面来，她觉得很不自在，而且，维也纳的黎民百姓向来就怕警察局派来调查的密探。一开始，她怀着不信任和戒备的心情，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下：叫她来有何贵子呢？但是，我一问起雅可布·门德尔，她就震了一下，双目圆睁，兴奋地盯着我。“我的上帝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还有人想起他？嗅，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啊！”她大为感动，差点儿哭了出来，就像上了年岁的人在话题涉及到他们的青春时代，涉及到久已忘却了的陈年！回事那样。我问她门德尔是否还活着，她说：“啊，天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去世已经五六年，不，已经七年啦。这样一个善心的好人，只要想一想，我认识他多少年啦，——二十五年还要多哪！要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就让他那样死去——简直是一种耻辱！”她愈加激动，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要知道，从来还没有人关心过他，没有人打听过他的情况，难道我还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吗？
  是啊，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让她相信这一点，并且请她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但是这位好心的人却显得胆怯、有所顾忌，老是擦着她那双湿流浪的手。我明白了：她，一个女清洁工，披着一头蓬乱的白发，结着脏围裙站在咖啡馆中间，她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她不放心地看着四周——堂信中说不定会有人在偷听。于是，我就请她到弹子房，到门德尔曾经呆过的老地方去，在那里告诉我有关门德尔的全部情况。她感动地点了点头，感谢我明白了她的意思，然后就迈着老年人蹒跚的脚步，在前面带路，我跟着她走去，两个堂馆惊讶地目送着我们。他们感到其中似乎有什么名堂，而且，在顾客中也有人对我们这不伦不类的一对儿颇为惊奇。在那里，在他的那张桌子旁边（有些细节我是后来从别处知道的），她给我讲了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的下场。
  事情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后，门德尔每天照常七点半来，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他仍旧从早到晚像往常一样读他的书，咖啡馆里的人都感到，而且常说，他压根儿没想到打仗的事。
  是这样，因为他从不读报，和别人不交谈；当街头报贩大声叫卖号外，大家都拥上去的时候，他也从未离开过座位，他压根儿没听。他也没有发现堂值弗兰茨不见了（他是在哥里兹附近阵亡的），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彼列梅什卡被俘了；他从来没说过半句话抱怨面包越来越坏，他喝的牛奶被换成了用无花果做的劣等饮料。只有一次，他奇怪为什么大学生们来得少了——仅此而已。我的上帝，那可怜的人从来没关心过别的事，他就知道喜欢书。
  但是，不幸的日子来临了。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大天白日，来了一个宪兵，同来的还有秘密警察。他露出胸前的徽章，问常来的是否有一个雅可市·门德尔。他们马上就走到门德尔的桌子跟前，他一开始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想卖书，或是想问什么问题。但他们马上要他跟他们走，就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对咖啡馆来说，简直太丢脸了——大家站着围在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身边，他夹在那两个人中间，把眼镜扶到额头上，一个个地看着大家，搞不明白他们究竟要他干什么。斯波希尔则立即对宪兵说，想必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碰的。那个秘密警察立她大声呵斥，叫她不要干涉公事，接着就把他带走了。有很长时间——整整两年他没有来。直到今天斯波希尔太太还是不明白，他们当时要他干什么。“可是我敢发誓，”老太太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担保他是好人，是他们搞错了。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清白无辜的人，简直是犯罪！”
  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斯波希尔太太是对的。我们的朋友雅可布·门德尔的确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后来我才了解到全部的细节），他仅仅做了一件昏头昏脑的、值得同情的、即使在那个荒唐古怪的时代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傻事，唯一能够解释的是，他完全不问世事，他的奇异表现离世俗十万八千里。事情是这样的：负责检查和国外通讯的军事检查机关一天发现了一张由一个署名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所写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按规定贴足了邮票，但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明信片却是寄往敌国的，收信人是巴黎市格勒内尔沿岸大街上一个书店的老板让·拉布尔泰，这个叫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抱怨他没有收到最近的几期《法兰西图书通报》月刊，尽管他已经预付了一年的订费。这位下级检查官员原本是个体操教师，个人爱好则是寻章摘句、研究语言，后来才穿上了一身民军蓝制服。当这封信到他手里时，他惊讶地想到，胡开玩笑！每周经他手查究有无可疑词句和间谍情报的信件不下两千封，但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荒唐的事：一个人竟放心大胆地由奥地利往法国写信，也就是说，顺手把一张寄往故国的明信片竟那么直截了当地扔到邮筒里，仿佛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国境线上没有围上铁丝网，仿佛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不是在每天厮杀，相互使对方的男子数以平计地丧生似的。