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广礼家的身边一直围着人，她在说，所有的人都在听。不是一般的听，是全神贯注的，是谛听。说到关键的地方，广礼家的还要抬起一只巴掌，贴到嘴边上去，拿眼睛瞅红旗。红旗当然是不知情的。但问题慢慢地严重了，她们站得越来越紧，伸着脑袋。广礼家的说一句，她们沉默一会儿，广礼家的再说一句，她们又沉默一会儿。在沉默的过程中，她们还要回头，小心地，迅速地看一眼红旗。看完了，还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她们的眼神是疑虑的，有了深度。红旗再笨，也还是感觉出来了，她们的话题和自己有瓜葛，已经把自己牵扯进去了。红旗的心中有了几分的不安，已经是心虚了。就对她们笑。笑得憨憨的，看上去格外的开怀。但她们不对红旗笑，红旗一笑，她们就要把身子背过去，以表明她们“什么也不知道”。红旗终于被她们的样子弄得发毛了，走了上去，大声问：“你们在说我什么广被红旗这么一问，大伙儿再也不说话了，没有人答红旗的腔。没听见一样。红旗刨根问底了，说：“说我什么？”广礼家的看着四周的田野，说；“没说你。”红旗犟了，说：“那说谁？”广礼家的说：“说端方呢。”广礼家的想了想，十分突兀、十分振奋地喊了一声：
  “端方都快活过啦！”
  这句话没头没脑了。女人们都笑了，但是，没有出声，都含在嘴里。红旗跟着说了一声：“端方都快活过啦！”没想到红旗这一重复把女人们的笑声引爆了。她们狂笑不止，一起看着红旗。这一下红旗愈发确信了她们的话题和自己有关系了。答案却在风里。红旗记住了这句话，回家之后一定要好好问一问妈妈。
  孔素贞晒了一天，跪了一天，已经瘫了，两个膝盖都烂了。还是被门板给抬回来的。早已经躺在了床上，在那里哼唧。红旗在晚饭的饭桌上却想起广礼家的那句话了，隔着房门，他要问他的妈妈。红旗的嗓子那么大，王大贵和三丫当然都听见了。小油灯的底下三丫腰肢的那一把慢慢的直了，偷偷地瞄了爸爸一眼。王大贵没抬头，只是喝粥，喝得一头一脸的汗。孑L素贞在房间里什么也没有说，过了好大的一会儿，房门上突然就是“砰”的一声，吓了红旗一大跳。红旗回过脑袋，地上是一只木枕头，还在滚。
  第十一章
  在盛夏，如果从空中去俯瞰苏北大地，只有一个特征可以概括，那就是绿。那是一片平整的绿，妖娆，任性，带上了一股奋不顾身的精神头，从地平线的这一侧一直纵横到地平线的那一侧。可是，如果从细部去推究一下，浩瀚的绿色就变得非常具体了，无非就是一片又一片的叶子。叶子实在是太多了，太茂密了，谁还会去注意它们呢，细部反而没有了，一下子就成了整体，呼啦啦变成了大地。然而，这是嫩绿。在这辽阔的嫩绿的背景上，却又点缀着另外一些绿，这些绿是深色的，老，发黑，一大团一大团，它们却是树。是被无边无际的水稻所包围着的小小的树林。其实也就是村庄。从高处看，或者说，从远处看，村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些房屋。不是。是小小的树林。它们是由槐树、杨树、桑树、柳树、苦楝和泡桐构成的，并不整齐，也没有方寸，带有天然的姿态。其中槐树和杨树是它们的绝对主力，具有主导地位，压倒性的优势。它们不是被天空压着的，相反，它们魁梧而高大的身影把天空支撑起来了。它们还把无序而又低矮的草房子包裹在它们的阴影下面。草房子就在树的下面，这些草房子才是村庄的根本。它们很陈旧，因为日复一日的阳光雨露，它们的轮廓早已经失去了筋骨，失去了飞扬跋扈的动势，浑圆了，厚实了，像庄稼人的性格面貌。就在这样的草房子里面，住着庄稼人。他们就在浑圆而又厚实的屋檐下面，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伴随着柴米油盐，重复着单调的、不可或缺的、数也数不清的人情世故。一代一代又一代，一辈一辈又一辈。二般说来，村庄都是安静的，但是，高大的树冠上有无数的鸟窝，那里是喜鹊、灰喜鹊的天堂。它们能闹。在每一天的早晚，它们不停地聒噪。在它们喧闹的时候，往往也是鸡犬不宁的时刻。这样的喧闹意味着一天的开始，到了黄昏，也意味着一天的终结。剩下来的，则是无边无际的寂静。鸡在草丛里，鸭在池塘里，猪在猪圈里，自行其乐。