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肩，人们在往前挪，在向吴蔓玲靠拢，虽然缓慢，却有了汹涌的势头。王家庄的社员体现出了高贵的自觉性，每个人都知道，这时候要集中起来，围绕在支部书记的周围。等真的靠在了一起，他们才发现，他们这样做不只是因为团结，骨子里是害怕，人也警惕起来了。总觉得会有什么意外，或者更大的不测。意外其实也不可怕，可一旦发生了意外，谁来指挥自己呢？这是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过去一直是毛主席，主席走了，谁来呢？这个问题怕人了。但越是害怕就越不应该守株待兔，就越是应该主动出击，干点什么。轰轰烈烈地，去干点什么。既然悲痛已经化成了力量，还等什么？一定要先下手，先摧毁什么。人们还在往前挤，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一起，风平浪静，广场上总体的态势是平静的，然而，骨子里悲壮了，洋溢着敢死的气概。现在，王家庄唯一缺少的就是方向，也就是命令。只要有了命令，刀山，火海，个个敢上，个个敢下。吴蔓玲再一次被感动了，她缓慢地举起胳膊，向下压了压，对大伙儿说：“大伙儿先回去，”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树梢上的高音喇叭，说：“我们要听它的。”大伙儿侧过脑袋，齐刷刷地望着高音喇叭。高音喇叭现在不再是喇叭，是铁的战旗。
  别看高音喇叭整天挂在那儿，不显山不露水的，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它的绝对意义体现出来了。现在，它就是上级，它就是潜在的命令，它就是一切行动的指挥。为了保护高音喇叭的安全，吴曼玲提供了一个紧急方案，由吴蔓玲亲自挂帅的“特别行动队”就在当天晚上正式成立了。所谓的“特别行动队”，其实是由王家庄的全体社员组成的，四个生产队分成了四个组，王家庄立即变成了临时的、非正式的军队。这个军队实行包干制，每个生产队保护线路的一个段落，再把这个段落细分成若干的小段落，每个人一小块，这样，在高音喇叭的沿线上，真正做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壁垒森严了。王家庄完全军事化了，真的像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那样，全民皆兵。军事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稳妥、最有力的办法。它是保障。眼下的吴蔓玲不仅是王家庄的村支书，同时也是王家庄的军事指挥官。
  高音喇叭传来了上级的部署。依照上级的部署，王家庄在大队部设置了灵堂。王家庄的人全体发动起来了，写标语，扎纸花，做花圈。花圈沿着大队部的内侧摆子一圈又一圈，白花花的，中间夹杂着金箔和锡箔的光芒，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一来就斑斓了，喧闹而又缤纷，把丧礼的气氛烘托出来了，是无限热烈的悲伤。高音喇叭里重复播送着北京的声音，还有哀乐。秋日里灿烂的阳光忧郁而又沉重。然而，不和谐的声音还是出现了，王瞎子，这个在地震的时候表现就不好的五保户，他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性还是暴露出来了，居然喝酒了。他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点酒，喝得满面通红，一身的酒气。这个问题严重了，相当的严重。高音喇叭早就发出了通知，九月十五号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会，在此期间内，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上都不允许开展娱乐活动。你王瞎子是个什么东西？三天吃六顿，你快活的哪一顿？这样的时刻你怎么可以喝酒？当即被王家庄发现了，告发了，捆了起来，拉到了大队部。
  早在地震的时候吴蔓玲就打算“紧一紧”王瞎子的“骨头”了，出于大局，吴蔓玲放了他一马。对他宽大子。可王瞎子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他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硬是看不见一样东西，那就是宽大的限度。这一次吴蔓玲没有和他理论，直接叫人拿来了绳子，给他“紧骨头”了。王瞎子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浑身都是麻绳，只留下了一颗脑袋，连两只脚都看不见了。“紧”好了，王瞎子被丢在了大队部主席台的下面。吴蔓玲发话了，“除了提审，十五天之内不许出来。”主席台的上面就是毛主席的遗像，王瞎子当然知道把他关押在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噤若寒蝉，嚣张的气焰立即就下去了。