因此，起初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可笑的东西放进了办公桌抽屉里，并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蠢事。但是，过了几星期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寄往伦敦霍尔博伦广场约翰·阿尔德里奇书店，询问能否得到最近几期《古董商》杂志。上面的署名又是那个古怪人物雅可布·门德尔，他非常老实地写了自己的详细地址。这位身穿军装的体操教师这时不禁暗吃一惊，在这种粗鲁的玩笑背后到头来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密码隐语？他站起来，一个立正，就把两张明信片放到少校的办公桌上。少校耸了耸肩：真是件怪事！他首先通知警察局，吩咐查明是否真有这样一个雅可布·门德尔，而在一小时之后推可布·门德年就被逮住了。他还没有弄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怎么回事，就被带到少校面前。少校将那两张神秘的明信片拿给他看，问他是否承认是他写的。这种严厉的审讯口气，特别是正当他阅读一本重要的图书目录时打扰他，使门德尔十分恼火。因此，他带几分粗鲁地嚷道：这些明信片当然是他写的；应当认为，一个人总还有权要求得到他付过计费的杂志吧。少校向坐在旁边一张桌子跟前的中尉转过身去，他们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真是个蠢材！然后，少校开始考虑：把这个糊涂虫骂一顿赶走好呢，还是认真对待这件事呢？在这种犹豫未决的当儿，几乎每个部门都会决定先做个记录再说。有记录总归是好的。即便说毫无用处，但也坏不了事。充其量不过是在堆积如山的公文堆里再加那么一张写满了字的废纸罢了。
  然而，这却给这个还蒙在鼓里的可怜的人带来了祸害，因为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时，情况就大为不妙。先问了他的名字：雅可布，更准确地说，是叫亚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商贩（他的证件上是这样写的，他没有做书商的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就招来了大祸：出生地。
  雅可布·门德尔说出彼特里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竖起了眉毛；彼特里科夫？这难道不是俄属波兰，靠国境线的地方吗？可疑！非常可疑！少校用更为严厉的声调，问门德尔何时取得了奥利地国籍。门德尔困惑不解地盯着少校：他不明白要他干什么。真见鬼，他有无证明，证明文件在哪里？只有一张小商贩营业执照，别的没有，少校愈发惊诧了。要他认真说清楚他的国籍问题，他父亲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门德尔泰然回答说：当然是俄国人。
  那他呢？嗅，三十三年之前，他偷偷地超过国境线，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更加焦躁起来。问他何时取得奥地利公民权的呢？门德尔反问道：“何必呢？”他从未管过这类事。
  这么说，他现在仍然是俄国人？门德尔对这些无聊的盘问早就感到腻味了，他冷淡地答道：
  “按说，是的。”
  少校吓得猛然靠到符背上，压得它吱嘎嘎直响，竟然有这种事！在维也纳，在奥地利首都，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在一九一五年年底，在塔尔诺夫战役和大反攻以后，一个俄国人居然在这里逍遥自在地游来逛去，给法国和英国写信，而警察局竟对此不闻不问。而在报纸上摇笔杆的蠢货们还竟然对孔拉德·冯·黑岑多夫没有能够马上打到华沙表示惊奇，而在总参谋部，人们对于每次部队调动的情况都被间谍通报给俄国人还在那里惊讶呢！这时，中尉起身站到桌前；谈话顷刻变成了审讯。他为何没有立即声明自己是外国人呢？门德尔仍然毫无疑虑，用悠扬悦耳的犹太方言回答说：“我干吗又要声明一下自己是谁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为答是一种挑衅，就问他是否读过有关此事的命令。没有！他大概连报纸也不看？不看！
  两位军官盯住稍微感到不安的雅可布·门德尔，仿佛听了海外奇谈，被惊得目瞪口呆。
  霎时间电话机“嘶啦啦”，打字机“咕咕咕”，传令兵来回奔跑，于是，雅可布·门德尔就被转解到卫戍区监狱，以便赶下一批把他送进集中营。当示意他跟着两个士兵走时，他惶惑地瞪大了眼睛。他不明日要他干什么，然而，他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衣领上绣着金线、说话粗声粗气的人能对他使出什么坏招儿呢？在他的那个崇高的世界——图书世界里，是没有战争、没有误解的，有的只是永无止境的认识，力求更多地认识那些数字、词汇、人名和书名。就这样，他夹在两个士兵中间迈着碎步走下楼梯时心情还不算坏。只是在警察局人们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把书掏出来，并要求他交出装满了几百张有用的字条和顾客地址的皮夹子时，他才勃然大怒，开始自卫。人们只好强迫他了。这时，眼镜不幸掉到了地上，他那架窥视精神世界的奇异的望远镜被摔得粉碎。两天后，他就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被发配到了科莫伦附近关押被俘的俄国平民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两年中，雅可布·门德尔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书籍，身无分文，置身于一大群冷漠、粗鲁和大部分是文盲的人们中间，他究竟经受了多大的精神痛苦？像一只雄鹰被砍断翅膀再也不能翱翔长空，他脱离了崇高的、唯一心爱的图书世界，这给他造成多大折磨？对此已无从稽考。然而，当世界从疯狂中清醒过来之后，便逐渐地开始明白，在这场战争的一切残暴行径和罪恶之中，最荒谬、最无聊、因而也是最不道德的行为，莫过于把那些完全无辜、早已超过应征年龄、在异国如在家乡那样生活了许多年的和平居民们透起来圈进铁丝网。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及时逃跑，只是因为他们真心诚意地相信连通古斯人和阿劳堪人都崇奉的优待客人的法律。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在我们欧洲丧失了理智的每一块土地上，人们同样荒唐地犯下了这种反文明的罪行。在最后一刻，如果不是一个道地奥地利式的偶然机缘使雅可布·门德尔又回到他的世界里，那么他作为无数无辜者之一，也同样会变成疯子，同样会因痢疾、体力耗竭或心灵上所受的折磨而死去。情况是这样的：在他失踪之后，寄来了一些有名望的顾客写给他的信件，其中有过去的施提里亚总督申贝尔格伯爵，纹章学著作的热心收藏家、过去的神学系主任、正在注疏奥古斯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