狗要自由得多，但毕竟不是野狗，它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走走，看看，闻闻，管一点闲事，或什么也不管。到了发情的时候就用鼻子找一个，背靠背，把事情办了。即使是母狗怀孕了，也不知道怀上的究竟是谁的孩子。这一点猫就不好了，猫的动静大。比人的动静还要大。动不动就声嘶力竭，还大打出手。当然，在高大成密的小森林的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更小的天地，谜个小天地是由一些低矮的植物构成的，比方说，灌木、竹子，还有芦苇。它们在河流的边沿，或者说，在房前屋后，那是老鼠和蛇居住的地方，那里还是蜻蜓和蝴蝶居住的地方，当然还有花翎，（麻雀，这些和庄稼人就没什么关系了。人们也懒得去管它们。当然，在村庄与村庄之间还有河流，说是河流，其实也就是苏北大地上的路，它们弯弯曲曲，在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兆头的情况下就拐了一个弯，却连接着远方，使远方变得更远，错综而又迷离。这就是苏北大地的一个大概，苏北大地上的庄稼人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一家一家的，一户一户的。除了在田间地头，他们有时候也会在不规则的巷子里走动走动，偶尔停下来，拉呱几句，借一点酱油、针头线脑，或者到河边去淘米，刷马桶，捣衣裳。金钱上则没什么来往。话又说回来了，庄稼人的手头没有钱。谁要是能掏出七毛八毛，那一定是家里头出了大事，不是红喜，就是白丧。
  秧苗们长在地里，长势喜人。慢慢地，它们的叶子由嫩绿变成了深绿，由深绿变成了碧绿，现在，从远处看都有点发乌了，乌溜溜的，散发出茁壮的；生猛的油光。比较下来，王家庄的水稻长势要更好一些，没有别的，王家庄的灌溉做得更好。水稻不是麦子，麦子喜欢旱，土壤里的水分过多它的根系反而要烂。水稻就不一样了，水稻离不开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头，水稻就站在水里，一缺水它就蔫了。当上大队支部书记之后，吴蔓玲没于别的，她的第一件工作就放在了水利上。她来到了公社，直接扑到公社革委会的食堂，把革委会的洪主任堵在了酒桌上。吴蔓玲童言无忌，当着一桌子的革委会的领导，一上来就批评洪主任，甚至把洪主任的绰号都用上了，吴蔓玲说，“洪大炮”你不支持年轻干部的事业。洪大炮参加过渡江战役，在杀声震天的战场上留下了后遗症，一开口说话就成了美国生产的直径125毫米的榴弹炮。洪大炮望着吴蔓玲，不停地眨巴跟睛，很宽的腮帮子笑起来了。洪主任放下酒盅，嗓子反而小了，先请“小吴支书”坐下来，把问题“放在桌面上”，“慢慢谈”。吴蔓玲坐了下来，没说别的，伸出手来向洪主任要东西。一共是两样：一台东风二十五匹的柴油机，一台水泵。吴蔓玲到底是一个有脑子的人，她向革委会讨要机械化的灌溉设备说明她有眼光了。这么些年了，王家庄的灌溉一直沿用的是最原始的老风车，老风车架在河边上，像天空上面一大摞子大补丁似的。遇上无风的日子，再大的补丁也顶不上用场。还是要靠人力，用双脚去踩水车。一大群壮劳力汉子只能吊在水车上，跟挂了一大排的咸肉差不多，实在也解不了大地的渴。吴蔓玲坐在洪大炮的斜对面，把她的巴掌摊在洪大炮的面前，撒娇了，说：“洪大炮你给还是不给？”洪大炮望着吴蔓玲的巴掌，望着吴蔓玲的胳膊，附带瞅了一眼吴蔓玲的胸，没有说话。他把桌子上的半瓶“洋河大曲”拎起来了，说：“先喝酒。”吴蔓玲撒娇撒到底，说：“不跟你喝。”洪大炮看了看四周的人，很宽很宽地笑了，说：“小吴啊，你要是有胆子把酒瓶里的酒喝了，东风二十五，我给，水泵，我也给。”吴蔓玲没有犹豫，她的动作是迅速的，说风驰电掣都不为过。吴蔓玲提起“洋河大曲”的瓶颈，仰起脖子就灌。临了，放下了酒瓶，直了直脖子，眼眶里全是泪光。吴蔓玲小声说：“洪主任，我代表王家庄六百五十九位贫下中农，谢你了。”场面本来是喧闹的，轻松的，吴蔓玲在她的壮举之后附带上了这么一句，突然感人了。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了动人的力量。酒桌上安静下来。洪大炮说：“小吴，你打个报告来。”吴蔓玲没有“打”，直接从军用挎包里取出了一张纸，摊在了洪主任的面前。这一着洪主任没有料到，开始摸身上的口袋。他在找笔。