  经过三十三人十一轮的严格审查，结论出来了，王瞎子的喝酒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不是有预谋的，完全是王瞎子个人的突发性的行为。说到底就是嘴馋。这就非常遗憾了。在这样的时刻，王家庄的人们其实渴望一次战斗，渴望一次真正的较量，渴望一次你死，或者我活。问题是，这是有前提的，得有敌人。王家庄多么渴望能够像挖山芋、挖花生那样，通过王瞎子这个突破口，一下子挖出一大溜子的敌人，发现一批，揪出一批，然后，再打倒一批。可惜了，没找到。
  老渔叉的寻找和挖掘是在噩耗传来的那一刻停止的。他歪着脑袋，扶着大锹的把手，认认真真地听。听到后来，老渔叉便把手里的大锹放下了，一个人点上了烟锅，安安稳稳地蹲下了。当天夜里老渔叉没有折腾，整整一夜都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这个难得了。弄得兴隆反而警觉起来，不敢睡了，就觉得老渔叉的那一头要发生一点什么，一夜都在等。可直到天亮的时刻老渔叉都没有闹出什么动静。兴隆听到了麻雀的叫声，听到了公鸡的叫声，闭上眼，踏踏实实地睡了。
  一觉醒来已经临近中午，兴隆来到院子里，老渔叉早已是一头的汗。他不是在挖，相反，在填。他用天井里的新土把一个又一个的窟窿给填上了。哀乐还在响，可兴隆的心里偷偷地乐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父亲无端端地病了，眼下又无端端地好了，这是可能的。不管他的心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起码，他的举止正常了，有了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一面。兴隆拿起了一把大锹，开始帮他的父亲。只要能把院子填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满院子的新土堆积在那里，那可是惊涛骇浪啊。兴隆说：“不挖了？”老渔叉说：“不挖了。”兴隆说：“不找了？”老渔叉说：“不找了。”兴隆说：“这样多好，多干净。”老渔叉说：“这样好，干净了。”
  填好了天井里的坑，老渔叉搬出了一张凳子，坐下来了。在哀乐的伴奏下，老渔叉仰起头，开始看天。他对“天”一下子有了兴趣，着迷了，是那种强烈的迷恋，有了研究和探索的愿望。他就那么盯着，久久地盯着，一直盯着，仔仔细细地看。他的眼睛眯起来了，嘴巴也张大了，甚至，连口水都流出来了。他就这样一门心思，对着天，看哪，看。还寻思。因为他的眉头已经皱起来了。天空是“空”的，他在看什么呢？想什么呢？不知道了。老渔叉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没有提问，也没有答案。他就这样空洞洞地看。对了，天空其实也不是空的，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太阳了。可太阳是不能看的。太阳从来就不是给人看的。可是，老渔叉犟了，偏要看。他盯上了太阳，只是一刹那，他的眼睛黑了，一抹黑，像一个瞎子。天空黑得像一个无底洞。老渔叉到底还是把目光挪开了，挪到他的三间大瓦房上来了。大瓦房也是黑的，仿佛一团墨，慢慢地，却又清晰起来了，有了跋扈而又富丽的轮廓。它巍然耸立，放射出青灰色的光。老渔叉这一回看定了，他的大瓦房就在苍天底下，天，大瓦房，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呢？没有了。老渔叉望着那些瓦楞子，他的目光顺着那些瓦楞子一条一条地往下捋，仿佛年轻的时候用手捋着女人的头发。瓦楞子凹凸有致，整整齐齐的，像新娘子的头发，滑溜溜地保持着梳子的齿痕。是的，梳齿的痕迹。兴隆他妈嫁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头的水光，一头的梳齿，妖媚了。老渔叉还记得新婚的那一夜，他望着自己的新娘子，只用了一眼就把新娘子摁倒了。老渔叉拉开了她的棉裤，连上衣都没有来得及脱，他就把他的家伙塞了进去。老渔叉急死了。要知道身子底下的新娘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哪，她被王二虎睡过了，差一点就成了王二虎的“小”，只不过王二虎命短，没有来得及罢了。