吴蔓玲拿出钢笔，拧开笔帽，十分端正地送到了洪主任的右手边。吴蔓玲说：“洪主任，酒我喝了，反正我也喝醉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每天盯着你，你在哪里吃我就在哪里吃，你在哪里睡我就在哪里睡。”这话说的，不讲理了，好笑了，本来已经很动人的场景里突然又高涨起来。每一个人都在笑。吴蔓玲却浑然不觉。洪主任没有笑。他神情严肃地望着大家，嗓子里突然发射出七颗榴弹炮的炮弹：“同意的鼓掌通过！”酒桌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洪大炮在吴蔓玲的报告上写上“同意”，站起来，拍着吴蔓玲的肩膀，用钢笔的另外一端戳了戳吴蔓玲的额头；又戳了戳吴蔓玲的鼻尖，十分疼爱地说：“个小鬼。”洪主任后来补充了四个字，“前途无量。”
  严格地说，吴蔓玲这个支部书记的威信并不是靠她的亲和力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东风牌柴油机和水泵进村的那一刻建立起来的。建立的同时也得到了最后的巩固。不仅是王家庄的人，就连全公社的人都听说了，吴蔓玲“前途无量”。吴蔓玲自己当然不会说什么，但是，洪主任的话还是进入了吴蔓玲的肺腑了，她自己也是这样相信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吴蔓玲的内心一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支撑着她，她变得无比地坚定，什么都不能改变。她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离开王家庄的机会，她相信，只要她坚持住，她在王家庄就一定会“前途无量”。
  抽水站正式试水的那一天是王家庄的重大的节日。那一天所有的王家庄的人都出动了。水泵好哇，水泵好。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说对了。毛主席又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又说对了。他人在北京，可他什么都知道。他老人家的话再一次在三大革命当中得到了最终的验证。王家庄敲起了锣，打起了鼓，那是盛大的、群众运动的场面。社员们亲眼看见河水从河里“抽”了上来，白花花地流进了水渠。水渠是新修的，成群结队的孩子分布在水渠的两边，他们顺着渠水一路追赶。胆子大一点的干脆跳进了水渠，汹涌的渠水把他们冲走了，但冲走了还是在渠里。这是幸福水。这是幸福渠。他们一路欢叫，直到每一个人都筋疲力尽。那一天的晚上王家庄的公猪、母猪、白猪、黑猪都在叫。它们饿了。它们不知道王家庄的人们为什么高兴成那样。它们到死都不知道那一天它们为什么会挨饿。
  正是得力于机械化的水利，王家庄的田间管理比较起邻村来就方便多了。下雨了，就在总干渠上打开一道口子，把水放掉一些；要是干旱了呢，再把这个口子堵上，用东风二十五抽上来一些。这一开、二堵，效率出来了。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最让吴蔓玲痛心疾首恰恰正是在这个地方。总干渠是王家庄的，不属于任何一个生产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水多了，这个口子谁来开？抽水了，这个口子又是谁来堵？没人管了。吴蔓玲看在眼里，直心疼。为了这件事吴蔓玲不知道批评过多少人，高音喇叭里也讲了。没用。你一批评他，他反过来就问你：“凭什么就是我？”是啊，王家庄不到七百号人呢，每个人都是王家庄的人，都是“主人”，凭什么不是张三，而是李四来干？凭什么不是三姨娘，而是六舅母来干？这一来坏了，都成了她吴蔓玲的事了。不管还不行。你不管，好，水就在那里无端端地淌，一直淌到共产主义。吴蔓玲没有办法，只能扛起大铁锹，一天到晚在田埂上转。走得太累的时候，吴蔓玲禁不住就会停下脚步，远远地望着抽水站，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委屈，还有一股说不出的寒心。吴蔓玲算是明白了，庄稼人的心目中其实是没有集体的，不要说公社，就是连大队、生产队都没有。庄稼人的心中