被王二虎睡过的新娘子给了老渔叉无限的欣喜，他喜欢的就是这个，着迷的就是这个，他最想睡的就是“被王二虎睡过的”。他一定要弄清楚，被王二虎睡过的女人究竟是怎样的滋味，他要尝尝。要是细说起来的话，自从给王二虎做帮工的那一天起，老渔叉就立下了一个宏伟的人生目标，他要做王二虎。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渴望像王二虎那样吐气、呼吸，他渴望像王二虎那样走路、说话，他更渴望像王二虎那样吃饭、睡觉。谁也没有想到，土改一到，生龙活虎的王二虎就“改”成了一具无头尸，他的三间大瓦房就“改”成自己的了，太简单了，太神奇了，都不敢相信。却是真的。现在，老渔叉又要睡王二虎睡过的女人了，他老渔叉不是王二虎又是什么？他老渔叉不是王二虎又是谁？上天有眼哪！新婚之夜老渔叉一夜都没有合眼，他在操王二虎睡过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地操。操累了，歇歇，再操；操渴了，喝点水，还操。这是怎样的滋味，怎样的酣畅，怎样的翻身与怎样的解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新郎好喜欢！他要天天操，月月操，年年操。老渔叉硬邦邦的，在新娘子的大腿之间迅速地摩擦，不停地进出。他气喘吁吁地问他的新娘：“他厉害，还是我厉害？”新娘子咬紧了牙关，不说。不说就打。老渔叉腾出手来，连着批了新娘子七八个耳光，新娘子被打怕了，小声说：“相公，他不行的，是你厉害呀！”老渔叉一听到这句话身子就直了，挺在那儿。他干不下去了。要射。他大喝了一声，竭尽全力地射了。一滴都不剩。老渔叉在新婚之夜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打完了，天亮了。东方红，太阳升，老渔叉哭了。他软绵绵地捶着床板，对着新娘子的两只奶子万分委屈地说：
  “个天杀的，我可没积什么德，我老渔叉怎么也有今天哪！”
  老渔叉望着他的大瓦房，突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瓦楞子的中间长出了许多瓦花来了。这些瓦花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老渔叉想，想不起来。想必很久了。不是三年五载的事情，平日里没有留意罢了。这些灰色的瓦花特别地茁壮，如果把整个屋顶看成一座山坡的话，那可是漫山遍野了。老渔叉想起来了，他刚刚住进来的时候这三间大瓦房还是新的，他把每一块砖头和每一块瓦都看过了，瓦楞子里头并没有瓦花。现在怎么就有瓦花了呢？不该有。老渔叉决定拾掇拾掇。老渔叉叫过兴隆，让他去搬梯子。兴隆不解，问：“你要做什么？”老渔叉回过头来，目光锐利了，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力量。老渔叉说：“叫你搬，你就搬。”这样的目光兴隆再熟悉不过了，这是父亲的目光，这是老渔叉的目光。这才是他的父亲，这才是老渔叉，霸道，果断，常有理，永远正确。他的父亲终于回来了！兴隆一阵欣喜，搬来了梯子，和父亲一起爬到屋顶上去了。他们开始清理瓦楞子中间的瓦花。老渔叉再三关照兴隆，手要轻，脚要轻，动作要轻。千万不能把瓦弄碎了，一块都不能碎。
  也就是小半天的工夫，勤劳的父子终于把大瓦房上的瓦花清除干净了。老渔叉从房顶上下来，点上了烟，再一次端详他的大瓦房了。剔除了瓦花，大瓦房更像大瓦房了，像新的，一砖一瓦都露出了它们本来的面目，格外的波俏。招人喜爱呢。老渔叉坐下来了，他让兴隆给他端水。老渔叉一边抽，一边喝，一边听着哀乐，一边瞅着房子。是知足的样子，喜上心头的样子。是忧戚的样子，满腹狐疑的样子。同时还是踏实的样子，九九归一的样子。说不好。临了，老渔叉把水喝干净，把烟锅放在了凳子上，整理了一遍衣裤，再一次上房了。上房之后老渔叉把梯子也拽了上去。他爬到了最高处，在屋脊上，站立起来。放开眼，王家庄就在他的眼底了。他把王家庄打量了一遍，是一个又一个屋脊。不同的是，那是茅草的屋脊，丑陋而又低矮。老渔叉居高临下了。居高临下的滋味很好，真是很好。好极了。老渔叉退下来一步，对着正北的方向，跪下了。他像变戏法那样从口袋里掏出了三根香，点着了，插在了瓦缝里。老渔叉磕了三个头。这个举动特别了，而他的头磕得又过于努力，在额头和瓦片之间发出了金属般的音响。一阵风把哀乐的声音吹了过来，是一阵猛烈的悲伤。兴隆在天井里喊：“爹，干吗呢，下来吧。”其实兴隆已经有了非常不好的预感了，只是没有办法，只能在天井里转圈。兴隆看着老渔叉磕完了头，伸出手去，抚摸着那些瓦。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是无比珍惜的样子。摸过了，老渔叉在屋顶上站起了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